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三個單位合作組成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經過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已初步完成全部新獲文書的整理、錄文和校對，並編成《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一書約150頁的初稿。
這批出土文獻約有三四百件，主要包括自1997年以來，特別是2004－2005年度，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對該地的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出土的文書，同時還有一批向社會徵集來的新出土文書。參加整理工作的專家們欣喜地發現，這批文獻蘊涵著巨大的學術價值。
歷史和歷史研究總是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這一點在吐魯番得到了充分的印證。整理小組組長之一、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局長李肖感慨地說，在古代，吐魯番只是蠻荒之地，流放囚徒之所，遠離華夏文明，可以說是漢文化海洋中的一個孤島。而今天，由于其豐富的歷史資源，已逐漸成為歷史研究的資料中心，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學者們在吐魯番發現了古代中國的歷史，從中國歷史上也發現了文化豐富的吐魯番。
根據目前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的整理情況，這批文書主要集中在闞氏高昌王國時期和唐西州時期。此外，高昌郡、强氏高昌王國時期亦有所涉及。李肖局長認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有的資料為傳世文獻的記載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有的為學術研究開辟了新的方向，有的則為一些懸而未決的學術難題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這次發掘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闞氏高昌時期的文書，即1997年清理的洋海1號墓，但這些文書卻異常豐富。該墓的主人是一個名叫張祖的官人，生前的官職可能是“威神（?）城主”，這在當時應是一個重要的職位。由于他是官人身份，又由于他是一個通經義、會佔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價值的文書和典籍，為我們研究高昌王國時期的早期歷史提供了多方面的數據和資料。
在他的墓中出土的官文書主要包括衣物疏、契券和帳歷等，這些文書為我們呈現了闞氏高昌時期的社會制度和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其中出土的一件大約為永康九年、十年所寫高昌送使的記錄，更為我們提供了當時高昌送往迎來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鎮計人出馬的記錄，反映了闞氏高昌的對外交往，為這一時期的東西交流提供了珍貴的數據。而這件文書中保存的一批地名，也可以幫助我們探討高昌王國早期的城鎮設置問題。
在張祖的墓中發現了一件典籍寫本殘葉，一面寫某家的《論語》注，另一面寫《孝經義》，都是現已失傳的古書。經過整理小組的學者推斷，這個寫本是以書籍的形制作為陪葬物的，應是張祖生前所讀之書。《論語》古注和《孝經義》本身是十分珍貴的佚書，有助于我們理解儒家典籍及其傳播的歷史。另外，這個墓中還出土了一件關于易雜佔的文書，大約有三張紙的篇幅，或許可以填補戰國秦漢簡帛文獻和敦煌文獻記載之間的某些空白。這件佔卜書的背面，還有關于歷日和擇吉的文字，年代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貴的歷法史和數術史資料。這組典籍類文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北涼及闞氏高昌時期學術文化的淵源，特別是與南、北朝文化的聯係。
新出吐魯番文書中有大量屬于唐朝西州官府各級衙門的官文書，內容涉及官制、田制、賦役制、兵制等方面；從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則是研究官員生活、百姓負擔、日常生活等社會史的材料。其中有一些與此前發表的吐魯番文書有所不同的材料，如巴達木113號墓出土了此前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文書（04TBM113:6-1），登記高昌縣思（?）恩寺三個僧人的僧名、法齡、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數及誦經名數。根據學者的研究，這件文書應當是《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的原本，非常珍貴。而且，文書作于唐朝的西州時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時間追溯到高昌國時期，表現了唐西州佛教教團的延續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對于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認。
李肖局長還向我們介紹了2004年木納爾102號墓出土的一些文書殘片，經過整理小組仔細拼接，獲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654）秋天和永徽六年夏天的兩組文書，都是西州折衝府低級將官申請讓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後有長官批文。雖然文書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關鍵的詞匯卻讓我們得以重新解釋唐朝府兵“番上”的內涵，歷史得到了重新解讀。
此外還有一些實際應用的文獻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當地學生所寫的《千字文》，還有更早的高昌王國時期的《急就篇》寫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區習字文本的演變。還有一件學生習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潤的《蚑魚》詩和一首佚詩，頗為難得。學者們認為，在西北邊陲州郡，連兒童的習字都受到南朝詩歌的影響，充分表明了一個時代的風尚。
吐魯番出土文物對于歷史研究的價值還不僅局限在紙質的文書上，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墓志和墓磚等也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以墓志為例，2004－2005年發掘的交河溝西康家墳院，總共有四十余座墓，其中包括一些强氏高昌國時期的墓志。在巴達木和木納爾墓地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志保存下來，這些墓志對于高昌王國的紀年、官制、婚姻、外來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資料。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為了使新出土文書盡快公諸于眾，以供學界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他們的勞動成果《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一書將于年內問世。李肖局長不無自豪地說，吐魯番地區墓葬豐富，目前我們的考古發掘僅僅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隨著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吐魯番將為我們帶來更多的驚喜。相關背景鏈接吐魯番地下埋藏著十分豐厚的文化寶藏，由于葬俗和氣候特殊，文書、紡織品等有機質的文物容易保存下來，從而為研究古代歷史保留了很多珍貴的資料。早在一百多年前人們就開始了對它的發掘和探索。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們紛紛組成探險隊，在吐魯番地區進行找寶探險活動。他們從吐魯番地區盜走大量古代文書。由于缺乏科學的計劃和指導，以及係統的發掘記錄，造成的損失也很大。
吐魯番地區同中原、絲綢之路的聯係密切，許多有價值的歷史信息只有吐魯番文書有所保留。在唐代，吐魯番叫做西州，中央政令在這里的貫徹實行，吐魯番出土的資料成為我們現在研究唐代前期歷史的最直接證據。
從1959年到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先後進行了十三次科學發掘。1975年，“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成立，以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為首的全國專家學者對這批文書展開了及時的整理和研究，並于1981年起將整理成果———《吐魯番出土文書》十卷本的錄文本和大四卷本的圖板本陸續出版。這次的發掘和整理工作比較科學係統，奠定了吐魯番學在中國的堅實基礎，吐魯番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李蕾）
編輯：秋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