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大地之子黃大年

　　“黃大牛”與“大黃牛” 

　　2010年春，北京百萬莊大街26號。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大門口，時任副院長董樹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輛計程車停在路邊，一個戴著眼鏡、背個雙肩包、踩著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車，大步流星地朝這邊走來。

　　就是他！黃大年！董樹文習慣性地看了下手錶：比約定時間還早十分鐘。心下不禁對此人多了幾分讚許。

　　坐定後，董樹文開門見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過去研究什麼方向？”

　　“我在國外時搞過一些戰略核心技術，我是唯一一個沒有論文的國家‘千人計劃’專家。”

　　董樹文心裏一愣。雖然研究領域不同，他從寥寥數語中已讀出黃大年特殊的才華和本領。

　　“如果請你負責，時間比較緊，能不能趕得上？”

　　“董院長，我過去有基礎，應該沒問題。”

　　作為首席科學家，董樹文正在全力推進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測專項（SinoProbe）。該項目設置8大項目49個課題，集中了國內118家機構、1600多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參與其中，吹響了中國向深地進軍的“集結號”。

　　當人類因人口膨脹、環境惡化敲響“資源枯竭”的警鐘時，埋藏在地層深部的豐富資源卻在靜靜沉睡。從理論上講，地球內部可利用的成礦空間，分佈在從地表到地下1萬米，世界先進水準勘探開採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當於給地球“掏掏耳洞”。

　　對中國而言，向地球深部進軍已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戰略科技問題。我們不僅探測水準落後歐美國家近30年，礦産資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氣開採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複雜的國土迄今還沒有被勘查過，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也亟待探測和守護。

　　考慮到中國在深探裝備領域長期依賴進口的情況，有關部門提出在深探專項八個項目已全面啟動的情況下，追加第九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製與實驗”。該項目斥資3億元人民幣、牽涉技術領域眾多，誰來“挑頭”直接影響整個大項目的進度和成果。彼時，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經制定了初步方案，黃大年回國後，在科技部和財政部有關領導的引薦下，董樹文與黃大年見了這一面。很快，董樹文召集幾家單位共同商定，時任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朱日祥院士同意請黃大年主持該項目。這個項目為黃大年量身定制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平臺。

　　如果説“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項目就像在飛機、艦船、衛星等移動平臺上安裝“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礦藏和潛伏的目標，那麼“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製與實驗”項目就是研製給地球做“CT”和“核磁”的儀器裝備，讓地下兩公里甚至更深處都變得“透明”。

　　黃大年感到，這是祖國對他莫大的信任，這兩個項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齊飛，祖國的深探事業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進，把“國家失去的30年時間追回來”。

　　孰料，在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首次討論會上，黃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譁然。

　　他説：“既然我們落後很多年了，就不能從零開始，而是要把國外最先進的設備買過來，對關鍵部位和插件進行升級改造，讓我們的‘藍軍’直接進入‘紅軍’的心臟，一舉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謂“藍軍”，原指在軍事模擬對抗演習中專門扮演假想敵的部隊，通過模倣對手的作戰特徵與代表正面部隊的紅軍進行針對性的訓練。黃大年的“紅藍軍路線”，就是通過紅軍、藍軍之間的結合與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聽到這種“紅藍軍路線”。中國地學界長期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榮，黃大年這種“把人家後臺數據庫買過來，進行插件升級再賣回去”的想法，可謂“驚世駭俗”。

　　絲毫不介意眾人異樣的眼光，黃大年繼續説：“好比一場馬拉松，別人已跑了半程，中國要從頭起跑，恐怕很難能趕上，我們也等不及，必須另辟蹊徑！”

　　會上，董樹文雖然也沒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從大年嘴裏説出來，一定有著深遠的考慮。”

　　會後，黃大年拿出他的調查，向董樹文解釋説，中國深部探測的主要關鍵設備九成依靠進口，國內中檔設備可用的佔不到10%，甚至這裡面還有不少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也是國外的。國外拿出一套設備，肯定是市場賣一套，家裏存一套，正在研發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後發優勢，我們和國際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並且始終難以縮小。

　　董樹文被黃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後發優勢”説服了。

　　“首席支援我，我就這麼幹。”黃大年雷厲風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場調研。沒過多久又旋風式地來到北京，張口就説要建平臺。

　　“什麼平臺？”董樹文看著眼前的他，還是背個大包，興衝衝進來。

　　“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體平臺。”黃大年邊回答，邊掏出手絹擦著汗。

　　搞油氣的人知道，平臺是一套軟體系統，所有的地質、地球物理和鑽探數據在這裡整合。黃大年提出的預算，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可以買兩套。

　　“你買兩套幹什麼？”

　　“不是，我只買一套，咱們連後臺和元數據都買回來，買回來以後做插件，馬上去升級，升級以後我再賣給他。”

　　董樹文最終批准了。很多人聽説後搖搖頭，並不看好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兒”。

　　可是黃大年不以為意，他就像一台剛剛裝載的新馬達，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機器的轉速帶到最高。

　　他找人翻譯出版了一本《瘋狂科學傢俱樂部》，送給參與項目的各個機構和單位，書仲介紹了美國進行組織創新、開展大科學研究項目的先進經驗。他逢人便説：“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發的，而是系統的整合的，應該借鑒國外大企業的組織管理模式，組織重大科研項目，徵集最優秀的科學家，一起完成重大攻關。”

　　他又引入一套項目管理系統，把第九分項的任務分配到每月、每週甚至每天，用電腦記錄工時。哪些屬於智力問題、哪些屬於資源問題、哪些屬於人為阻礙，他會實時監督、直接干預、詢問指導。

　　有的人直接抗議：你把科學家當什麼了？！我們是科學家，不是機器人！

　　黃大年卻堅持：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一週的目標就是一週的目標，每天幾點到幾點必須把目標完成！

　　晚上11時，黃大年通常會登陸管理系統，瀏覽每個環節的工作進度：項目是否進展順利？之前的問題是不是解決了？技術和資源上有沒有他能予以支援的地方？

　　對黃大年來説，這個軟體就像是一片安眠藥，吃了這片藥，今晚就能睡個好覺；同時它又像是一支興奮劑，點開一看，他提筆就列出一個問題單，往往又是一夜無眠……

　　可是，沒過多久，出毛病了。黃大年發現，自己渾身的勁兒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認為“外來的和尚亂唸經”，壓根兒不認可他的學術權威和領導能力。

　　焦慮、失眠、進度拖慢……黃大年一度患上帶狀皰疹，甚至萌生了辭退首席科學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輕易把這片剛剛看到的陽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説：“我再考慮考慮，我沒想到，真的很難。”

　　他常常一個人，走在學校操場的跑道上。團隊師生不忍心去打擾他，“黃老師想幹事，我們能理解他那種痛苦，也能感覺到他那種孤獨。”

　　他就像一隻孤雁，循著認定的方向，逆風而行，直到望見那片遼闊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氣。

　　2010年7月，有關部門邀請70多位“千人計劃”專家赴北戴河療養。和這群“千人計劃”專家在一起，黃大年感到輕鬆自在，思路開闊不少。

　　“大家有一樣的理念、一樣的情懷，回國以後都遇到不少類似的苦惱。”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回憶，他和黃大年在那裏初識，找到一種“無須語言交流，一個眼神就夠”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前來探望，傾聽大家的想法建議。

　　“國家領導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經過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黃大年的心境變得從未有過的曠達，就像暴風雨過後的大海，浩瀚而平靜，又像鼓滿風帆的航船，期待著新的遠航。

　　回到長春，他發現電視裏播了新聞，“周圍的環境很快發生了改變”，他的創業熱情再度迸發。

　　黃大年找來釘子、錘頭，親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辦公桌對面的墻上，還對團隊成員説：“士為知己者死。國家這麼一搞，大家對我們‘千人’專家的認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幹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專項第九項目傳來捷報。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體平臺的24個插件完成了，整個系統實現了升級換代。

　　黃大年大張旗鼓地在全國搞了一次培訓，當初賣給他平臺的公司發現：“你們用的怎麼比我們的好？我們也要買這套系統。”黃大年嘿嘿一樂：“項目完成後成交！”

　　這就是“紅藍軍路線”！誰也沒想到，黃大年一擊即中、實現預期目標！如同撥雲見日，整個中國深探領域的思路一下子打開了！

　　“地殼一號”萬米科學鑽被稱為“入地望遠鏡”，是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核心內容。

　　董樹文受到啟發，提出建議：“我們能不能用大年的觀點，做萬米鑽機？”研究單位説：“我國目前只實施過5000米科學鑽探，目標研發7000米鑽機已經很不錯了。”

　　董樹文説：“石油勘探已經使用的萬米鑽機，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平臺上，研製核心部件升級改造，一步到位。”

　　對方又説：“可是我們花了1900萬元購買的是7000米的平臺。”

　　“那再爭取預算，向財政部報告。”

　　後來，“地殼一號”這個完全擁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龐然大物從四川運到大慶油田時，用了50輛六軸大貨車運送，一舉創下了地下6000米鑽探的亞洲紀錄，並且還在向地心進發。

　　被國外一直壟斷的設備終於換上了“中國芯”！中國成為繼俄羅斯、德國後，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地下萬米鑽探技術的國家。黃大年團隊成功了！過去不服氣的人開始另眼相看，一些人還友好地送他個綽號——“黃大牛”。

　　于平漸漸發現，來找黃老師的單位越來越多，想要尋求他支援的課題越來越多，黃老師承擔的任務越來越多。

　　雖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學教授”這一個名頭，可實際上，他承擔了國土資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的項目決策、專業諮詢、課題評審等很多義務工作。

　　于平經常會在半夜接到黃老師的緊急電話，讓她組織團隊即刻進行一些數據分析。有很多事，屬於國家應急需要，與團隊的工作並不相關。

　　不僅于平，團隊成員都怕黃老師的“奪命連環CALL”。于平也勸他，咱能不能少管點兒閒事？結果他呵呵一樂道：“都是國家的事，哪有閒事。”

 

　　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于平在黃大年的辦公室裏講述黃老師的故事（2017年6月16日攝）。在於平看來，黃大年當年毫不猶豫地放棄英國國籍並在長春買房定居，“就是沒有給自己留後路，就是要在這裡幹到底了。”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後一絲心血後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 攝 

　　黃大年還應邀擔任國家“千人計劃”聯誼會科技創新工作組副組長，牽頭髮起成立鯤海創新研究院，並擔任首屆副院長，組織“千人計劃”專家與國家戰略發展需求進行有效對接，使其成為推動前沿技術與軍民融合發展的公益平臺。

　　在黃大年的感召發動下，越來越多的“千人計劃”專家和海歸科學家開始意識到：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僅要具備深遠的戰略眼光，他規劃與完成的事情，應該服從於國家需要，應該站位於國際前沿，應該整合符合國家利益的成果，更應該具有可以衝向世界巔峰的創新力量。

　　浙江大學醫學院杭州濱江醫院副院長、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田梅清晰地記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屆“千人計劃”執委會擴大會議在京召開，黃大年就像每次一樣，提著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趕來，滿頭是汗。然後，他觀點鮮明、邏輯嚴謹地分析了我國在科研領域方面的短板，又從規劃政策、組織攻關、創新創業、實施舉措等方面提出意見。會議剛結束，就又趕往別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黃大年辦公室裏的九組書櫃塞得滿滿噹噹，除了專業書籍、項目報告，還有一沓又一沓的學術筆記、發言彙編。最右側的櫃門裏，挂滿了參加各種會議活動的掛牌，下面還極不相稱地塞了一床棉被。無數個趕進度、做課題、修改材料的深夜裏，他就是裹著這床被在沙發上湊合幾個鐘頭，第二天站起來又是精神抖擻。

　　大家又給這位“黃大牛”起了一個綽號——“大黃牛”。

　　“彎道超車”的“大年童話” 

　　2010年元旦過後，黃大年就急火火地上班了。這天下午，地探學院組織文體活動，很多人聚在乒乓球室，熱鬧地操練起來。

　　剛剛留學歸國不久的于平正在候場，聽到觀眾中傳來一陣議論。她順著大家的目光望去，一個穿著暗綠色棉服、背個雙肩包、腳踩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正大步流星地走來。

　　“那就是黃大年，從英國回來的大專家！”

　　作為地探學院的畢業生，于平對黃大年的威名早有耳聞，可她萬萬沒想到，輪到她上場時，竟是和這位大專家同臺競技！

　　黃大年可不是為了打球而來的。他一邊打球，一邊觀察著對面這個扎著馬尾辮、球速很快的女同志。而于平也發現，黃老師的注意力根本沒在球上，他不時和旁邊熟悉的老師説幾句話，然後樂顛顛地去撿他的漏球。

　　休息時，黃大年招手把于平叫到場邊，微笑著説：“于老師，我是黃大年，我從英國回來，現在想在咱們學院創設移動探測技術平臺中心，我查閱了你的資料，很需要你的幫助。”

　　寥寥數語，讓于平對這個大專家心生親切。很快，她與一批青年學者都被黃大年招到了麾下，“吉林大學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的牌子挂起來了！

　　移動平臺探測技術是世界科技強國竭力追求的核心技術，也是國家科技實力的重要標誌。黃大年把在英國原有的研究基礎和方向都進行了擴展，瞄準海陸空三棲的移動平臺探測技術——海上有無人船，水下有無人潛航器，空中有無人飛機。

　　由於這一技術難度高、覆蓋廣、應用性強，涉及多項交叉學科，黃大年又找到林君，向這位大學好友提出了一個大膽設想——在吉林大學設立新興交叉學科學部。

　　為什麼要搞交叉？

　　因為這是中國實現“彎道超車”的唯一機會！

　　黃大年涉獵很廣，他在英國時的研究涵蓋地學、資訊、軍民融合等多個領域，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中國雖然拿到了新一輪世界科技競賽的入場券，但必須牢牢抓住創新這個“彎道超車”的機遇，才能追趕歷史的潮流。

　　知易行難。要真正找到學科之間的結合點，形成一個新領域並不容易。2012年，從儀電學院畢業的焦健加入了黃大年的團隊。師徒二人用了兩三年時間，才確定了焦健的研究方向——“平臺和感測器”。

　　“這是移動平臺探測急需的研究，把硬體和軟體結合起來，也是未來交叉學科研究的方向。”焦健清晰地記得，黃大年為他規劃研究前景時，眼裏迸射的光芒。

　　哪些是國際上炙手可熱的大學科？怎樣讓基礎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尋求突破，在差異中做出增量”？如何儘快把跨學科人才匯聚到統一機制下開展工作？

　　黃大年的大腦一刻不停地高速運轉。他常常來到辦公室對面的“茶思屋”，放一段音樂，斟一杯咖啡，然後，倚在吧臺旁邊，望向墻上懸挂的、一張張地學前輩的肖像照片。

 

　　在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的“茶思屋”，吉林大學統戰部副部長任波回憶與黃大年共事的情景（2017年6月16日攝）。當年黃大年回國後就開闢出來一間“茶思屋”，供師生平時休息、交流所用。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後一絲心血後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 攝 

　　時光退回到半個多世紀前：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家建設時不我待，建校籌備如火如荼，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礦産地質勘探局副局長喻德淵致信，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徵詢意見，李四光提筆回復：“今天人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人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點。從這個原點出發，黃大年腦海中的關係脈絡網不斷延伸——

　　“咱們學校有學者參加南極科考，能不能研製全地形車，完成在極寒、溝壑、全時段極限條件下的通訊、交流和作業？”

　　“‘雲端遠端控制’技術發展很快，能不能開發野外作業醫療看護車？這個目前在國內還是空白啊。”

　　“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南極內陸地區鑽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資源與安全領域跟建設工程學院、環境與資源學院聯合做些事情？”

　　……

　　科學是嚴謹的，但離不開奇思妙想。巴爾扎克説：“真正的科學家應當是個幻想家。”

　　黃大年就是這樣的“幻想家”。

　　與探測儀器專家合作研發深地探測儀器裝備，與機械領域專家合作研發重載荷物探專用無人機，與電腦專家合作研發地球物理大數據處理與解釋系統……在黃大年想要構建的“科研特區”中，沒有什麼不敢想，也沒有什麼不能做。當很多人還站在2.0時代，他已經望到了4.0時代。

　　每冒出一個新想法，他馬上去找熟識的專家探討一番。然後，連夜搜尋資料、進行調研論證、設計實現路徑。有的人一邊和他討論著，心裏也犯嘀咕：黃老師説的怎麼都像童話，能實現嗎？

　　然而“大年童話”的擁躉越來越多：眾多“海歸”慕名而來，馬芳武、王獻昌、崔軍紅等“千人計劃”專家也在他的遊説下相繼落戶吉林大學。黃大年的辦公室裏常常高朋滿座，眾人圍繞一個問題談得眉飛色舞，辯得口乾舌燥。

　　時任吉林大學統戰部副部長任波知道，為了編織一張更大更密的科研網路，黃大年付出了不為人知的心力。

　　2013年10月，歐美同學會舉行成立100週年慶祝大會，黃大年作為海歸科學家代表應邀出席，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內心備受鼓舞。

　　他回到長春後不久，就主動打電話給任波，“國家對海歸這麼重視！我們更應該傾盡所有報效祖國！擔任會長的事兒，我就不推辭了！”

　　任波又驚訝又感動，愣在電話那頭説不出話來。彼時，學校留學歸國人員聯誼會正在醞釀改選，大家心服口服的會長第一人選，就是黃大年。可他實在太忙，任波提過一次之後，就再也不好意思找他。

　　黃大年欣然出任，其實還有別的“算盤”。他覺得，從國家需要和世界一流角度看，我們雖然努力了，但還很不夠，還得快馬加鞭，招攬更多高端人才。

　　他把目光投向“海歸”群體，一個腳步匆匆的身影，就這樣走進了吉林大學300多名海歸知識分子的靈魂。聯歡郊遊、調研開會，只要不出差他保證場場必到，陪大家唱歌、為大家照相。

　　有一次，學校為海歸人員組織藝術沙龍，那是黃大年回國後第一次走進KTV，按要求，每個人都要唱一首。黃大年很謙虛地對任波説：“哎呀，我特別喜歡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調。”

　　在大家鼓動下，他上去唱了一首《壟上行》，結果一發不可收，《我的中國心》《祖國，慈祥的母親》《我的祖國》……他一首接一首。

　　唱畢，大家一致認為，當天的麥霸是黃老師。任波問他：“黃老師，你知道麥霸是什麼意思嗎？”他像個孩子似的興奮地説：“麥霸？是一種榮譽吧？”

　　他的回答，讓大家愣住了。這個把愛國歌曲唱得如此高調的大年學長，是多麼樸實而率真！他那顆童話般的純真之心，征服了所有人！

　　2014年學校中秋晚會，黃大年因為一首歌，落淚了。

　　演唱者藝術學院副教授姚立華剛走下舞臺，發現黃老師在舞臺的一角等著她。她走上前去，剛想問候，竟發現這位大專家的眼角挂著淚珠。

　　黃大年一字一頓地説：“姚老師，聽了這首歌我感動得落淚，請理解，我們常年在國外的這些人，對祖國的愛很深、很深。”

　　彼時，姚立華剛剛從俄羅斯深造歸國，她十分驚喜地發現，自己在演唱這首歌時所投入的情感，都被黃老師感受到了。

　　作為我國著名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郭淑珍的弟子，姚立華把演唱的品質看得很重。曾經，每每駕馭《我愛你，中國》這類高難度歌曲，她心裏多少有些“小滿足”，後來，到了國外，很多華人聽到這首歌都會淚流滿面，她感到他們對祖國的愛是那麼真，就像孩子對母親的依戀，這種歌者與聽者的互動，讓姚立華內心深處的情感被點燃了。回國之後，遇到黃大年，更讓她發現，在自己身邊，還有如此同頻共振的人。

　　祖國，就像生命中最激越的音符，撥動著黃大年的心弦。那一首首歌，也讓他與一大批海歸學者分享著同樣的心、難得的情。

　　“我和大家一樣，沒有‘深厚感情’就不會回來並喜歡上這塊零下20多攝氏度的黑土地；沒有‘科研激情’、沒有‘心情的陽光’和聊以自慰的‘藝術的陶醉’，就不會有始終如一的堅持、初衷不變、童心難改。”深夜“冒泡”，黃大年常常在吉大海歸微信群裏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話。

　　他就像個鄰家大哥，關照每一位“大家庭”裏的海歸人員，引領著大家去尋找回國後的坐標。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訊和水下網路領域備受矚目的吉大校友崔軍紅回國探親，經人引薦見到了黃大年。

　　“中國水下國門洞開”，黃大年直入主題，語氣中的憂慮讓崔軍紅深有共鳴。跟黃老師從事的深地探測一樣，崔軍紅從事的水下通訊在國內也面臨著高端設備依賴進口的處境。

　　“咱們學校的新興交叉學科學部正在醞釀，你可以申報國家‘千人計劃’，回國創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門心思把一件事做好……”聽著黃大年的話語，崔軍紅有些心動，但也顧慮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國的平臺已足夠大，如果和黃老師聯手做事情，應該前景可期。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國生活16年，自己能否適應國內情況，也有些拿不準。

　　黃大年看出她的猶豫，邀她到自己的團隊參觀交流，又給她展示近年來的項目成果。崔軍紅問道：“黃老師，咱們要搞海洋探測，可是吉林沒有海啊？”黃大年躊躇滿志地説：“沒關係啊，哪有出海口我們就向哪去啊！只要有決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沒有海，但眼前這位學長海一樣的胸懷深深觸動了崔軍紅。2016年6月，崔軍紅作為“千人計劃”專家簽約吉林大學。

　　從那以後，黃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導師。每當她有困難、發牢騷，黃老師都會用親身經歷鼓勵她，“你看地質宮現在很好，當時屋頂都是漏水的；修建無人機庫的時候，也遇到很多問題。這麼多人，這麼多環節，都需要時間，我們還是要有勁頭、有耐心，事情總有一天會做成的。”

　　事情總有一天會做成。這個信念，燃燒著黃大年生命的燭火。而那澄凈的光，照亮著一位又一位學者前進的道路。

　　“黃老師，您該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來找他探討問題，一看他兩眼通紅，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沒事兒，再吃兩個烤苞米就好了！”黃大年掄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説，“對了，有個在新加坡工作的賈繼偉回來探親，晚上我叫了他來我家，你也來，咱們一塊兒吃餃子。”

　　“你那麼忙，怎麼還讓人去家裏？”馬芳武説，“咱們在外面吃一頓也行啊！”

　　“沒事兒，就是要讓這些年輕海歸感受感受，現在國內不比國外差！”

　　就這樣，他拉著馬芳武等人借“千人計劃”聯誼會、吉林大學留聯會等平臺，不斷尋找、聯絡海外高端人才，想盡各種辦法吸引他們留在國內、紮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報告交到了校務委員會的案頭：在黃大年的倡議下，經過為期一年的醞釀討論，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籌備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個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電腦學院、國際政治係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區”初步形成。黃大年也成為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學部長。

　　于平看著報告默默發呆：交叉學部這件事，當初大家心裏都沒太有底，可是黃老師硬是把一個個虛幻抽象的概念，漸漸都變成現實，把各個學院、學校內外的力量，慢慢擰成一股繩。

　　黃大年看著報告深深舒了口氣，他的頭腦裏立刻又蹦出一連串問號：手機會不會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交通樞紐能不能變成拓撲網？汽車能不能實現無軌運作？外太空能不能開發礦産……

　　如今，曾經對“大年童話”的質疑已湮沒無聞，一個個“大年童話”正在變為現實，在衛星通信、汽車設計、大數據交流、機器人研發等諸多領域，一個個“奇跡”正在涌現，幾乎覆蓋吉林大學近三分之一的專業。其間，又衍生出許多新課題、新方向、新學科，由“大年童話”孕育的“科研特區”未來將有望帶動上千億元的産業項目！

　　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黃大年的好友、時任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楊長春接到了他的電話。聊了沒幾句，楊長春就聽出黃大年情緒不對。其實，他已風聞“圈裏”一些議論，大概是説黃大年“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項目啟動要先寫規劃，有些專家承擔的科研任務比較多，不能全程參加，他不論名頭大小，一律通報：“如果想要點卯挂名，就不用來了。”開論證會，無論什麼人在場，他發言從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氣，而是直面問題，一針見血。

　　又比如，參加項目評審，他語氣和善，卻隨時“開炮”：數據引用有問題，他立刻指出；指標參數不清晰，他不予簽字；PPT裏有錯字，他也要一一糾正。

　　黃大年想不通，説：“這都是按科學規範做事，為什麼有人不理解？”

　　楊長春勸他道：“你剛回來，人生地不熟，你這幹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黃大年卻説：“我就是想幹成事，不這麼幹不行啊。”

　　很多機構和單位想要參與深探專項第九項目。黃大年不看介紹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鑽進人家的實驗室和車間，查驗對方的資質水準。“相中”了以後，他就直接給對方打電話，上來就和人家説：“我有個上億元的項目，你們的技術符合我們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經費，一起合作完成這個項目。”接電話的人一開始還一頭霧水，以為是騙子，有的還曾打電話到吉林大學核實真偽。

　　有一段時間，劉財陪同黃大年外出拜訪、爭取經費，發現“大年到了人家那兒，從不談錢”。

　　有一次，見財政部一位司長，兩個多小時，黃大年“掰開揉碎”地只講國際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術，這些技術對中國有什麼用，似乎把經費的事情忘在腦後，讓一旁的劉財暗暗心急。沒想到那位司長還沒聽夠，中午把他們留下來吃了盒飯，此後不僅痛快地批給經費，還一直追著黃大年做項目。這種情形在平時是很少見的。

　　有自認為和他關係不錯的專家找來，想替某科研機構“拉點兒經費”，他一句“我沒有敵人，也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直接把對方噎了回去。後來對方發現，就連黃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學也沒有多拿一分錢。

　　黃忠民看他整天飛來飛去，手頭的項目卻大多給了外校，十分不解地問他：“我説大年老師，你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這麼忙？你忙我們地探學院的事情我當然大力支援，忙吉林大學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援，但是你幫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出謀劃策，幫他們設計項目，他們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他們要爭取到一大塊錢，可能意味著咱們這邊要少一部分經費了……”

　　黃大年卻十分耐心地對他説：“忠民，咱們不能那麼狹隘，我們要站在國家層面來考慮問題。我們能力之外的，就應該聯合國內更多高校共同來把事情做好。”

　　對於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潛這樣詮釋：“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

　　黃大年就是這樣一個人——以出世的態度做學問、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態度愛國家、愛科學，殫精竭慮。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黃大年發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項目第九分項要召開月度項目課題組長視頻答辯會。

　　“怎麼回事？小王，你都催過了嗎？”黃大年邁著大步，急匆匆地跨進會議室的門。

　　“都催過了啊，黃老師。”王鬱涵偷偷瞄了一眼墻上的鐘錶，9點50分了！

　　此時項目千頭萬緒，正是確定各個課題具體目標的關鍵階段。距離開會還有10分鐘，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還沒收齊，多個視頻會場的人也沒到齊。

　　“人浮於事！”大手一揮，黃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蓋手機砸向地面，手機螢幕摔了個粉碎，在場的幾個人都驚呆了。

　　“我們拿了這麼多納稅人的錢，怎麼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彙報的PPT不好好做，開視頻會也不按時到？我們得遵守契約精神啊！”那天會後，黃大年還在生氣。王鬱涵默默地把手機遞給他，螢幕已裂成了蜘蛛網。

　　事後，黃大年和董樹文坦言道：“我有時很急躁，我實在無法忍受有人對研究進度隨意拖拉。我擔心這樣下去，中國會趕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來，逐步跟你的想法對接！”董樹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樣，我就不用回來了！”黃大年執拗地説。

　　董樹文因此得出一個結論：別看大年平時樂呵呵，急脾氣上來很犟的，“九頭牛都拉不回來”。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黃大年著急啊！他急一身絕技施展不開，他更急在深探領域祖國和世界看得見卻摸不著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們國家成為在國際上真正具有競爭力的、掌握高精尖技術的國家，他覺得就應該抓緊實幹！

　　黃大年堅持以項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協同。他提出“滾動中淘汰”，“前期給了500萬元，幹得不行，下一期的錢就收回來”。“千人計劃”專家王獻昌很吃驚，“錢都答應給了，怎麼可能收回來呢？”

　　可黃大年硬是拉下臉來，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國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機制。

　　楊長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極限，他不是去搶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巔峰在哪兒、極限在哪兒，他想到了極限，就爭分奪秒去跨越極限、趕超極限，這就是他著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談多次，到最後黃大年説：“咱倆聊過以後我心裏好受多了。我回來幹嗎？不就是要迎接這些挑戰嗎？！我一定會適應環境，努力去改造環境。”

　　在祖國的科學事業面前，黃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處的熔岩，噴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專項經常開會，特別是在策劃重大專項時，議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開會。可身在長春的黃大年十次有九次都會按時出現。董樹文説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專家組成員。

　　高平問他：“你累不累？前天剛走，今天又來。”他卻説：“這麼重要的會我一定要來。”

　　高平很感動，她從沒看到黃大年疲憊的樣子。看著他聚精會神的樣子，她不知道他犧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時間，又可以想像，他是怎樣行程滿滿，天南海北地奔波。

　　會議討論時，黃大年的那種方式一開始讓董樹文也受不了。他跟人們也交流過，會上最直言的就是黃大年，臺上還沒講完，他底下就給你“搗亂”。

　　“院長，這個目標我認為定得有點兒不太科學！”

　　董樹文隱忍地問：“大年，你等我講完再説行不行？”

　　結果黃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們不能這樣説！”

　　慢慢地，董樹文意識到這不是壞事，間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後，凡是深探項目的會議，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討論，不再“彎彎繞”，也沒了背後的“小動作”。

　　深探專項第九項目做第一次年度彙報的時候，黃大年的課題按次序被排在最後。他上臺彙報的時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領導和專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滿臉疲態。黃大年當著眾人的面跟董樹文“發飆”了，“領導怎麼這麼不重視？兩天的會，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視！”

　　“我怎麼不重視了？”

　　“裝備是深探事業的硬體基礎和關鍵支撐，你把我的彙報安排在最後一個，大家都沒有興趣聽了，自然也就不會有什麼意見反饋，這麼做還有什麼意思？”

　　董樹文聽了，覺得有道理。第二年彙報，他説服其他項目，把第九項目安排在了第二個，結果黃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塊兒糖，心滿意足。

　　從會議形式的創新，到項目機制的變革，深探專項不是第一塊“試驗田”。一張表格上，密密麻麻記錄著7年間黃大年一力承擔的諸多項目。還有許多項目，無法在這張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國家‘十二五’科技創新成就展”上，黃大年與中國科技界首位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國際著名量子通信專家潘建偉、國際著名生命科學專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並不清楚黃大年從事的地球探測項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卻記住了他和善的微笑，還有他簡潔明快的座右銘：“為夢想而行動的人是不會被埋沒的。”

　　為夢想而行動！7年間，黃大年帶領400多名科學家創造了多項“中國第一”：地面電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製取得顯著成果，為産業化和參與國際競爭奠定基礎；固定翼無人機航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製成功，填補了國內無人機大面積探測的技術空白；無纜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統工程樣機研製突破關鍵技術，為開展大面積地震勘探提供技術支援；萬米大陸科學鑽探工程樣機“地殼一號”橫空出世，超深井大陸科學鑽探工程向前邁進……

　　而颳起“大年旋風”的深探專項，更是以第九項目的結題為標誌，深部探測能力已達到國際一流水準，局部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我國深部探測5年取得的成果超過了過去50年，國外專業期刊這樣評價：中國已正式進入“深地時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見的貢獻；有些事情，是潛移默化的影響。

　　高平説：“大年對待科學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權不唯關係，不允許‘你好我好大家好’，帶回來一股清流。”

　　以至於有些會議他不到場，有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就會問：那個“愛提問題”的專家怎麼沒來？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認為，“黃大年能圍繞一個問題講到方式方法的層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沒擰緊’‘線畫得不直’等表面的問題去規避風險。”

　　很多青年學者見了他，總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過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僅會提出課題報告中有哪些問題，還會提出下一步怎麼改進、怎麼規劃、怎麼轉化成産品。

　　黃大年説：“我在國外時接待過很多國內的團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訴他們，不要再走彎路。”

　　楊長春感到，如果一個首席科學家，認真地、帶著情懷去做一件事，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還是會推動起來的。有很多過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後來也感到，黃大年的建議是有益的、真誠的，也開始向他求教、與他交流。

　　漸漸，只要知道他在學校，總會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師來請教，在辦公室門口排起長隊。別的學校要申報課題，只要他認為符合國家發展戰略，他就幫人家跑項目、跑資金，把競爭變成了合作。

　　王鬱涵開玩笑説，“得準備個叫號機”了。那些學術問題，哪有那麼容易講清楚，可是黃老師從來不嫌煩，會給他們掰開揉碎地講上兩三個小時。

　　輪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卻抽不出時間了。學校領導幾次催他抓緊申報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頭不重要。”代表單位參加學術會議或講座，他能一口氣準備十幾頁的材料，但要讓他填報個評獎材料，半頁紙都不到。

　　他的團隊分分合合。有的人覺得跟著他撈不著名頭，走了；有的人迫於養家糊口的壓力，也走了。為了留住“剛剛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學校、想辦法，掉過不止一次淚。

　　有人勸他：“黃老師，咱也當個領導，這些問題不就好解決了？”可他説：“要是需要這些，我就不回來了。我們是為國家做事，只要塌下心來，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黃大年的辦公室看了看。他熱情地帶著她從這間屋走到那間屋，從這個設備看到那個儀器。

　　看到這些與國外完全接軌的開放研究空間，高平問他：現在這裡是不是有你在國外工作時的影子？黃大年高興地回答説：“你看！我有一支團隊了，不是我教他們學，我們是一個共同創新的整體，將來是要乾大事的！”

　　黃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設計的茶思屋。在507辦公室的對面，有一間10幾平方米的房間，乾淨素雅，沙發、音響、投影、吧臺……入門處的書架上，擺放著最新出版的國際期刊和學術雜誌。直通屋頂的歐式酒櫃上，團隊的獎狀獎盃擺在最上面，白酒、紅酒、香檳擺在中間，下面微波爐、咖啡機、麵包機一應俱全。

　　從一間空屋子開始，黃大年用自己的錢，一點一點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當。在這裡，他常會愜意地煮一壺咖啡，與來訪的外國專家交流觀點。或是叫上三五團隊師生，來一場“頭腦風暴”。每年耶誕節，這裡的聖誕樹、蛋糕、水果、啤酒，還有空靈的聖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康橋生活。

　　黃大年拉著高平在茶思屋門口合了影。高平驀地發現，大年鬢邊的白髮多了，肩膀有點兒塌，臉色也沒有在國外時滋潤。可是他站在那裏，那種意氣風發的感覺，仍似一個朝氣蓬勃、以夢為馬的青年。

　　“大年號”無人機：完美弧線的背後 

　　“顯利，不用説了，咱不幹了！”

　　2014年9月的一天，507辦公室，黃大年一拍桌子，厲聲打斷了團隊成員于顯利的彙報。

　　王鬱涵送進來一杯咖啡，知道是無人機庫的事情進展不順，勸道：“黃老師，您先消消氣。”

　　“是啊，您消消氣，您看咱們都走到這步了，現在不乾太可惜了。”于顯利也勸。

　　于顯利的手裏，攥著一張紙，那是搭建無人機庫的審批申請。作為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究的關鍵環節，無人機的研製與存放需要機庫。而機庫作為臨時建築，在選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學校多個部門，需要逐項審批。

　　這件事，黃大年交辦給於顯利。可是過了大半年，簽章只進行了一半。

　　每個部門，必須一把手簽字；簽字順序，需要依照部門職能排序；每個部門的一把手，都有幾個校區的事情需要處理，如果起初跟一個部門約好了，結果有事耽擱晚來幾分鐘，就只能再約下次。趕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十天半個月。

　　把這些字簽完，就可以給無人機安家了。

　　黃大年盼啊，盼啊，那個在年輕時就曾經萌發的夢想也終於可以安家了。

　　在英國時，他和同事們漸漸掌控了移動探測技術。每次隨外方艦艇出海研究，望著在甲板上輕盈飛起而又平穩落下的無人直升機，他都會在內心慨嘆：什麼時候，中國也能擁有這樣的技術？

　　現在，隨著“重載荷智慧化物探專用無人直升機研製”項目的推進，這個夢想越來越近了！

　　一連數月，黃大年一頭扎進這個新項目的調研，一有空就跑到無人機模型銷售的店舖，看看這個、再試試那個，有幾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還賴著不走，最後只能自己掏錢，直接把模型抱回辦公室，像是撿了個寶，樂得合不攏嘴。

　　樣機採購回來，需要趕緊搭建機庫，但讓黃大年沒想到的是，機庫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一開始，團隊在食堂旁邊的空地上找了個位置，一圈審批跑下來到了公示的時候，附近的老百姓不幹了，説蓋上以後把自家房子的光擋沒了，一鬧就闖進了地質宮。

　　靜靜的走廊上，幾個大爺大媽吵吵嚷嚷走了過來。

　　“就這兒，這就是那個黃大年的辦公室！”

　　黃大年聞聲出來：“你們有什麼事？”

　　“你就是黃大年啊？聽説你要蓋什麼無人機庫？你為啥非得在我們家門口蓋？把我們的光都擋了！你要蓋，我們不同意！”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鬧起來了，更有甚者不管不顧地指著他的鼻子，罵得難聽。

　　黃大年十分和氣地給他們講道理：“這是國家的項目，我們是在為國家做事，還希望你們支援我們啊。”

　　來人根本不聽，被勸回去之後又幾次三番鬧到學校。實在沒轍，只得在地質宮旁邊的空地上勉強擠出一塊地方。

　　這麼一折騰，就到了10月。雖是秋天，可長春的封凍季節眼看就鋪天蓋地地來了。好不容易批下來的機庫，就在最不適宜的季節動工了。

　　黃大年找到先期去北京進修學習無人機技術歸來的退休教師王永泉，請這位校內有名的“動手大王”幫忙組織施工。

　　從設計草圖到打地基，從搭建鋼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墻圍，王永泉幾乎天天蹲在工地。他知道黃老師把這一塊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黃老師知道國家戰略往哪兒走，“他往哪兒指，大家就跟著往哪兒奔”。

　　天氣漸涼，黃大年自己掏了千把塊錢給王永泉，叮囑他每天給施工人員購買食品並熬製紅糖薑水，給大家暖暖身子。他説：“王老師，如果施工時間太晚，就請大家吃頓飯，錢不夠千萬要記得和我説。”

　　入了冬，機庫的架子終於搭起來了。只要不出差，黃大年總要過來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許夜間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著麵包和可樂來了。

　　長春的冬夜難熬啊！太陽一落山，外面就是零下20多攝氏度，鋼架結構的機庫儼然就是冰庫。黃大年蹲在一邊，草草糊弄兩口，就開始幫著工人們遞工具、搬建材。有時實在太冷，他就找件軍大衣，直接套在羽絨服外面。

　　2015年3月的一天，就在機庫即將竣工的時候，于顯利突然發現機庫臨街的大門上貼了一張告知書：“限該建築所有權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將依照有關規定申請有管轄權的人民政府依法強制拆除。”

　　于顯利立刻三步並作兩步地跑到地質宮，把這個情況告訴黃老師。黃大年立刻向學校做了彙報，又給有關部門打了報告，大意是“這屬於搞科研的民事建築，不用的時候我們就拆掉了”。對方回復“收到了”，一時風平浪靜。

　　然而，一直讓人隱隱不安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一天剛過正午，突然有學生推開門：“黃老師，有人要來拆機庫！”

　　黃大年騰地一下站起來，徑自衝了出去。學生們也跟在後面，都趕了過去。

　　機庫門前，水泥地面映著正午的陽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輛卡車正對大門，發出轟隆隆的聲響。

　　黃大年對著領頭來的人説：“不能拆！我們打過報告的。”

　　“我們不知道什麼報告，這是違建，必須拆！”

　　黃大年沒有工夫思考，他的心裏只有機庫，它就像個難産的孩子，他實在接受不了它的夭折！

　　卡車的引擎咆哮著，掀起氣霧般的灰塵，瀰漫在空氣中。

　　這時，黃大年突然閃身向前，直挺挺往車前一躺，此刻的他只有一個念頭：除非從我身上壓過去！

　　卡車停了，車頭的前蓋還晃晃悠悠地抖著。

　　學校領導趕來了，黃大年在空地上躺了許久，迎著刺目的陽光，那陽光刺得他的眼睛一陣酸澀。

　　工人們傻眼了：原來這個“打下手”的是個大專家啊！

　　無人機庫保住了。黃大年卻被很多人看成了“瘋子”。

　　黃大年聽聞，毫不介意，“中國要由大國變成強國，需要有一批‘科研瘋子’，這其中能有我，余願足矣！”

　　有了機庫，無人機可以開始做實驗了。黃大年發掘的兩個苗子要上場了。

　　博士生周帥對無人機的興趣是被黃大年“鼓吹”的。“老師説他在海外做探測，飛機在上面飛，他跟同事們就在一旁喝咖啡，咖啡喝完了，活兒也幹完了！”

 

　　黃大年學生周帥在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的無人機機庫裏留影（2017年6月16日攝）。周帥當年去北京學習無人機相關技術，幾萬元的培訓費和生活費都是黃老師用自己的錢支付的。在周帥眼中，黃老師有如父兄，他面臨困難、取得成績，都是第一時間和黃老師説。周帥希望自己的很多第一次都能讓黃老師來見證，可惜他的畢業禮、他的結婚喜宴，黃老師都因病缺席了。當周帥答辯順利通過後，他衝進黃老師的辦公室，面向黃老師的遺像磕了3個頭。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後一絲心血後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 攝 

　　黃大年送周帥去做操控手，學費很貴，他二話沒説，直接從工資裏取了3萬元。兩個月後，周帥順利結業，黃大年捧著他的執照，像孩子一樣開心地笑了。

　　黃大年又找到曾在大慶油田工作的張代磊，培養他專攻無人機操控與探測儀器搭載。

　　無人機搭載探測儀器，並不是簡單地把機器放置在無人機上，要考慮載荷、連接、平衡、減震、飛行距離、數據監控等一系列複雜因素。為了完善技術參數，黃大年常常連夜查閱資料，然後實地對測試工作提出指導建議。

　　一次在保定，黃大年帶著資料滿臉倦容趕到測試現場，累得實在挺不住了，就躲到工作車裏去打盹。在中國地質大學工作的老同學張貴賓恰好也來了，想拉著大年敘敘舊。找到他時，愣住了：在無人機測試車的轟鳴聲中，大年就裹著件夾克，蜷著腿睡著了，像極了工地上席地而臥的農民工……

　　就是這位“科研民工”，組織研發和整合智慧化無人機搭載平臺和相關減震穩定平臺，攻關低磁低靜電特殊材料組合、垂直安全起降、快速穩定平移等關鍵核心技術，形成了吉林大學在無人機領域高起點的新興研究和交叉學科發展方向。

　　就是這位“科研民工”，主動聯繫中國航空學會組織部領導和吉林大學校領導，促成吉林大學加入中國航空學會；當得知浙江余姚想要發展無人機産業，主動帶著團隊到當地進行對接合作；他在多個部門和機構間奔走，推動吉林省建成“無人機産學研用基地”……

　　轉眼到了無人機成果展示的關鍵時刻。“吉林大學留學人員助推吉林省無人機産業發展行動計劃”的啟動儀式要在琿春市舉行，但黃大年因為連續熬夜右眼角發了炎，他自己沒在意，竟用一根牙籤挑破了眼角的腫塊，結果引發嚴重感染，有人建議活動推遲，可他卻堅持按原計劃進行。

　　還能更高、更遠！在黃大年的心中，這個願望是如此強烈而又迫切。即使眼部的疼痛讓他無法入眠，只要看到那伸展的機翼、加速度地騰飛，他就心滿意足、樂而忘憂了。

　　無人機出彩了！琿春的活動成功了！黃大年精神飽滿、忙裏忙外，主持論壇、發表演講，到生産企業進行指導，又組織近兩個半小時的試飛演示。從始至終，他眼角覆著厚厚的紗布，但嘴角卻挂著欣慰的微笑。

　　姚立華依稀記得，試飛成功後，黃老師和他的愛人張艷一同出現在慶祝現場。大家請他講話，他突然説：“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我要給我的妻子唱首歌。”事後才知道，那天正好是張艷的生日。

　　一首《愛在深秋》，讓姚立華看到黃老師的另外一面。她心裏反覆在想：黃老師看張老師的眼神裏什麼都有，歉意、疼愛、無法分身的無奈……他不愛家嗎？他真什麼都不顧了嗎？他心裏有家人、有朋友，但他想用他的生命創造一個更大的價值！

　　這更大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姚立華始終在慢慢品味：黃老師的愛很大，不是兒女情長，而是遠遠超出常人的境界。他之所以這麼拼命，就是希望我們的國家強大，得到國際尊重，站在他的高度，他心裏擔負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

　　瞿秋白在犧牲前曾説：“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裏鑽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鍊自己的力量。”

　　黃大年的無人機，就是涅槃重生的鳳凰。

　　無人機的技術日臻成熟。2016年12月13日，于顯利帶著三個學生，剛剛把無人機運到廣州，參加即將舉行的“千人計劃”專家科研成果展，黃大年卻被醫生強制住院，無法參加。

　　于顯利在微信上給黃老師彙報：“我們計劃18日出發，18日晚上到達，19日和20日兩天佈置會場，這樣時間充裕些；剛才與您的學生唐水亮聯繫上，他也是18日到達，我們會齊心協力把展會辦好，彰顯黃老師團隊的科研成果，不辜負您對我們的期望！”

　　“出息了，頂個了，真高興！”看著于顯利發來的照片，黃大年微信裏豎起大拇指。

　　收到這個回復，于顯利心裏暖暖的。他當時還不知道，這是黃老師給他最後的留言。

　　2017年1月4日傍晚，賈繼偉和張代磊在醫院陪護，黃大年最後一次從ICU被送進手術室。張代磊扶著推車，心疼地望著黃老師：他的身體因積水而嚴重浮腫，胳膊上、腹腔裏，看得見、看不見的地方全都插滿管子。

　　落日余暉，此刻正撒在黃大年臉上。他突然瞇起眼，微微舉起手臂，試圖擋住那簇微弱的光。張代磊見狀，連忙用手給黃老師遮住。

　　黃大年的生命，就從此刻起，與天地間的萬丈陽光隔絕了……

　　得知黃老師去世的消息，姚立華懵了，她想了很久，想不通，又想了很久，想通了。

　　她想起黃老師在無人機放飛儀式上唱起的那首“情歌”，她想起有一次他説，他一定要學會《我愛你，中國》……

　　可是，黃老師太忙了！為了他熱愛的事業，他幾乎放棄了所有他喜愛的消遣，就連唱歌這樣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對他來説也是一種奢侈。

　　2016年10月2日深夜，黃大年曾把《我和我的祖國》的歌詞一字不落地發進深探項目微信群，告訴大家“如果今夜難眠，戴上耳機聽聽小提琴曲《我和我的祖國》，動聽悠揚，遐想入睡”。

　　一個多月後，他又在“吉大海歸群”裏詢問曾在校慶晚會上合唱的《共和國之戀》。“一天一夜沒睡了，那麼長時間剛吃完一頓飯，就想聽她！”

　　偶爾在差旅間隙聽聽這些歌，黃大年渾身上下的力氣又回來了。他把生命之火燒得更旺，為了“她”繼續奔跑、攀登，直到最後一刻！

　　生命倒計時 

　　2015年9月的一天，司機劉國秋給黃大年的秘書王鬱涵下了最後通牒：“小王，連著3天半夜拉活兒，這咋整？給多少錢我也不幹了！”

　　電話裏，王鬱涵趕緊説好話，“坐車的老師很辛苦，劉師傅您好心幫幫忙吧！”

　　劉國秋是王鬱涵為黃大年找的網約車司機，也是唯一一個能和黃老師“將就”的司機。

　　黃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長春的最後一班航班。按正點是淩晨1點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點，就得後半夜了，誰都不願接這種單。

　　這一次，電話裏王鬱涵好説歹説，劉國秋只得勉強答應，“反正是最後一回了”。

　　到了這個鐘點，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黃大年背著大書包的樣子很顯眼。劉國秋悶悶地下了車，幫他打開車門，他依舊樂呵呵地喊了一聲：“劉師傅，辛苦了！”結果劉國秋卻沒抬頭，只是勉強應了一聲。

　　上了車，黃大年察覺劉國秋情緒不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聲調，很認真地説：“劉師傅，我做的事都是為國家，你拉我也是為國家作貢獻。”

　　他這麼一説，劉國秋心裏一震，不由回頭看看他。透著路邊的燈光，他看出黃大年一臉疲憊，心裏一震：“一直感覺這小老頭兒挺精神，應該是個大人物，還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幹啥的。”

　　2015年開始，黃大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出差。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標注一兩個字，還有些臨時通知的根本來不及記錄。

　　起初，劉國秋和同事們輪番接送黃大年，到了後來，別人都不願拉他，只剩還算熱心的劉國秋“一個人遭罪”。

　　黃大年出差，永遠訂最晚一班。晚上10時的飛機，計劃晚上8時走，他在辦公室的事情還沒弄完，每次都要晚個十幾、二十分鐘才能出發，最後一刻登機的情況也不鮮見。

　　好幾次走到車門邊上，黃大年還在和學生講問題，劉國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腳，只能拽著他就往車裏塞，“再不走就真要誤飛機了！”

　　黃大年坐定了，總會笑呵呵地説一句“劉師傅，抱歉啊，讓你久等了”，然後從雙肩包裏掏出三個用塑膠袋套著的烤苞米，往劉師傅手裏遞一個，“我吃兩個，這是你的，我先吃，饞你哈。”

　　拉上黃大年，這輛車牌為“吉AAG629”的速騰車就會上演“速度與激情”。劉國秋總是想盡辦法，趕抄近道，黃大年則邊啃苞米邊打電話，説的都是中文，可劉師傅幾乎完全聽不懂。偶爾，有個十分八分鐘的空閒，他就和劉師傅拉拉家常，有幾次還聊起他家鄉廣西的特産。

　　10月的一天，劉師傅又在黃大年家居住的小區門口乾等，他正要給王鬱涵撥電話，讓她催催黃老師，一抬眼，看見黃老師拎著小皮箱，急匆匆走過來。劉師傅正要準備接過皮箱，幫他放到車後廂裏，黃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撲到他身上，劉師傅趕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幾秒鐘工夫，黃大年緩過勁兒來，説了句：“沒事了，咱們走吧。”

　　劉師傅一聽愣了，問道：“你還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勞了，沒睡好覺，沒休息好。”黃大年摸了摸額頭。

　　“你真該休息一下，要不別去了。”劉師傅還想勸他，又怕自己多嘴。

　　“劉師傅，這個會特別重要，你必須拉我去機場。”

　　沒過幾天，“十三五”重點研發計劃要赴京申報，劉國秋把黃大年、于平送往機場和團隊師生會合，瞧著他臉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霧霾，飛機飛不了，就和劉國秋兩個人一路輪番勸他別去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兩人終於把他説通了。黃大年説讓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車站，沒想到抵達火車站，他又説啥也不幹了，絕不能扔下師生們自己回去。

　　相處久了，劉國秋能感到，黃老師雖然臉上笑呵呵的，其實“犟得很”，誰都拗不過他。

　　出差回來，經常還是最晚一班。見面第一句總説：“劉師傅辛苦了，實在不好意思，又這麼晚回來。”然後就坐到後排，車子剛開動，就打起鼾來了。

　　黃大年常常倚著車門、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醒不了。劉國秋擔心他碰開車門掉出去，只好把左後門的門鎖改裝了。後來，還是瞅著不落忍，就從家裏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頭，黃大年上車了，好歹睡著舒服些。等待晚點飛機的時候，劉國秋自己也會用著瞇一會兒。

　　偶爾，趕上黃大年沒睡著，劉國秋好心勸他：“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總這樣身體不行。”看他整天捧著苞米啃，他也説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玩意兒。”可黃大年總是説：“沒事兒，我身體啥事兒沒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黃老師的地方太多了！

　　作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無法準確説出黃老師同時在參與多少個項目的科研工作。

　　師生們開玩笑，除了長春機場的夜班地勤，見他次數最多的成了地質宮打更的大爺。地質宮晚上10時要清樓鎖門，不出差的時候，黃大年常常淩晨二三時離開。趕上飛機晚點，第二天又要開會，他就直接趕回辦公室，拽出書櫃裏的棉被湊合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爺很不情願，找到院領導那裏去抱怨。黃老師知道了，賠著笑臉，還時不常給大爺的小孫子捎點兒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樓梯，迷迷糊糊想著問題，一腳踏空，從樓梯上跌了下來崴了腳。大爺心想，這幾天肯定見不著黃老師了。可沒想到，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樂呵呵地來敲門。大爺也被他的精神打動了，説“以後無論多晚，喊一聲就行”。

　　連打更大爺也被折服了，這就是“拼命黃郎”的生物鐘——

　　清晨，長春的太陽起得遲，畏寒的鳥兒還瑟縮在窩裏。黃大年在辦公室睡上兩三個鐘頭，就爬起來工作了。他從沙發上坐起來，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間拎個水壺，倒些隔夜的溫吞水在白瓷臉盆裏，刷個牙，擦把臉，就快步下樓來到不遠處的校園麵包店。

　　不帶餡兒的鳳梨包，他總要捎上一袋，沒有鳳梨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資料裏。有一次，有人好奇他為什麼不買帶餡兒的麵包，他回答説“老看資料，弄臟了麻煩”。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著電腦，目不轉睛，常常是吃“兩個烤苞米就行。”苞米帶回來早就涼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趕上烤苞米的路邊攤沒出攤，他就從書包裏再掏個鳳梨包，繼續奮戰，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項目課題答辯，黃大年帶著大家熬了半宿，幾十份材料總算準備差不多了。突然，他發現一張配圖不合適，就要求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對、列印。大家勸他先回去，可他還是堅持等著審看，一直到了淩晨3時。睡了兩三個小時，就起來準備當天上午的答辯。

　　同一個團隊的“千人專家”王獻昌就沒看見他正經吃過飯，不禁擔憂地勸道：“大年，你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這樣下去，就是鐵打的身體也會扛不住啊！”

　　可他卻走到辦公室窗邊，舉了舉放在那裏的啞鈴，笑著説：“獻昌同志啊，我們雖然努力了，但還很不夠。我是活一天賺一天。”

　　2016年6月27日，黃大年暈倒了。

　　臨近正午，507辦公室內突然傳出“嘭”的一聲，驚動了坐在外屋的王鬱涵。她推開門，看到黃老師躺在地上，趕緊拽過他的書包，找出他叮囑她準備的速效救心丸，給他塞到嘴裏。

　　過了一會兒，黃大年醒來，對王鬱涵説的第一句話是：“不許跟別人説。”王鬱涵頂著黑眼圈，飛快地看一眼黃大年辦公桌上小山一樣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應了。

　　深探專項答辯進入最後倒計時，他們已經熬了將近3個通宵。黃大年更是逐頁檢查、反覆推敲。“這個項目，可是凝結了我們團隊6年的心血，一點兒不許鬆懈。”黃大年像是在跟王鬱涵説，又像是在喃喃自語。他走到辦公室門口，關到府，在沙發上躺了20分鐘，就趕往北京參加答辯。到了賓館，已是晚上11時，他把師生們匯總的全部答辯材料拷貝出來，就一個人回了房間。

　　那又將是怎樣的一個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2時30分，黃大年揉了揉佈滿血絲的雙眼，又含了幾粒速效救心丸，以慣有的自信完成了歷時兩個半小時的答辯發言。

　　專家組驗收結束後給出結論：項目成果整體達到國際領先水準。

　　這是國內同類項目評審中的最高評價。

　　由此，中國重型探測裝備技術研發實現了彎道超車，完成了跨代飛躍！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黃大年一口氣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寫下這樣的感言：

　　我和我的團隊成員5年多來沒輕鬆過，最近一段時間沒睡好過，有累倒的，有因委屈而憂鬱的，有半道放棄的，還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後一刻也終於沒撐住，終於倒下，是吃著救心丸上驗收場的，別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這些項目能為吉大培養出一幫“瘋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身體已經發出強烈預警，可黃大年卻依然像一台永動機，一刻不停。

　　他的內心時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擔心在科學的競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績都將馬上成為過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這種“不安全感”、這種“本領恐慌”，讓這個“拼命黃郎”更加瘋狂，像只陀螺轉到了極限！

　　看著他加班加點卻眉頭緊鎖的模樣，楊長春知道，大年需要不斷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東西，去實現一點一點地提高、趕超。他已經找到了追求事業和夢想的巔峰狀態，勝利的時刻應該不遠了！

　　正是這個“拼命黃郎”，每年幾十次往返于10多個科研機構，協同幾百位科學家並肩奮戰，用5年時間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20年走過的艱難路程。

　　在他牽頭項目下設的尖端裝備重力梯度儀的研製上，我國數據獲取的能力和精度，與國際的研發速度相比至少縮短了十年，在演算法上則達到了與國際持平的水準。

　　也正是這個“拼命黃郎”，又從戰略高度提出研發我國大深度、大面積、高效率的快速移動探測系統和綜合地球物理資料處理解釋系統。在他一次次不辭辛苦地向有關部門講解後，國家批復了3億多元的科研經費，比預期申報的增加了1億多元。

　　“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熱情，誰能這樣堅持下來？”看著黃大年因為科研進度欣喜若狂的樣子，董樹文也時常想起他剛剛回國時的情形：這個從一開始很不習慣、不習慣我們開會、不習慣我們討論的人，做出了怎樣的努力和改變，才能引領協調這麼多科學家完成這麼多、這麼大的項目？

　　黃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學事業的巔峰進軍中，迸發出耀眼奪目的火光。可支撐這火光燃燒的身體，卻加速著迎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龍飛鳳舞地標記著“第七屆教育部科技委地學與資源學部年度工作會”。這天淩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飛機上，黃大年又暈倒了。

　　“病人什麼情況？”淩晨２點，急救車一路開進成都第七人民醫院急診大樓，醫生一邊推著擔架床，一邊看著這個面色青黃、臉冒虛汗的中年男子。

　　“在飛機上，他説胃很疼，就昏過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麼了？”

　　“他今天沒顧上吃飯，登機前就喝了一瓶冰可樂。”

　　“可樂？”醫生帶著懷疑，想為他做初步檢查，卻怎麼都拿不開他抱在懷裏的電腦。過了一會兒，他終於醒來，睜眼看到醫生微微一愣，又趕緊摸了摸懷中的電腦，喘了一口氣，又對旁邊的同志説：“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請把我的電腦交給國家，裏面的研究資料很重要。”

　　這臺電腦，在黃大年眼中，比命還重要。他從國外兩手空空地回到國內，這臺電腦裏裝的，都是他嘔心瀝血的精華。

　　這一晚，黃大年都抱著那臺電腦，睡得很不安穩。早晨一睜開眼，他就撐著爬起來。護士趕過來勸他做進一步檢查，他卻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著書包奔出病房，“還有個會，挺重要的，我得去。”

　　當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賓館的會議室時，有人下意識地了看表，黃大年怎麼會遲到？也有人注意到，這個總是一絲不茍的人今天有點兒不一樣——

　　他的那件黃色呢子西裝皺得厲害，背也挺得不直，臉色泛著青黃，下巴上還有沒刮乾淨的胡茬。直到登臺演講，他才恢復了往日的神采，一邊熟練地演示著他無懈可擊的PPT，一邊滔滔不絕地導出他最新思考的問題。

　　回到長春，黃大年被強制做了體檢。他叮囑于平不要告訴其他人，以免影響工作。還沒出結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檢查結果：疑似膽管腫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這種病怎麼會落到了黃老師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間咖啡館坐了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黃老師不斷打來的電話。

　　已近午夜，黃大年剛剛興高采烈地和一些專家探討了一些問題，又來詢問一些工作的落實情況。于平強打精神回答著，卻一遍遍在心底問著自己：“黃老師身體這麼好，卻出了這樣的問題，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她想到他沒白沒黑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事的飯食，想到他一杯接著一杯的黑咖啡，想到他敞開窗吹著冷風提神，想到他有幾次腹部痙攣的奇怪發作，想到他越來越不愛下樓、越來越瘋狂地工作……

　　她怨黃老師啊，每次勸他要注意身體，他總是走到窗邊，炫耀式地舉舉杠鈴説：“我們地質人，翻山越嶺，走南闖北，身體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黃老師錯過了體檢，她都沒有堅持己見，硬拉著他去醫院……

　　她還想到了黃老師這兩年時常挂在嘴邊的話：“我是活一天，就賺一天。”

　　為什麼，黃老師要説這麼不吉利的話？

　　一種可能的答案，後來是在他家中發現的——

　　黃大年離開後，王鬱涵陪著黃大年的妹妹黃玲去家中整理遺物。房子空空蕩蕩，從門廳到臥室，好像很久沒有人住過。走進臥室，打開衣櫃，有很多沒拆包裝的羊毛衫和襯衫。

　　“原來，黃老師不是沒買，而是沒時間打開。”王鬱涵的眼淚刷地下來了。

　　她想起黃老師身上的襯衫都洗得軟塌塌的，每次問他怎麼不換幾件新的，他總説“洗舊了的貼身，舒服”。

　　有一次，她發現黃老師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黃老師。黃老師一看，圓圓的臉上咧出一個憨厚的笑：“沒事兒，不耽誤穿。”

　　正在她出神的時候，黃玲走了過來，眼圈紅紅的：“給你看一樣東西。”

　　黃玲拉著王鬱涵走到床邊，打開床頭櫃上的三個抽屜。打開的瞬間，王鬱涵下意識地用手捂住了嘴——

　　三個抽屜裏，滿滿地堆著藥：膽舒膠囊、六味五靈片……

　　眼前突然浮現出一幅畫面：淩晨二三時，也許更晚，張艷等得太久，已經睡下。黃大年到廚房倒了一杯熱水，然後悄悄地走進臥室，從床頭櫃裏拿出一板藥，坐在飯桌前默默吞下……

　永遠的“班主任” 

　　“黃老師太累了，他只是睡著了。”每天，離開地質宮五樓，當電梯門關上的一剎那，喬中坤仍會下意識地回望一眼，507辦公室的燈是不是亮著，那個頭戴鴨舌帽的胖老頭會不會從裏面走出來……

 

　　在吉林省長春市春誼賓館的一間會議室裏，黃大年的學生喬中坤在練習事跡報告的內容，當説到2016年之後的往事時，他有些難過，説不下去了（2017年6月17日攝）。作為“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成員之一，喬中坤將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與感受，向人們講述一個他眼中的黃大年。在喬中坤看來，能做黃老師的學生，是他“這輩子最不後悔、最驕傲的事情”。喬中坤説，黃老師給學生在學術和生活上營造了一個美好的“烏托邦”，他與許多黃老師的其他學生一樣，都想在黃老師的庇護下，肆意忘我地學習，沒有迷茫。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後一絲心血後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 攝 

　　這個高高個子、斯斯文文的男生，開始慢慢去接受一個殘忍的現實：黃老師是真的永遠離開了。

　　4年前的9月，喬中坤揣著專業第二名的保研成績單，忐忑地敲開了黃大年辦公室的門。

　　終於要面見心中的偶像了。早在讀本科時，黃老師給新生上的第一堂專業公開課就讓喬中坤折服了。

　　“你好，中坤，請坐。”沒想到，黃老師直接從辦公桌邊起身走過來，招呼他坐在沙發上，還為他倒了一杯水。

　　面試的機會實在寶貴，這個從農村考出來的孩子攥著成績單，不知説什麼好。瞧出他的緊張，黃大年主動給他講起了自己的求學史和在國外工作的經歷。然後，等到氣氛輕鬆了，他才問起他的家庭情況、學習興趣、業餘愛好、理想規劃，等等。

　　整整一下午，喬中坤感覺黃老師就像家中長輩，已經非常細緻週到地為他把未來的發展都考慮到了。最後，黃大年握了握他的手，微笑著説：“中坤，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你要做好心理準備，跟我做科研的日子會很苦很累，但一定很值得。”

　　很快，喬中坤就理解了什麼是“很苦很累”。也理解了師哥師姐為什麼打趣地説黃老師是典型的“一絲不茍的處女座”。

　　黃老師的筆記型電腦上，給每個學生都建了學習筆記和讀書報告文件夾。不出差的時候，他會到實驗室，挨個詢問每個人近期學了什麼、想了什麼、遇到什麼困難。出差了，他就在機場、車站和開會間隙通過郵件查改作業，或者開視頻會議線上答疑。

　　寫一份研究報告，每個文字、每個標點，黃老師都要反覆琢磨、逐個推敲；做一個PPT，從配圖到解説，他也要精心指點，出差途中想到什麼也會立刻發來。

　　有一次，有學生把一個科學術語的大小寫弄錯了，黃老師提出要修改，那個學生嘟囔了句“其實業內人士都能明白”，結果黃大年嚴厲地批評道：“大小寫區別很大，會導致多重理解，科學容不得半點兒馬虎，更不能有絲毫懶惰。”

　　對團隊師生的論文，黃大年也非常上心。他親自指導、逐字修改，但拒絕署名，“要記住，做科研絕不是寫寫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有老師勸他，帶學生差不多就行了，用不著管那麼細。可他卻認真地説：“我們的國家，太需要人才。現在多用點兒心，他們中就有可能出大師。”

　　在很多人看來，做科研可以出成果，帶學生那是捎帶手，可是黃大年心中，教師是他最看重的身份，因為他始終忘不了，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那一段段勝似親人的師恩。

　　初中時，由於父母被下放，黃大年被送到一所鄉村“五七”中學寄讀，半年才能見一次父母。學校裏有很多優秀教師，多數是身體情況不佳的知識分子，他們清瘦、認真，盡心盡力地傳授知識，溫和儒雅地對待學生，像極了他的父母。

　　黃大年曾回憶説：“在這段經歷中，我無意中接觸到了中國式教父的形象。他們在求索知識的道路上堅毅、刻苦、頑強和清貧的品格深深地影響著我們。”

　　1978年2月下旬，經過4天3夜的長途跋涉，黃大年抵達長春火車站後，大老遠就看見了舉牌接站的老師。一位個頭不高的老師一邊關切地問他腳有沒有因長途坐車而浮腫，一邊幫他扛起行李一路送到學生宿舍。

　　這個從炎熱的南方來到東北的青年，被老師們的熱情包裹著。看到他沒有棉褲，老師就連夜縫製；看到他基礎薄弱，老師又幫他補課。在師生情誼的溫暖中，他作為一個下放知識分子的後代感受著被尊重的快樂，也嚮往著“為人師者”的崇高。

　　後來，人在異鄉，他的英國導師也曾專程開車來實驗室接他，邀請他一起回家過耶誕節。那些暖融融的點滴經歷，不僅讓黃大年感念了大半生，也讓他深深意識到，一個優秀的科學家，應該是專業領域的領跑者，更要做學生成才的陪伴者。

　　2010年8月的一天，黃忠民來找他，語氣有些遲疑，試探著問道：“大年，咱們學院想設置‘李四光’本科實驗班，想邀請一些大專家擔任班主任……”

　　“沒問題，我願意。”黃忠民心頭一熱，他沒想到“已經把一分鐘掰成幾瓣用”的黃老師沒有絲毫推諉，立馬就應了下來。

　　新學期開學，“李四光班”的教室裏先後爆出兩次歡呼聲。第一次，是黃大年神采奕奕、滿面笑容地走上講臺，同學們被他“不凡的氣度”徹底征服。第二次，是黃大年宣佈為全班二十四名同學每人發放一台筆記型電腦。黃大年説：“要想探索前沿的科學，首先要掌握先進的手段。”

　　為了讓學生們開闊眼界，他幫助他們訂閱期刊，送他們出國參加一些國際會議，回來後有一些支出不可以報銷，他當場就把票據撕掉了，然後自己掏錢補給學生。

　　黃大年的辦公桌旁有兩張椅子，兩台電腦。倒不是因為“闊綽”，而是專門為學生準備的。學生來了，就坐在黃大年身旁，一人一台電腦，討論清晰高效。有時，他碰見學生們有公式和計算方面的難題，就隨手拉張椅子，手把手教起來。

　　每次，當他為學生講完一道題、推導完一條公式，他常會對他們説：“你們的競爭對手在外面，要以國外一流高校的學生為榜樣，追趕強者並超越他們。”

　　學生們常常覺得，黃老師是天底下最忙的老師。可無論他們走到哪，都覺得黃老師好像就在身邊。

　　傍晚時分，如果走廊裏傳來又急又重的腳步聲，學生們就知道，黃老師來了。他會一間一間屋子走過去，挨個詢問大家吃沒吃晚飯、有沒有問題。

　　“絕不能虧待了這幫孩子，絕不能耽誤了這撥人才。”這句話，黃大年常挂在嘴邊。

　　地質宮頂樓冬冷夏熱，黃大年給每個實驗室配備了電暖氣、電風扇，到了暑期就讓妻子張艷給學生們煮綠豆湯，用大鍋盛著送過來，入了冬又讓張艷包餃子給孩子們吃；霧霾天，他給學生們買口罩，還教給大家正確的佩戴方法；怕孩子們想家，他幾乎每個節日都讓學生去家裏吃飯，油煙過敏的他還親自下廚做油燜大蝦；出國時，他會帶著兩個空箱子專門給學生買禮物；接學術電話時會開著免提讓學生們一起聽；學生畢業回來看他，他也要請吃飯，問學業長進；誰沒有對象，他也要操心，恨不得幫別人規劃一輩子……

　　2014年的國慶節，黃大年又帶同學們去凈月潭徒步。風拂楊柳，碧波雲影，醉人心神。黃大年背著相機，健步走在前面，一會兒給大家照相，一會兒又和男生賽跑。

　　他發現張代磊、張沖和周帥三個人默不作聲地跟在大家後面，就悄悄來到他們身邊，輕聲對他們説：“是在為讀博士的學費發愁嗎？如果手頭不夠，先別向父母開口，我這邊給你們墊上。”

　　第二天，王鬱涵單獨交給三個學生每人1萬塊錢，説是從學科經費裏節省出來的。第二年的學費也是這麼解決的。後來，同學們申請了國家助學金，補齊了這些費用。直到黃大年去世，他們才知道，當年學費都是黃老師用自己的工資給他們墊付的。

　　黃大年發自內心地愛學生，一有時間就想和他們在一起。

　　2016年4月，為了給學生做報告，他從長春輾轉北京、南寧出差，插空趕回長春做了報告，當天又趕回京。回長春待了幾天，復去天津，第二天又回來給學生做報告，馬上又趕赴河南……黃老師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馬達。

　　學生們也愛他。可是黃老師越來越忙，大家多想和他多待一會兒，一起吃吃飯説説話啊！

　　2016年9月8日，學生們買了蛋糕、水果，跑到黃老師家，同老師和師母一起慶祝教師節。

　　學生們聯名寫了一張賀卡，被黃老師擺放在書櫃中最顯眼的地方。大家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黃老師，在別人眼中，您是位儒雅而又有風度的大學教授、健談而不失風趣的聞名學者、博學多識精益求精的科學大家。而在我們眼中，您更是傳道授業、解疑釋惑的嚴師慈父，幽默風趣、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多才多藝、帥氣爽朗的吉大“歐巴”。老師您辛苦了！

　　誰也沒想到，那是黃老師度過的最後一個教師節。

　　12月5日，黃大年住院前最後一次出差回來，照舊先回了辦公室。

　　和往常一樣，同學們都到他辦公室門前排隊問問題。排到王泰涵時，已是晚上9時多了，他探頭一看，黃老師靠在椅子上，神態疲憊，就説：“老師您回家休息吧，我明天再問。”可黃大年拍了拍旁邊的椅子：“沒事，來吧。”

　　一個多小時後，4個問題解答了兩個，黃大年説：“剩下那兩個我再思考一下。你吃飯了嗎？我請你吃飯吧。”王泰涵才意識到，從機場趕回來的黃老師還沒有吃晚飯。

　　黃老師入院的第二天，點名讓王泰涵過去。一進病房，打了一天點滴的他就從床上坐起來，招呼王泰涵挨著床邊坐下。

　　“我這兩天一直思考你提出的後兩個問題，現在就在這兒給你講講。”邊寫邊講的黃老師手腕裏還埋著針管，胳膊也有些顫抖，不停地喘著粗氣。

　　王泰涵眼眶發熱，趕緊低下頭做筆記。黃老師陸陸續續講了40分鐘，他一字不落地都記在了本上。過了一會兒，黃老師不説話了，王泰涵再抬頭，才發現老師睡著了。

　　淚水再也無法抑制地奪眶而出，“敬愛的黃老師啊，您已經累成這樣了，惦記的還是我們的學業……”

　　7年間，在黃大年指導的研究生中，共有14人獲得省部級獎勵，8人獲得國家獎學金，3人獲得“李四光獎”。在給學生設計研究方向時，他總是考慮每個人的興趣愛好和發展前途，並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起來。每個學生都像一塊璞玉，被黃大年發掘著、打磨著。

　　他發現侯振隆喜歡推導公式，就給他買些專業書籍；他鼓勵周文月學好英語，建議她多看英文電影；他要了張代磊線上申請的賬號和密碼，對赴外交流提交的各種材料反覆確認，錄取結果公佈了，他第一時間告訴張代磊，又叮囑研究細節……

　　6月的吉林大學校園，有一年中最美的風景，這是黃大年最開心的時候，每年學生們畢業答辯後，他都要背上相機，拉著他們到處拍照。

　　今天，喬中坤穿著筆挺的西裝，又一次來到507辦公室，坐在沙發上與黃大年的遺像合了一張影。對著照片上微笑著的黃老師，他捧著畢業論文，哽咽著念了摘要，又念了致謝詞：

　　……

　　茶思屋通告欄裏貼滿了與您的合影，每天路過時我都會駐足停留，回憶您的點點滴滴；

　　課桌上擺放著您帥氣的照片，仿佛您就在我的身旁，督促著我勇往直前；

　　無數個夜裏夢到您，夢中的您還是那樣溫暖慈祥，夢醒後淚水濕透被角……

　　現在，黃老師不在了。他只記錄了他們的青澀，卻沒能見證他們的成熟……

　　學生們去實驗室學習的時間比以前更早了，晚上回宿捨得時間也更晚了，就連週末休息也是全員到齊。很多學生記得黃老師説“做什麼就要有什麼的樣子”，按照他教的樣子擦桌子、整理資料。

　　王鬱涵每星期都會修剪黃老師辦公室中的綠植。她記得黃老師偶爾看到哪片葉子枯了，都會不開心，他説花長得不好，不是花的問題，是養花的人沒用心；事情做得不夠好，同樣是因為做事的人沒有做到全心投入……

　　原本以為黃老師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沒想到，大家都決心要完成黃老師未竟的事業。

　　“等你們學成，再匯聚起來，就是未來中國科技的生力軍。”黃大年曾結合每個人的專業特長、興趣方向、性格特點，將學生置於未來研究的某一個點，最終匯成祖國下一代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科研人才網路。

　　現在，學生們就像一粒粒蒲公英的種子，撒播在世界各地。

　　有的學生根據黃老師的規劃，赴外攻讀國家需要的專業方向；有的學生進入全國各大科研機構，繼續相關項目的研究開拓；有的學生接過黃老師的教鞭，放棄優厚的工作機會留在吉林大學任教……

　　聚是一團火，散似滿天星。

　　黃老師説過的話，他們都記住了：

　　“不要有太多雜念，要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

　　“做科研絕不是寫寫文章就行。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來；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報國。”

　　馬國慶説話像“機關槍”，黃大年多次給他輔導，告訴他這該怎麼講、那該怎麼説。還給他分析、鼓勵説：“你講話快其實是因為你不自信，所以就想著快速結束這個事情。你做得很好，幹嗎沒有自信呢？不要害怕，要表現得很自信！”

 

　　黃大年的學生馬國慶在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留影（2017年6月16日攝）。走在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的樓道裏，馬國慶時常會覺得黃老師並沒有離開，他仿佛還在這裡陪伴著他的學生們。馬國慶打算等到自己目前正在做的項目結束後，就像恩師一樣出國繼續深造，然後把一些最先進的技術帶回來，為國效力。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後一絲心血後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 攝 

　　有一次，有個學生對他説：“馬老師你一上臺，就像打了雞血，特別精神，講得也透徹。”馬國慶聽後呼吸一滯，緩了緩神，自言自語：“你們沒見過我的老師，他講課那才叫好，他的板書也漂亮。”

　　那天晚上，馬國慶又一次夢到黃老師：他從書櫃裏抽出一沓新整理過的講義，遞給他，笑著説：“我把這個知識講給你，不是只講給你的，是讓你講給更多人的。”

　　為什麼爸爸會這麼忙？ 

　　507辦公室一張直通天花板的日曆表佔滿了一面墻，上面字跡潦草，看得出記錄者的匆忙。

　　從2016年4月29日開始，日曆表上標注了紅線，一直延伸到5月14日，中間清晰地寫了兩個字：英國。

　　那是黃大年回國7年後，破例給自己放的假。5月8日，是女兒黃瀟的婚禮慶典。

　　4月26日，黃大年先趕到浙江大學開了一個評審會，28日又趕回吉林大學參加“千人專家”王獻昌的評議會，終於在29日和張艷一起踏上旅程趕往英國。

　　這幾年，黃瀟一個人在英國完成了學業、找到了工作。現在，女兒要出嫁了！黃大年激動得有些不知所措。

　　動身前，他把唯一的一套正裝西服找出來，前後熨燙一番，又挑出幾件挺括的襯衫，小心翼翼地收在旅行箱中。他發現腳下的棕色皮鞋褪色了，又翻出一雙很少穿到的黑色皮鞋，細細擦拭，穿在腳上。

　　黃大年很滿意自己未來的女婿。按照中國家長的傳統標準，這個高大帥氣、金髮碧眼的小夥子“學歷很高、彬彬有禮、做人做事都挺踏實”。

　　為了湊爸爸的時間，黃瀟和未婚夫把原定的婚期一改再改。每個週末，她都和爸爸熱線聯絡，向他彙報籌備的進展。

　　5月8日，這天陽光明媚，在莊嚴的教堂，黃大年一襲筆挺的西裝，盡顯儒雅風範。黃瀟為爸爸和丈夫分別準備了湖藍色的領帶和領結，他們一家四口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

　　黃大年從懷裏掏出一塊古董手錶，小心翼翼地戴在女兒的手腕上。那是他的母親在他結婚時送給張艷的禮物，他們一直存著，就等著有朝一日傳給瀟瀟。

　　婚禮進行曲響起，女兒挽著父親的手臂，穿過眾人祝福的目光，父親把女兒的手放進女婿的掌心，將她的未來鄭重託付。

　　接著，父女倆走下舞池，跳起了華爾茲。那是黃瀟長這麼大，爸爸第一次陪她跳舞。

　　看著瀟瀟幸福的笑容，黃大年不由想起過去的時光：瀟瀟出生那年國內發大水，他給她的名字加了三點水，希望她此生過得瀟灑大方。長大後，他帶著她在康橋的校園徜徉，在郊區的花園騎馬；她覺得學中文很難，他答應課後陪她打羽毛球，哄著她去上中文班；她跟在他屁股後面修剪花園，又跑到張艷那邊去收拾菜地；他最拿手的菜是肉末和雞蛋炒在一起，也是女兒最喜歡的……

　　望著爸爸增多的白髮，黃瀟也在回憶小時候的事情：那時，他們一家就住在地質宮的馬路對面。一天晚上，媽媽和姥姥都不在家，黃瀟就拉著樓裏一個小夥伴一起去找爸爸。結果撲了空，再折回家，爸爸正在焦急地四處找她。那一次，一向和氣的爸爸發脾氣了，第一次用尺子打了她的手板。

　　高中時黃瀟選修美術，第一堂素描課上完，爸爸就來指導了，那時候她才知道，原來爸爸遺傳了爺爺的藝術天賦，他不僅是個體育健將，連繪畫也是信手拈來。

　　考大學，黃瀟瞄準了利茲大學，不僅因為父親曾在那裏深造，也因為有結構工程與建築的雙專業設置。黃大年對女兒的志向永遠無條件支援，無論出差到哪，他都會給女兒背回建築書，如果在哪看到精妙的設計，他也會拍下來給她發去……

　　後來，爸爸媽媽回到了中國，媽媽常説爸爸很忙，黃瀟就擔心他的身體。倫敦的下午，正是長春的淩晨，黃瀟常會給爸爸打電話：

　　“休息了嗎？”

　　“還沒有。”

　　“爸，你該睡覺了。”

　　“我還在地質宮。”

　　“那你開車回家路上小心。”

　　有好幾次，媽媽告訴黃瀟：“晚上我會睡一小覺，等你爸回來再起來給他煮麵條。”黃瀟聽了，恨不能立刻辭職飛回長春，把爸爸從辦公室拽回家，每天監督他吃飯睡覺。

　　可她也知道，爸爸的性格很犟，想做的事情一定會堅持。有幾次，她飛回長春來看他們，一家人守在一起，爸爸會興奮地講他在國內進行的項目，講中國又取得了哪些進展。

　　可媽媽也跟她講過爸爸堅持背後的艱辛。媽媽説，有時候大年半夜不回家，她放心不下，到辦公室看看，發現他就搭著件夾克，在椅子上睡著了，她只能默默地幫他蓋上被子，靜靜地待一會兒，然後自己悄悄地回家……

　　媽媽説，她常在爸爸傍晚忙得廢寢忘食的時候，拿著切成小塊的水果來辦公室看望幾日不得見的他。媽媽跟他説：“你吃點兒水果吧。”可爸爸總是説：“放那兒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媽媽有時候會堅持看著他吃完，但經常還是無奈地走了。

　　媽媽説，她自己有時候實在熬不過，就叮囑大年身邊的焦健和其他同事多照顧照顧他。她跟他們説：“你們黃老師他平時作息沒有規律，你們在他身邊多提醒著點兒。”

　　她聽著媽媽道出的擔心與憂慮，想起了父親在她小時候跟她説過的話：“要記住，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你沒有任何理由不努力；也沒有任何理由不使自己優秀。”

　　爸爸回國之後，一家人聚少離多。可黃瀟怎麼也沒有想到，一家人在她婚禮上的那次團聚，竟然是他們最後一次團聚。

　　１月４日，手術後第21天。黃大年內臟出現大出血，轉氨酶升高、肝功能開始迅速衰竭、心電圖出現停跳……

　　命運往往真是弄人——萬里之遙，黃瀟也正在臨盆的陣痛中掙扎。

　　劇痛之後，隨著哇哇啼哭，黃大年的外孫降臨到這個世上。黃瀟含著幸福的眼淚，虛弱地對丈夫説：

　　“拍一張孩子的照片，趕緊發給我爸爸媽媽他們。”

　　此時，黃大年的手機正靜靜地躺在病房的櫃子裏。

　　黃玲聽到櫃子裏的響聲，看到微信不顧一切地衝進了搶救室，把手機舉到他的面前。

　　“哥，哥，你快醒醒，瀟瀟生了，是個男孩兒……”黃大年的眼球開始凸出，他剛剛失去了意識……

　　“哥……哥……你快睜眼看看啊，這是春倫，你的外孫啊！”

　　照片上，那個黑頭髮、圓臉蛋、圓鼻頭的孩子，分明帶著黃大年的幾分神韻。

　　春倫，是黃大年住院期間為外孫想出的中文名字：長春的春，倫敦的倫。這是他最難忘、最喜歡的兩個城市……

　　他曾説：“地質宮刻有我的夢想，劍河卻永遠留下我的眷戀。”這裡，有他的青春、他的母校；那裏，有他的奮鬥、他的驕傲！

　　春倫，濃縮了他的一生，又印刻著他的心跡。

　　他是多想親口喚一聲這個名字啊……

　　此時，微信群裏傳來一條消息：大家都快來醫院！

　　學生們正在食堂吃飯，扔下筷子，飛一樣跑到醫院，心急如焚地守在重症監護室門口。

　　突然，ICU那道重重的門開了，醫生説黃大年馬上需要去手術室，他的病一秒鐘也耽擱不得！

　　黃老師出來了，他被醫生和護士推著，戴著呼吸機，眼睛半閉著，喘得非常厲害……學生們自覺地退後一步，手攥著手，靜靜為他拉起一道通向手術室的人墻。

　　他們多想撲上去，抱住心愛的黃老師啊！他們只能撕心裂肺地在心底呼喊：您一定要醒過來啊！您不能丟下我們啊！

　　1月8日13時38分，人們等來了那個令人萬分悲痛的消息。

　　沒有眼淚，沒有聲響，張艷就像失了心，聽著醫生最後的通報。黃玲大聲哭著，過去扶住她，那瘦弱的胳膊瞬間冰透了她的手。

　　突然，張艷使勁兒掙脫開來，衝進了搶救室。那裏，只剩他一個人了，她不能留他一個人在那冰冷的所在。

　　正午的陽光透過窗欞，映在黃大年的臉上。所有的搶救設施已經撤去，他躺在那裏，面色平靜。

　　“大年，你不能走，別丟下我！”張艷俯下身去，緊緊抱住他，把臉貼在他胸前，一遍一遍地哭喊著……

　　為了讓他安心，她跟著他回來。為了讓她開心，他在長春最美的南湖畔安了新家。

　　他為她做飯，她為他洗衣。他為她照相，她為他彈琴。夫妻那麼多年，他還會當眾牽她的手，為她唱生日的祝福歌……

　　這個攔也攔不住、拗也拗不過的男人啊，為什麼就這樣説走就走，不告而別。

　　從此，她再無苦等後的牽掛：“晚上不知道他會幾點回來，做了飯他常常回不來……”

　　而他，也再無奔波中的歉疚：“可憐她一再孤獨守家，秋去冬來，在掛念中空守，在空守中老去……我6年前安慰她，再有一年就忙完，再有一年就是康橋的生活節奏……”

　　“現在，黃老師再也不用趕路了”——有學生悲痛難忍，在朋友圈中寫下此刻的心情。

　　“不要發，瀟瀟還不知道。”等到黃玲想起的時候，黃瀟卻已經看到了。仿佛從天堂墜落地獄，她瘋狂地撥打父親的電話，想要知道這不是真的。

　　“為什麼，爸爸，為什麼你不告訴我真相？為什麼要讓所有人都瞞著我？為什麼我會相信你一直在出差……”

　　那個世上最疼愛她的人走了。

　　從此，白晝與黑夜，不再有分別。悔恨與思念，啃噬著時間。

　　“工作是工作，爸爸是爸爸。我和媽媽所失去的，是更加刻骨銘心的存在……我最後一次見到爸爸是在我的婚禮上。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那是我們第一次跳舞，也是最後一次。太痛苦了！我好恨！”

　　可是她卻不能哭泣，因為小小的春倫還在她懷裏，還需要她的哺育。

　　時隔數月，黃瀟帶著春倫，回到長春。她要回到爸爸媽媽的家，在那裏尋找一些他的影子。

　　她遇到的每個人都告訴她，“你爸爸幹了很多大事”“他是那麼好的一個人”。

　　很多人問過黃大年：“你何必做到這個份上？”

　　他給出了幾乎相同的答案：“你不知道啊，我出國就是從長春這個地方出去的，在外面漂了很多年，也確實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培訓和機會。現在想回來，就是為了報效祖國。我什麼職務也不要，什麼待遇也不求，就是幫助祖國做一些事情。”

　　2015年1月，面對多所院校的極力爭取，黃大年依然選擇與吉林大學續簽。

　　當時，大年只提了一個要求：再延長兩年，在吉大一直工作到退休。劉財記得，續聘儀式上，大年慷慨激昂地説：“我是帶著夢想回來的，夢想和現實應該在同一個地方找到完美的結合。學校為我的成長和回歸投入了這麼多，團隊成員也付出了這麼多，我怎麼舍得離開這片精神傳承的歸宿之地。這是我的母校，也就是我的歸宿。”

　　現在，他找到了他的歸宿。他在祖國度過了生命中最珍貴的七年，他為母校奉獻了自己的全部。這是怎樣熾烈燃燒而又痛快淋漓的人生啊！

　　“我的歸宿在中國，回國對我來説，就是落葉歸根。”

　　春的覺醒、夏的奔放、秋的收穫、冬的蓄積，他就像一棵大樹，伸展出一片綠蔭，獻出纍纍果實，將枝頭的最後一抹亮色，都獻給了腳下的大地。

　　不知疲倦的黃大年永遠地離開了，把生命中最璀璨絢麗的部分獻給了國家……正如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在詩裏寫的那樣：我是你的，我的祖國！都是你的，我的這心、這靈魂！

　　“大年不是一個一般的學者，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不滿足於已有的成就。我理解他在英國那樣優越的環境裏，他覺得自己已經摸到天花板了，他回國，既是突破自己，也是報效祖國。”高平説，“千人計劃成就了他，讓他能夠義無反顧、全身心地實踐他的理想抱負、一展他的愛國追求。他是濃縮了他的人生，用這幾年的時間凝聚成內心一直深藏的對祖國的愛。這麼理解他的逝去更有價值，這也是他願意投身、願意獻身的。”

　　長春的夜晚，黃瀟走出家門，漫步在南湖邊。清風襲來，她仰望頭頂的星辰，重新體味著爸爸的心境：“我以前會不理解，為什麼爸爸會這麼忙，甚至忘了他自己？但我慢慢能感覺到，他所做的這些是為了國家，他想著中國會強大，願意犧牲自己的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