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費對公眾來説已經是熟門熟路，成了個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見多識廣的消費者再不會對槍手露出鄙夷的表情。同時，槍手也開始逐漸浮出水面。

　　圍繞海岩新作的“槍手風波”，日漸喧囂起來，“槍手”的問題再次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環顧當代大眾文化生産的各個細節，不難發現槍手及其變體在這個産業中隨處可見。

　　如果把影視業中的“裸替”説成是演員的槍手，未必能讓人感到信服，可是如果反過來把槍手看成寫手的“裸替”，情況就逐漸明晰了。

　　事起大眾文化生産

　　作為文化生産中的雇傭軍，槍手與文化生産的組織者結成了短期的雇傭關係，在文化包工頭的指導下，按照生産商的要求製作大眾文化消費品。有時候，大眾文化生産者會以統一的規格、形態、品牌推出系列類型産品。這些産品提供的主要是類型與品牌，因此作者儘管享有署名權，卻依然是槍手。

　　和一般商品的消費活動一樣，在文化的消費活動中品牌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通過對品牌的認同與歸屬，文化消費者有意無意地對自己在大眾文化潮流中的身份做出判斷：群體和流行、品位和思想……。

　　消費者對品牌的消費活動，核心是品牌的價值，而産品的價值則常常可忽略不計。一旦大眾文化品牌建立起來，通常就不需要再進行風格、內容或者形式上的突破與變革，需要的僅僅是蕭規曹隨，穩定而恰到好處地保持基本品質。這一特性讓大眾文化的生産成為一個可以分解與轉包的項目。

　　只需要一定的生産能力，以及模倣最初的作者的手藝，槍手的生産活動就可以開始了。這是文化消費者對消費品需求的結果，也是生産商維持生産速度，保持市場佔有水準的要求。

　　槍手的變遷

　　上世紀80年代初，槍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進入了文化消費活動。1988年開始，一個名為“（香港）雪米莉”的生産者就已經讓懵懂的文化市場認識到槍手的意義。

　　當時，這個由三位川籍槍手構成的文學品牌橫掃中國閱讀市場。隨後春風文藝出版社將“禾林小説”（Harlequin）帶進文化市場。這種以品牌帶産品的操作模式，事實上淡化了作者，是槍手寫作的延伸。2002年以後，槍手作為大眾文化生産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頻繁進入公眾視野。

　　在這個過程中，文化消費者對槍手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上世紀90年代初，媒體曝光了“（香港）雪米莉”的真實身份，結果槍手被當作文學騙子而拋棄。可10年之後，文化消費對公眾來説已經是熟門熟路，成了個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見多識廣的消費者再不會對槍手露出鄙夷的表情。當然，作為消費的文化給文化本身帶來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文化雇傭軍的生産活動不需要出類拔萃的創造力，只需亦步亦趨。同時，棄風格、內容或者形式上的突破與變革也在這樣的文化生産活動中被警惕地排除，因為變動可能給消費行為帶來影響，並進而減少大眾文化生産商的利潤。這一情況事實上抑制了文化本身的裂變與再生。

　　當供消費用的大眾文化成為文化的主體，文化雇傭軍成為文化産品的主要來源時，文化本身的生命力被遏制住，平庸化成為這種文化的發展方向。它帶來的顯然是一種毀滅性的後果。

　　“裸替”也要自立門戶

　　2007年初，“紅蝶社”和“夜讀社”兩個寫手社團相繼成立。其組成者大都參與過出版活動，但只能作為邊緣寫手出現在文化市場中。借用夜讀社發起人的話説，成立寫手社團的目的是與出版商相抗衡，因為“書商對新人，待遇相當過分”。而寫手社團的成立，則被認為可以將原本以散兵遊勇的形式出現的文化雇傭軍，集合在一起。

　　不難看出，這種寫手社團試圖充當一個“槍手公司”或者“槍手仲介”的角色。通過掌握槍手資源，提高文化雇傭軍的整體價值，增加跟出版商談判的砝碼。這種操作手段的可行性或許還有待觀察，但這些社團的出現足以顯示槍手的需求：適當的署名權利與一定的利潤配額。這也不過是些他們應得的東西而已。（作者：拇姬）

　　（來源：新京報）

　　　　　　　　　　　　　　　　　　　　　　　　　　　　　　編輯：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