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影視界正興警匪片熱潮，國際大片中有70%都是警匪片，而我國的公安題材卻少有力作。而實際上，生活中的素材遠比作者的想像更豐富，這些素材像煜煜生輝的寶石，關鍵是我們的作家如何去挖掘和展現這一題材——

　　北宋清官包拯留下了流芳百世的佳話，“包公斷案”的各種文藝版本演繹也經久不衰，透露出此類題材的超強引力。我國真正出現“公安文學”的概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距包公時期，已有千餘年。1985年，《藍盾》與《水晶石》雜誌和《人民公安報》聯合發起公安文學大獎賽，第一次舉起了“公安文學”的旗幟。1988年公安部

　　“金盾文學獎”的評選，正式啟用了“公安文學”的提法。1999年，《文藝報》和《人民公安報》聯合發起公安題材文學徵文，使公安題材走向全國。20多年來，公安文學發展到怎樣的高度，從事公安題材的作家又是如何思考的？

　　公安文學經歷了駝峰式發展過程

　　作為《公安文學作品選講》的編寫者，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杜元明這樣看待公安文學的範疇：當代公安題材是政法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獨立分支，著重表現公安保衛戰線的鬥爭生活，是以塑造公安幹警、武警官兵、治安人員的職業生活、情感生活、心靈世界和他們的命運際遇為主要表現對象，以塑造他們的藝術形象為使命的重要文學。

　　公安文學在我國的發展經歷了一條駝峰式的過程。杜元明分析説：第一階段是1949年到1966年的草創期，出現了一批以反映剿匪和反特鬥爭為主要內容的作品，代表作家主要是部隊作家，如史超的《擒匪記》、白樺的《山間鈴響馬幫來》（後改編為電影《神秘的侶伴》）、公劉的《國境一條街》、張志明的《趙全一案件》、李汝清的《海島女民兵》（改編為電影《海霞》）；第二階段是文革期間，公安文學創作基本處於荒蕪狀態；第三階段進入公安文學的復興期。從1977年到1984年，出現了一些名家名作，主要以電影為主，比如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和《第十個彈孔》；第四階段是從1984年到現在，公安文學進入了繁榮期，很多知名作家參與公安題材創作，比較知名的有柯岩的《尋找回來的世界》，陳建功的《前科》、顧工的《霸王龍的末日》、彭荊風的《綠月亮》、李心田的《老方的秋天》、余華的《河邊的錯誤》、方方的《行為藝術》和《埋伏》、趙本夫的《天下無賊》、京夫的《在治安辦公室裏》、劉恒的《夕陽行動》、葉辛的《兇案一樁》、葉兆言的《今夜星光燦爛》、蘇童的《本案無兇手》、劉醒龍的《合同警察》等等。

　　從1949年算起，公安文學已經存在了58年，存在了大量的作品，涌現了一批作家。但是公安文學領域、文學評論界對公安題材的關注並不多，對於公安文學的代表作家、創作特色等探討不夠。杜元明認為，目前公安文學創作異彩紛呈，公安文學作家多數停留在以血案為主的通俗偵探文學寫法上，特點是故事錯綜複雜，情節懸念疊起，有一定可讀性。與此同時，公安文學多數存在的通病是，情節淹沒了人物，多數作品停留在低水準的通俗破案故事上，注重情節而忽略了揭示人物的性格歷史。

　　也有致力於思想藝術創新的作家，比如蕭瀟的《雪山和人》、余華的《河邊的錯誤》，屬於現代派寫法；李迪的《傍晚敲門的女人》，雅俗共賞，又吸收了純文學的寫法；方方的《埋伏》、陳建功的《前科》更成為公安文學的範本。公安內部也出了幾位比較優秀的作家，內容和形式都有所創新，比如朱恩濤、楊子的《余逆》以國際刑警題材為主，張西的《國家榮譽》、《愛別離》是國內首次出現的反恐題材；海岩的《便衣警察》，張策、張衛華的《女民警的坎坷經歷》，共同特點是寫警察命運，刻劃人物比較到位；武和平的《血案遺蹤》、《掩蓋》、《污點》、《瞞天過海》，張道華的《肝膽崑崙》等作品，已經致力於思想藝術創新。

　　杜元明更看好武和平、張道華們。原因是他們本身既有公安生活積累和體驗（武和平從警35年，曾參與偵破多起大要案，參與破獲震驚全國的“918大案”——開封博物館館藏文物被盜大案；張道華1981年從警，親自破獲許多大案，作品的警味特別濃厚），同時他們又是有思想的公安作家，比如武和平本人就是犯罪學博士，同時擔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研究生導師。

　　胡玥自上世紀80年代初走上詩壇，又做公安電視節目主持人8年，其間，她最大的成就感不在於成為了那個城市的一個電視明星，而在於經歷了一般人很難經歷到的各種突發事變和生死考驗。胡玥説：“我的公安題材的寫作得益於寫詩的經歷和經驗，也要歸功於電視主持生涯所訓練出的對事物那種即時的全新的思辨和快速的反應能力。”胡玥早期一些寫得像小説一樣的案件和人物，打破了傳統公安文學的寫法，既有意象，又有氛圍和心理描寫，尤其講究一種詩意的敘述方式。她的第一部公安題材的長篇小説《危機四伏》3個月內加印四次，之後又出版發行了公安題材的犯罪心理和探案長篇小説《狹路相逢》、《守身如玉》、《大吃一驚》、《大毒梟自白》等。

　　長篇自傳體小説《時間之夜》的出版，使胡玥從公安作家轉型為純文學作家。談到公安題材的寫作，胡玥説：“這許多年，一提公安寫作，其實許多人就把它歸到通俗文學那一類，而事實上，世界上那麼多的名著、那麼多的大片，都是有關罪案的，它們的面容上沒有被貼上俗的或純的標簽，這並不影響它們名著和大片的地位，也並不影響人們對它們的喜愛。我想，我們寫什麼，跟我們的俗或純文學立場沒有關係，而是跟我們每個人特定的生活有關。最起碼我在寫作的時候，從來不會去考慮我的寫作定位，我相信生活，只有生活，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因為沒有比事實更精彩的！”

從20歲始當警察的穆玉敏，寫作內容自然是自己的職業。“喜歡和責任有種內在的聯繫，我喜歡寫作，也喜歡我的職業。終生從事一個職業，不應該不給它留下些什麼，就像你非常想為自己所愛的人做些什麼一樣。警察職業和社會的關係非常緊密，可以説，對職業的責任也是對社會的責任。在疲於奔命之餘，我把對警察事業的點滴情感堆積成文字，描述我內心的警察感覺，記錄我的警察家庭，褒揚我身邊的警察兄弟們。”穆玉敏覺得，自己的優勢就是具有非常豐厚的基層警務實踐經驗——“我當過片兒警、刑警、經警，搞過公安宣傳，研究過中國警察史。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慾念謀殺》就是根據我當刑警時親自參與偵破的案件寫成的。其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有原型，他們是我的親密戰友。風雨之夜，我曾和他們一起蹲坑執行任務感受犧牲，日麗晴天，我曾和他們聊天尋開心體驗驚險，我能感應到他們勃發的氣息，甚至能觸摸到他們的肌膚。描寫他們的過程，是我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生，一起死的過程。第二部長篇小説《缺月》和第三部長篇《疼痛的河》亦然，30年警察生涯，使我在創作的時候，似乎是又重新經歷一次辦案過程，那裏邊刑警業務的細節，完全是信手拈來。”

　　公安題材作品缺乏人性的開掘

　　當前國際影視界正興警匪片熱潮，國際大片中有70%都是警匪片，而我國的公安題材卻少有力作。而實際上，生活中的素材遠比作者的想像更豐富，這些素材像煜煜生輝的寶石，值得作家去挖掘和展現。那麼，作家們又是如何分析這一問題呢？

　　談到公安題材創作的整體狀況，穆玉敏表示並不理想，“有的突出槍戰、恐怖、謀殺、追捕，有的則太沉重，也有的胡編濫造。儘管公安題材資源很豐富，但眼下的作品離很好地挖掘和表現，恐怕還有一定距離。”

　　穆玉敏認為，也許身在其中，警察作者的作品從辦案細節到司法程式都很真實，肯定沒有“硬傷”。但一些作品整體和細節描寫未免顯得直接了，不太好看。“我想説，有些警察作家的作品的確存在真實性和文學性的關係處理得不太好的問題。但他們的創作源自於其對自己職業的深入了解和刻骨體驗。在民間，警察或許從來只是一個生硬的符號，以巡守國家機器的特殊形象在城市與鄉間正步行走，身板直挺，面無表情。但是藏伏于他們的內在，他們的背後，他們的血親家庭之中的，如常人一樣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樂，卻不如常人一樣為世間知曉。警察作家往往不世故，不自欺欺人，不故作高深，他們的獨特性，不是一般帶著創作任務在警察內部短期體驗生活的域外作家所擁有的。”

　　公安文學是專業性非常強的領域，不僅僅要有生活，還要有充分的法律知識，“很多作品連基本的常識諸如拘留、傳喚都寫不明白；有些作品則編得非常可笑。”作家程琳説。這也是在程琳看來，儘管影視劇與暢銷書中公安題材的作品比較醒目，但是高層次的、嚴肅的則不是很多的原因所在：“首先，公安題材本身受限制，由於公安接觸的就是警匪，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滿戲劇化、情節化，這就導致公安文學作品本身的戲劇性；其次，忽視了對人物的深刻挖掘，大多數警察在一線摸爬滾打，欠缺文學素養，沒能挖掘出警察內在的東西，專業作家有文學能力，卻缺乏生活經驗，表達不出警察骨子裏的東西。”

　　“實際上，警察真實的生存狀態更接近人性的內涵。缺乏從內向外探索警察人性的作品，這是公安題材文學作品難以突破的難題。”程琳説，文學離不開塑造人物，警察究竟是什麼形象？目前的公安題材作品中，警察形象符號化，高大全，缺乏人性的開掘。形式化決定了人們在創作上淺嘗輒止，只寫了警察的皮毛。“警察職業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要和罪犯打交道，一方面是和人打交道，他們處在人與魔鬼之間，但是現在很少有人能真切挖掘出真實的警察。”程琳説，真正的、嚴肅的公安文學作品可遇不可求，隨著警察素質的整體提高，應該有好的作品讓整個文學界耳目一新。可見，公安文學是一門很深的學問，公安題材創作還在學習階段。

　　現在公安部供職的武和平，有一個兩用的工作本，前面是工作會議的記錄，後面是素材積累，比如一些警察的個人習慣、犯罪分子的臉譜等等，他都一一“記錄在案”。比起之前創作的《血案疑蹤》，他感覺在新作《污點》中自己加工的成分多了，想像的成分多了，已經開始找到了“感覺”，在用小説的規律創作。從過去的由案件到案件，已經轉變為由寫案到寫人，並轉到以寫人為主。

　　武和平對比説，由於大量公安題材登場，面紗揭去，沒有讀者更關心公安人員的精神世界，過去的人物附庸在案件上，形遣人散；福爾摩斯也不僅僅是寫推理，公安題材的文學作品現在遇到跨越自我的階段，需要突圍。武和平説：“公安題材小説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海岩做了有益的嘗試。海岩是傳統意義上案件的寫法，他塑造了鮮活的大眾喜愛的形象，他的創作元素適應了讀者的口味，也是一種突破。”

　　談及目前公安文學創作尚未形成陣容和規模的原因，武和平説，專業作家到警營熟悉生活的少，除非有案件，他們不了解警察的內在情感。其次是從事公安題材的大部分作家，左手拿槍右手拿筆，和專業寫作者不同，他們不太具備文學功底，生活資訊量大，但是，170萬警隊生活是一座富礦區，開採者眼高手低，距離太近，往往會出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現象，“我們希望從陽剛粗獷的開採轉入細膩的深加工，一步步走下去”。穆玉敏也説：“對於真正的文學而言，故事的本身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期待有思想性、藝術性、可讀性相統一的公安題材作品大量涌現。”      記者　舒晉瑜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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