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年輪：高考恢復三十年的民間觀察》一書引子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東方大清王朝緊閉的大門被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國”“老大帝國”美夢被隆隆的炮聲擊碎。一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慘痛的教訓中發現，國家落後就要挨打，落後緣於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於教育制度的落後。甲午海戰，日本的勝利，對中國政界及知識界影響甚大。中國上下變法之聲愈強。嚴復説當時“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裏也説：“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對於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腳于對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的批判上。

　　光緒三十一年（即西元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由袁世凱領銜，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等會銜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１０月，風雨飄搖中欲圖振拔的清政府諭令從丙午（即西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這是中國在1905年最大的新聞，它的轟動是世界性的。此詔書宣告了中國延續一千三百餘年曆史的封建專制的人才基礎——科舉制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想想吧，改革科舉制是戊戌變法中的一項內容，但慈禧老佛爺一句話就使它中途夭折。這時，老佛爺還活著，袁世凱的一句話就廢了它。這袁世凱還了得嗎！

　　袁世凱後來經常與其子女談起這件事，認為是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當年，《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把這一事件同清廷即將開展的憲政改革順理成章地捆綁在一起：“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辛亥革命後，莫理循在袁世凱總統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顧問。

　　廢除科舉之後，那些把科舉作為人生追求的讀書人如喪考妣，認為斷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輕人把目光投向了洋務求新人士已經興辦的新式學堂，如京師大學堂和上海馬相伯創建的“江南第一學府”復旦公學等現代高校。這些學堂實行自主招生，這個政策一直延續到中華民國。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高等教育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民國時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施行的是各大學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為政，各家獨立自主命題。由於是各自為政，那些參與命題的老學究們有時還會開開倒車。比如，北平一所醫學院招生，國文考試題目是《卞壺不茍好時論》，題目出自《晉書》。可是，立志做醫生的學生又有幾個讀過《晉書》呢？只好全體交了白卷。

　　不過大勢所趨，新式考試的地位已無可動搖。原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蔣夢麟年輕時也曾經參加過科舉，蔡元培還是翰林，但他們都主張“兼通新舊，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馮友蘭的話説，“北京大學基本上是封建主義佔統治地位的學校”，但考試製度似乎已非常新潮。當時北大的高考分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別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總是逃不掉的；第二類將來進本科的理工科，則要考數學。

　　和現在一樣，當時的高校也有名額的限制。1915年，梁實秋考清華時，直隸省的分配名額為五名，報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幾個人，初試先涮下二十幾個，留十名，復試再淘汰一半，遴選出五名。梁實秋雖然還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卻順利地進入第二輪。直隸省省長朱家寶在自己的府邸內考梁實秋等十名考生。作一篇作文，題目是《孝悌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區別。看來，當時清華的改革較之北大，還有不小的差距。

　　當時，自主招生的大學在招收學生上還是相對寬鬆和靈活。1929年，錢鐘書和他弟弟錢鐘韓一起參加清華的高考。錢鐘書數學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長羅家倫賞識錢鐘書的國學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門外了。錢鐘書的例子也不是當時惟一的個案，1922年，還有個叫盧冀野的學生考東南大學，數學更差勁，考了個零蛋，但因國文滿分，而被東南大學破格錄取，轟動一時。

　　在20世紀30年代，也曾有過“短命的統招”。1937年，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三所國立大學試行聯合招生。193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國立大學實行統一招考。1940年，統一招考的學校範圍又擴大到公立院校，私立和公私立專科學校仍自主招生。此次統一招考是自1905年以來高校招生考試改革的一次重要嘗試。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戰事嚴峻，統一招考辦法實行僅三年便被迫中斷。

　　戰爭不斷的時局使得中國的大學教育大受影響，但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下，大多高等學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貽琦等人呵護培育出的現代大學精神，在招生考試製度上，也大致沿襲了各高校單獨自主招生的傳統。

　　1949年，除北大、清華等少數幾所高校實行非實質性的聯合招生外，全國絕大多數高校仍沿舊制，實行單獨招生考試，招生的計劃、條件和辦法都由各校自行決定。單獨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額和新生報到率低等問題，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佈了新中國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試文件《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規定》，要求各大行政區教育部“根據該地區的情況，分別在適當地點定期實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學校聯合或統一招生”。但由於單獨招考操作上的慣性，該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既有校際的聯合，又有大區的統一，還有學校的單獨招生。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繼續沿用前一年度的辦法，而且統一招生要在單獨招生之前舉行。1952年教育部明確規定，自該年度起，除個別學校經教育部批准外，其餘高等學校一律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至此，統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一直延續到文革前夕。

　　1966年，文革爆發。在那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熱年代裏，高考制度也沒能倖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聲稱以往的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産階級的框框”，必須“徹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開始以更激烈的言辭來抨擊高考制度，宣佈要將它“扔進垃圾堆裏去”。高考終於成了被打倒的對象，全國高校停止招生。從1966年－1972年的6年間，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少數高等學校試點招收少量工農兵學員外，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幾近停滯。

　　1971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高校招生要嚴格堅持“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即“十六字”招生辦法）。《紀要》還提出“兩個估計”，認為建國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産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産階級的”。《紀要》經毛澤東圈閱同意並以中央文件下發全國後，“十六字”招生辦法和“兩個估計”由此成為金科玉律。

　　自1972年開始，大多數學校恢復招生，但文化考試仍未得到恢復。而1972年大多數高校所恢復的招生，卻取消了文化考試，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現、路線覺悟、實踐經驗等作為選拔學生的標準，對文化程度的規定則只要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即可。1973年的招生工作有所改進，提出要“重視文化考查”。然而，這一本事遵循了考試自身規律的正確做法，卻因張鐵生“白卷事件”而備遭指責。

　　張鐵生，遼寧省興城縣的一名生産隊長，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在1973年的大學考試中幾乎交了白卷：語文38分，理化8分。眼見錄取無望，張鐵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寫了一封信，表示對考試的不滿，同時又希望各級領導在入學考試中對他加以照顧。7月19日，《遼寧日報》發表評論：張鐵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這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地、發人深省的答卷”。

　　於是“白卷事件”引發了一場圍繞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大討論。其結果是，文化考查被冠以“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産階級向無産階級的反撲”等罪名，交“白卷”的張鐵生被樹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查這條科學、客觀、公正的新生選拔標準，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在 “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的“十六字”招生辦法中，“自願報名”只是幌子，“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子女是無報名資格的，即使是有報名資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基層不敢送，領導不敢批，學校不敢收”；而後三個環節無一例外都成了“走後門”的代名詞，弄虛作假、指名選送、授意錄取、私留私送名額等各種醜態紛紛粉墨登場。儘管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仍難以阻擋這股由非客觀選拔標準引發的“走後門”強流。而“走後門”的結果是，導致高等學校新生文化程度極其低下，並進而導致高等教育品質的嚴重滑坡。而且，“唯成分論”也嚴重挫傷了廣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學習積極性。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鄧小平恢復工作，出任國務院副總理，開始著手對各方面的整頓。9月26日，鄧與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進行了一次談話，表達了對當時招生辦法的憂慮，他説：“大學究竟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人？有些大學只有中等技術學校水準,何必辦成大學？科學院要把科技大學辦好,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入學，不照顧幹部弟。”“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問題。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準拖住了。”就是在這次談話之後，一句金言在社會上流行開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鄧小平的意見遭到了“四人幫”的猛烈反對。他們指責高校招生是“讀書做官”的“階梯”，“擴大三大差別”、“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進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實行“三來三去”，即：大學新生從農村來，畢業後回農村去，當農民、拿工分；從工廠來，回工廠去，當工人；從哪來，還回哪去。高校招生走進了死衚同。他們甚至提出，“衛星上天，紅旗(就要)落地”，“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徹底趕出了中國的政治舞臺。1976年10月，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經過十年動亂，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到達了瀕臨崩潰的邊緣，百廢待興的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層。

　　1975年1月，在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身患癌症的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全國人民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方針。但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大量的高素質的建設人才從哪來？這個問題成為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瓶頸。中國這艘萬噸巨輪，就要乘長風破萬里浪，一股關於高考制度改革的岩漿正在水下潛滋暗長，勢頭愈來愈猛，愈來愈烈，就等著一個恰當的時機破岩噴涌。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時間進入了不同尋常的1977年。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民共和國，誰來接續上被人為斷裂了多年的現代化鏈條？等待著天下士子的，將是什麼消息呢？

　　該書簡介：

　　由馬國川、趙學勤撰寫的《高考年輪：高考恢復三十年的民間觀察》最近由新華出版社出版。

　　2007年是中國恢復高考三十週年。本書以高考制度沿革為經，以高考學子的命運沉浮為緯，全面、生動地再現了恢復高考三十年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

　　本書按照高考制度改革推進的程度層次，將30年分為四部分：解凍、嬗變、轉軌、惶惑。在每一部分前，有一個對本部分內容言簡意賅的概括總結，意在向讀者介紹在高考恢復三十年的鏈條中本部分相對獨立而又承前啟後的重要環節。

　　全書圖文並茂，在書中每一部分中，首先是對本年度高考制度改革的全面概述。通過政策的解讀、人物的描繪，事件的還原，點面結合，盡可能生動地概述該年高考的全貌。其次是介紹年度人物，選登了這三十年來的代表人物。上至政策決策者，下至普通考生，都是著者站在民間立場，在眾多人物中遴選出來的。著者力圖通過年度話語詮釋高考重大決策，再現當時圍繞高考的社會氛圍。經過高考洗禮的各行各業人士，通過該書可以全面了解高考制度三十年的變遷，尋找到自己在這段歷史的坐標點，觸摸歷史的體溫，感受時代的脈搏。

　　（來源：中國網）

　　　　　　　　　　　　　　　　　　　　　　　　　　　　　　編輯：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