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上許多公認的大作品相比，當下的中國文學，包括某些口碑不錯的作品，總覺缺少了一些什麼。現代以來至今，中國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學主流和結合本國文學傳統的背景下，逐漸形成了心目中對偉大文學的看法。一直以來，總有人不斷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在今天，這個被稱之為“偉大”的時代裏，卻總是出現不了偉大的作家，出現不了我們時代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現不了新的曹雪芹、魯迅或者胡適式的大家？誠然，我們擁有不少優秀的富於才華的作家，有的作品也已呈現出若干大手筆氣象，可是，與我們心目中“偉大”的目標相較，距離還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從整體狀態看，毋寧説，我們今天的文學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危機。今天，不管怎麼説，文學進入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作家們在寫什麼和怎樣寫上，可説享有了相對充分的自主權。何以還是産生不出多少公認的大作家大作品呢，根源究竟何在？我們現在的文學到底缺少些什麼呢？

　　作家不可能脫離他身處其間的時代空氣

　　我不斷遇到有人向我提問：長篇小説既然以每年千部左右的數量面世，那麼自90年代以來至今快接近萬部的小説裏，究竟有多少部能經得起長久的閱讀？有哪些書你本人是在情不自禁地看第二遍，第三遍？對此，我常常陷入舉證難的尷尬。

　　在此，我想特別指出，“書本”或“作品”的定義似已悄悄地發生變化。這也已嚴重地改變了文學的生産機制。原先的“書”是神聖的，要代代相傳，作者需要十年磨一劍之功力，力求打造出貨真價實的東西。然而，現在的書，更換率和淘汰率急劇加快，往往變成了一次性的、快餐性的物品──由於成了商品，消費性和實用性就佔了上風。大凡商品，都有一個突出特性，那就是喜新厭舊，追逐時髦，吸引眼球，用完即扔，於是文學也就不能不在媚俗、懸疑、驚悚，剌激、逗樂、好看上大做功夫，這樣，也就不可能不以犧牲其深度為代價。

　　我發現，創作上的浮躁現象源於兩個尖銳得幾乎無法克服的矛盾：一個是出産要多的市場需求與作家“庫存”不足的矛盾。一個作家如果在市場上沒有一定數量的産品頻頻問世，就可能很快被遺忘，於是焦慮感壓迫著作家，不少人只有拼命地寫，對作家自身資源的耗損極大。另一個大矛盾是：市場要求的出手快與創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規律發生了劇烈的矛盾。這一矛盾更加要命。一個作家如果10年、20年才寫一部小説，就跟不上這時代的文化商品的節奏。現在很多作家身陷於兩大矛盾之中，精神焦慮，甚至虛脫。不少作家的“庫存”因為透支而被掏空了，耗盡了，不但生活積累，語言積累，連知識積累也越來越貧乏。沒有時間充電、讀書，也沒有時間沉到生活深處，甚至都沒有時間好好地“生活”，於是只能變著法兒閉門造車，抓住一點東西就盡力注水，膨化，稀釋，書一齣來又希求叫好，以支撐門面。

　　如果説現在文學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的缺失。與之相聯繫的，有一個作家與讀者的關係，市場是通過讀者起調解作用的。最值得肯定的態度還是把讀者當對手──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你得千方百計地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征服對手，你要提供出使你的對手意想不到的更多新東西，你會因對手的矜持而激起真正的創作慾望和獨創能力。這才是最大程度的尊重讀者，也最有益於大作品的産生。可惜的是，今天逢迎讀者和消解讀者的寫作現象比較普遍，如兇殺、暴力、色情文學，不負責任的網路寫作、地攤寫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寫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劃、從市場找熱點、多名槍手共同協作的“新三結合”寫作。而具有“深度”、“本質”和原創性的征服性寫作比較罕見，這導致了創新精神的失落。

　　急需強化肯定和弘揚正面價值的能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小説取得了較大成績，但中國小説精神缺鈣的現象卻也在日益普遍化和嚴重化。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態更趨物質化和實利化，腐敗現象大面積蔓延，道德失范，銅臭氾濫，以致人文精神滑坡，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消費、煩、浮躁、自我撫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義、繞開責任、躲避崇高等等，幾乎成了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説中較為普遍的精神姿態。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文化空氣之下(當然不是全部)，中國當下文學的營養不良，底氣不足，資源不豐，傳統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價值的難以整合和確立，就明顯地暴露了出來。我認為，就現在的文學本身而言，其“最缺少”其次表現在缺少肯定和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而這恰恰應該是一個民族文學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鄉土寫作，官場文學以及工業改制小説等等，並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氣，並不缺少揭示負面現實的能力，也並不缺少面對污穢的膽量，卻明顯地缺乏呼喚愛，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

　　所謂正面的價值聲音，並非如有人淺薄的理解，以為是指當下政治性的“導向”，或表彰好人好事之類。它要廣闊得多。它應該是民族精神的高揚，偉大人性的禮讚，應該是對人類某些普世價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創造，樂觀，寬容等等。有了這些，對文學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僅表現為對國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現為對國民性的重構，不僅表現為對民族靈魂的發現，而且表現為對民族靈魂重鑄的理想。其實，即使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中，也有強烈的人性發現和終極關懷的光芒。比如《紅樓夢》，它絕望，悲悼，甚至虛無，但它的內裏卻始終燃燒著美麗人性和青春浪漫的巨大光焰，從來就雲空未必空。而在我們這裡，不少作家把負面的國民性(奴性，麻木，欺騙，虛偽等)當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這只能説明精神資源的薄弱。事實上，文學中正面精神價值的匱乏和缺乏説服力，正是社會、文化、哲學領域正面精神價值匱乏和缺乏説服力的反映。

　　呼喚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對生活的整體性把握

　　我認為，現在的文學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能力，面對慾望之海和現象之林不能自拔，如個人化寫作或者私人寫作，“70”後的慾望敘事以及為賺取市場賣點的商業化寫作等。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當前文學的品質和格調。作家的根本使命應是對人類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個通俗小説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個能表達時代精神的作家，卻能把故事從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當下現實體驗而達到發現人類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審美理想觀照和超越這缺陷和不完美，並把讀者帶進反思和昇華的藝術氛圍中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寫的是人的靈魂問題，有人心的深刻懺悔，有法律的審判、道德的審判和靈魂的審判。

　　很多作品沒完沒了地寫油鹽醬醋和一地雞毛，當然有的寫得很好，比如池莉的《來來往往》、《生活秀》等寫出了人的生存狀態，但是我們很難從裏面看出生活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缺少一種精神關懷和人文關懷。現在的流行是越臟、越醜越叫座，反而説深刻啊深刻。其實，生活並不是那樣的。這裡還是有個“度”和分寸感的問題，這是文學的審美特性所決定的。不是説生活中的灰暗，污濁不可以寫，而是説，有的作家作品只有寫灰暗污濁腐敗的能力，沒有審視，思辨，取捨，提升以及使正確的審察植入作品血脈之中的精神能力。

　　提升寶貴的原創能力是對畸形複製能力的遏制

　　我認為，現在的文學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寶貴的原創能力，卻增大了畸形的複製能力。大量注水或千書一面，用幾個模式可以一言道盡的，比比皆是。這已經導致了當前文學中數量與品質比的嚴重失衡，威脅著當今文學的整體藝術水準。這些年我們親眼目睹了一個又一個“複製浪頭”，一個時段什麼故事吃香，什麼題材聳人，這類作品像事前商量的一樣，連袂而出，而且發行業績出奇的好；而命意獨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流行總是壓倒獨創。不少名家，漸漸形成萬變不離其宗的結構“秘方”，把幾種他最熟絡的審美元素拿來調製一番，就能調出一盤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其實他永遠在寫著同一部作品。

　　一般來説，作家一生創作都有自我重復的影子，即使有的大作家，自我“重復”的特徵也很明顯。可是，問題不在重復，而在於精神探尋的遞進性，由遞進而展示思想和心理的豐富性、深刻性和原創性，傑出作家往往以其思想魄力能實現這種跨越，而許多作家的精神探尋則缺乏這種“精神的遞進性”，故其創作不是高層次的原創，形而下的批判遠遠大於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原創”二字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長期觀察，體驗，沉入生存，深切地、緊張地甚至是悲劇性地思考的結果。

　　我談了四個“最缺少”，使用“最”字，無非是突出其嚴重性，緊迫性，以引起注意，引起討論。　

　　作者雷達為著名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研究員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編輯：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