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實際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972萬人，提前10年突破國務院批復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也大大突破了“十一五”規劃末常住人口1625萬人的控制目標，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北京環境資源的承載極限。
2005年，北京常住人口是1500多萬，在編制“十一五”規劃時，曾有“力爭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1600萬”的表述，北京市人大當時認為這個目標難實現，改為“要按照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批復中提出的人口規模控制目標和要求，運用經濟、行政、法律等有效手段，實施綜合調控，分階段控制人口規模過快增長”。五年過去，“十二五”規劃編制在即，五年人口增加近500萬，增速還是出乎意料。
面對高速增長的人口造成的環境、資源等方面的壓力，如何控制人口規模過快增長，勢必成為北京市“十二五”規劃的重要議題。從五年來北京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看，流動人口成為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而流動人口的快速增長，可以通過兩個數字揭示其中的緣由：從2005年到2009年，北京成交的商品住宅外埠個人購買的佔32.3%；2008年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人口占學生總數的4成。
這説明，北京人口快速增長的根源，不外乎：首先，北京首都概念的虹吸效應足以吸引很多人希望在北京擁有住房；其二，教育等資源的過度集中，很多人也希望在北京生活；其三，産業結構低端，北京既有現代金融、高科技、現代製造業等高端産業，也有大量的傳統服務業、低端第三産業，而低端産業對流動人口具有極大的吸附作用。
對如何控制北京的人口規模，緩解對環境等造成的巨大的壓力，有人曾提出通過高房價的“擠出”效應，使一部分人自動離開北京，也有人提出通過直接行政的手段控制北京人口規模。但事實證明，這兩種思路不僅沒有針對性，而且，過高房價“遮罩”的也可能是北京急需的人才。
北京的人口問題，説到底是“大城市病問題”，在城鎮化的思路上，只注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建設，使資源、人才等向少數大城市集中，忽視了更多的中小城市的發展，使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之間形成了發展鴻溝，造成了大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虹吸”效應。以北京為例，負面影響就是形成了“環京津地區貧困帶”。
未來10年，中國將進入城鎮化的最快10年，如果依然走以前的老路，則必然陷入目前北京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資源環境的不堪重負，另一方面是人口依然源源不斷涌入。
因此，解決北京人口問題的關鍵並不在北京，北京能通過産業結構調整，減少一部分低端流動人口，也能繼續實行僵化的戶籍制度阻止人口的進入，但如果教育、人才、醫療等資源繼續向北京集中，這種“虹吸”效應依舊會使北京的人口高速增長。
疏導北京等大城市人口的關鍵，在於全國的調整，在以後增量的各種資源中，不能再大量集中在中心城市，而要向中小城市傾斜，重點發展中小城市，縮小中小城市在教育、醫療等方面與中心城市的差距，通過建立高屋建瓴的公共政策，使得人才、教育、醫療等資源不再集中于大城市。“圍魏救趙”，分散資源，提升其他城市的品質，方是未來城鎮化的必經之路，也是減緩中心城市人口增長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