兩位世界級富豪，比爾 蓋茨、巴菲特將於9月29日來到中國，並邀請50位中國富人參加一場“慈善晚宴”。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中國項目區主任葉雷稱，並不是每一個富人都對於“巴比”二人的邀請欣然接受。在接到邀請後，很多受邀富豪都會反覆確認是否會在晚宴上被“勸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絕參加晚宴。（9月5日《新京報》）
今年6月，美國首富比爾 蓋茨和股神沃倫 巴菲特率先在美國發出“捐贈承諾”，邀請美國最富有的人和家庭參與，承諾捐出半數財産，用於慈善事業。短短兩個月時間，便有40名資産超過10億美元的美國富豪簽約參加這一活動。《福布斯》今年公佈的富豪榜中，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中國富豪超過百位，僅次於美國。然而，在對待慈善的態度和做法上，中國富豪卻似乎少了一些豪氣。與怕被“勸捐”的反應相呼應的是，中國富人參與慈善的比例很低。據統計，我國每年的捐贈大約75％來自國外，15％來自中國的富人，10％來自平民百姓，企業參與捐贈慈善事業的只佔1％。
究其原因，固然與中美兩國的文化差異有關。美國人推崇“白手起家”式的個人奮鬥，認為來自於社會的財富，最終也應該把財富回饋社會，把過多的財富留給子女是對他們的戕害。中國企業家則普遍認為財富即家産，更願意將其在有限的時間裏盡可能地長期佔用，或是通過家族傳承的方式，傳給自己的後代。不過，怕被“勸捐”的表像之下，更值得關注的是環境和制度方面的因素。
其一，整個社會缺乏慈善氛圍。儘管中華民族自古就有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但現代慈善事業起步較晚，民眾的慈善公益理念尚未形成，整個社會缺乏良好的慈善氛圍和土壤。一些人認為慈善是富人的“專利”，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直接影響富豪投身公益慈善的積極性；還有的不理解富人的捐贈行為，將其與炒作、作秀畫上等號，這種扭曲的公共價值取向使得部分富豪産生“慈善不榮”的念頭，進而對慈善事業望而卻步。此外，貧富差距拉大滋生出的“仇富心理”，也使得一些富豪擔心做慈善會露富，成為眾矢之的。
其二，法規政策缺乏激勵機制。目前許多國家都有專門鼓勵納稅人捐款給社會慈善事業的法律，以美國為例，高達50%的遺産稅和最高10%的稅收減免，使得富豪願意把財産拿出來做公益。而反觀中國，還沒有專門的“慈善事業促進法”。遺産稅至今“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捐款抵稅必須向國家批准的少數基金會捐款才能實現，且3%的優惠幅度明顯偏低。法規政策的滯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障礙。
其三，慈善運作缺乏制度保障。美國基金會等各種慈善組織管理透明，制度完善。哪怕一美元的捐款，慈善基金管理者也要告知捐贈者資金流向，否則將要承擔法律責任。而我國的慈善事業還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機制，慈善組織公信力還不足，財務制度不透明，少數貪污挪用善款行為，更是嚴重挫傷了人們的慈善之心，進而對慈善事業産生信任危機。
巴菲特説過，“承諾捐贈的核心在於，讓富人認真討論他們的財富以及如何使用財富。”中國富豪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才剛30歲，我們希望“巴比”之行能通過慈善理念的倡導，使中國社會財富積累過程中的精英們，重新審視和合理支配自己的財富，切實擔負著引領社會價值走向的責任。與此同時，怕被“勸捐”的事實，也提醒政府部門和全社會營造更寬鬆的輿論氛圍，制定更靈活的政策和法律，配套更完善的管理體系，讓越來越多的富豪們積極主動地投身慈善，回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