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生：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 陳明遠 著 新華出版社 2007年6月

　　文化人也是人，也要維持基本的衣食住行。如果在現代社會，孔子也大抵不會倡導弟子們“一簞食，一瓢飲”。不管從哪方面看，貧窮都是一種罪惡。在我看來，托斯陀耶夫斯基所謂“窮人的美德”極其可疑。反倒是中國的俗語“人窮志短，馬瘦毛長”更為可靠。可以設想，當一個人饑寒交迫且走投無路時，他更可能違背道德和倫理的界線，而做出一些他自己也認為錯誤的事情來。道德上的聖人從來只存在於文人的刻意掩飾和誇大其詞，而儒家文化所提出的過高的道德要求所造就的偽君子和小人，顯然比真君子和大丈夫要多出很多。

　　因此，陳明遠給文化人算賬的意義也就不言而喻。此前，他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已經獲得好評。這本《何以為生：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同樣是談文化名人的收入和支出。從本書中可以看出，文化人儘管也有拮據的時候，但是，在大多數時候，他們的收入是很高的。無論是胡適，還是魯迅，其職務收入和稿費足以使自己和家人維持在一般生活水準之上，絕非一般家庭所能比擬。雖然陳明遠沒有就此進行對比和分析，但我以為，個中主要原因在於，知識分子在當時還是比較稀缺的資源，他們所獲得的稿費、版稅收入遠遠高於今天的寫作者。而胡適對待錢的態度無疑值得今天的知識分子學習。雖然每月收入豐厚，但胡適自己的生活卻很簡樸，而幫助汪靜之、林語堂卻不遺餘力。在擔任駐美國大使期間，胡適公私分明，廉潔奉公。

　　就實際情況來看，文化人的收入在大多數時候遠遠高於一般的工薪族，更不必説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了。在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剛出現一批數量不多的倒爺、個體戶，農村出現了所謂“萬元戶”，知識分子就坐不住了，抱怨“搞五線譜的不如賣豆芽菜的”。其實就那時的情形説，真正算得上富裕的個體戶和農民只是極少數。時至今日，大部分農民仍然是相對貧困的群體。而知識分子已明顯處於社會上層。

　　北大副教授阿憶曾在網上將自己在北大的所得收入一一列出，每月共計4786元。扣除各種支出之後，最後竟然是負數。但是，我們也能看到，阿憶養車每月就要支出一千多元，此外，他的兒子在上高中，女兒上幼兒園，多養一個孩子，費用支出顯然也會增加。換言之，阿憶維持著較高的生活品質，他的入不敷出，顯然不完全是收入低所造成的。但是，知識分子的窮與富以什麼為參照標準，卻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如果和陳天橋、黃光裕相比，他們永遠是窮人。

　　（來源：廣州日報）

　　　　　　　　　　　　　　　　　　　　　　　　　　　　　　編輯：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