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金”、“瓶”、“梅”三個字，在小説中是指三個如花似玉的女人：潘金蓮、李瓶兒和龐春梅。這三個女人都是書中男主角——西門慶的小妾。由於書中過多描寫了色情以及性活動，所以該書自誕生以來的相當長時期內，屢次被列為禁書。由此，對於很多普通讀者來説，《金瓶梅》也就顯得相當神秘了。

　　確實，非但是普通讀者，即便是對專業的研究者而言，這部書在中國文學史上，至今還留存著這樣一樁謎案：《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是誰？如果不清楚作者是誰，那麼此書是從哪兒傳抄出去的，便無從説清；反之，如果能弄清《金瓶梅》是從哪兒傳抄出去的，那麼，作者的籍裏問題也就水落石出了。

　　對此，黃山市“天都草民”潘志義(別名“茍洞”)先生理出了這樣一個探尋謎底的線索：“《金瓶梅》的母本只能有一部。循著最初幾名傳抄《金瓶梅》者的社會關係及交往線索，最終會匯集在一個‘點’上，那麼，這一‘點’，就應該是《金瓶梅》一書的源頭。弄清了這一源頭，《金瓶梅》一書的作者、以及它的誕生地，也就會浮出水面了。”

　　茍洞稱，《金瓶梅》一書寫成後，當時就有一些文人聞風想謄抄，他們在打探能從何處抄得此書的同時，也在探詢該書作者“蘭陵笑笑生”是誰，但最早擁有抄本的幾個人中，沒有一個人提及作者的尊姓大名，似乎他們在徵得作者同意謄抄時，就達成了不傳揚作者真實姓名的默契——要知道，在《金瓶梅》成書的那個年代，寫言情類小説，大有傳統知識分子所忌諱的“怪力亂神”之流的嫌疑，這是為傳統文人所不屑與不齒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最早傳抄《金瓶梅》一書的人，絕不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誰；當別人轉抄而打聽此書的作者時，他們偏偏都“查不到下落”。那麼，這些傳抄人為什麼不願意透露原書作者的姓名？茍洞先生認為，這絕不是傳抄人不知道，而是傳抄人不願意説。茍洞先生進而詳細梳理了最早擁有《金瓶梅》抄本的幾個人的交往關係，從而認定《金瓶梅》一書是從徽州傳抄出去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茍洞五年前提出的、本報曾做詳細報道的觀點：《金瓶梅》一書誕生在徽州；“蘭陵笑笑生”是徽州人汪道昆。

　　五年前，記者就《金瓶梅》作者成書之地及該書作者籍裏等問題採訪茍洞先生時，茍洞先生曾稱，《金瓶梅》成書于明朝萬曆十五至二十一年(1587~1593)。該書寫成後，文人墨客便開始傳抄。茍洞先生説，當時擁有手抄全本的有4人(家)。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記載，當屬明朝人袁宏道寫的一封信——《與董思白書》。這封信寫于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是袁宏道寫給友人董其昌的。思白，是董其昌的字。大書法家董其昌與《金瓶梅》袁宏道在信中説：“一月前，石簣(記者注：即陶石簣，袁宏道之友)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遊竟，復返衙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為之少卻。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何在？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在這封信中，袁宏道告知董其昌：他在病中告假，由好友陶石簣陪同，遊山玩水一番後，便回到“辦公室”(衙齋)。而在遊玩期間，很遺憾地沒有見到董其昌。為何有此“獨恨”(遺憾)？一乃可能是董其昌當時已頗有聲名，是個做官、書法都頗得社會稱讚的“名流”。沒見到，當然遺憾；二是袁宏道已看過從董其昌處借閱的《金瓶梅》前段部分，且對《金瓶梅》寫作的評價甚高，“勝於枚生《七發》”還很多。至於這“雲霞滿紙”的《金瓶梅》是從何而來？後段在哪？前段抄完之後再到哪兒續抄？這些亟待弄清的事，均沒有弄明白，以致不得不寫這封信請求董其昌告知。

　　袁宏道，與其兄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世稱“公安三袁”。此三袁，是明朝時湖北公安縣人。這裡，記者順便介紹一下“三袁”與徽州的關係。

　　老大袁宗道，萬曆會試第一——天下舉子在京城會考，得第一名，這當然是很好的成績。會試中被“錄取”的進士，再復試一次，第一名將由皇帝親點——這第一名，就是“狀元”。袁宗道取得會試第一名後，授官編修。最後，官位做到右庶子，這是文學和書法都出色的進士才能當到的官。在文學上，袁宗道與黃輝、袁宏道、袁中道力推唐朝的白居易與宋朝的蘇軾，並形成獨特風格，世稱“公安體”。袁宗道年輕博識，仕途光明，卻英年早逝，41歲便去世了。

　　老二袁宏道，16歲時考取諸生，21歲鄉試中舉。萬曆二十年(1592)舉進士，時年25歲，是公認的“年輕進士”，但由於考中的是“三甲第92名”，名次較靠後，所以按照當時的規制，他無緣留京為官，而是被派往地方，去吳江任知縣。這位年輕的進士，對當官卻沒多大興趣。他在任吳江縣令一年後，即告病辭職。

　　兄弟三人中，最小的是袁中道，他也是三人中最聰明的一個。10歲時，便作《黃山雪》二賦，深受時人誇獎，但他的科考之途卻一直不順利，以致到47歲時才考中進士，被朝廷委任為徽州府教授，後任國子博士、南禮部郎中。徽州府教授，是掌管徽州府教育和課試諸事的官員。

　　老二袁宏道在吳江縣當“縣長”，吳江現在屬江蘇蘇州，離徽州很近；小弟袁中道又是徽州的地方官，可見，袁氏三兄弟與徽州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董其昌擁藏《金瓶梅》，還可從袁中道的《遊居柿錄》中得到印證。袁中道在《遊居柿錄》中稱：“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説諸小説之佳音。思白曰：‘近有一小説，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真州見此書之間地，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

　　董其昌主動向這位“才子”推介《金瓶梅》，顯然他至少是見過的。結合他曾將《金瓶梅》前段借給袁宏道看的事實，應該説，董其昌是有手抄全本的。但兩人談到此事時，董其昌並沒有讓袁中道見到此書，可見當時該書並不在其手頭，説不定又是借給誰去看或去抄了。袁中道當時只是暗暗地記住了此書的名字，而看到此書的內容，是後來到“中郎”處的事。中郎，是其二哥袁宏道的字。而且，在袁宏道家，也只是看到此書的一半。可見，袁中道與董其昌作此交流時，他的哥哥尚未抄到另一半(後段)；抑或袁宏道一直就沒有抄到“後段”。文壇盟主王世貞與《金瓶梅》王世貞(1526~1590)，是江蘇太倉(今江蘇太倉市)人，號鳳洲、州山人，明代著名文學家。茍洞稱，説王世貞藏有《金瓶梅》抄本全本，首要的證據，可以從當時人謝肇淛的《金瓶梅跋》中尋得。謝肇淛比王世貞小一歲，他生於1527年，大約死於1624年。福建長樂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做過廣西右布政使——這是專管一省財賦和民政的官吏。他在《金瓶梅跋》中稱：“《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裏，憑性奢汰，淫從無度，而其門客病此，悉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此書尚無鏤板，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州家苦藏者最為完好。余于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諸誠得其十五，稍為厘正，而厥所未備，以俟他日。有嗤余誨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聖人不刪，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

　　在這篇“跋”中，謝肇淛介紹了《金瓶梅》一書的來歷：可能是金吾戚裏的門客，將主子的這些風流韻事“匯以成編”的——謝肇淛稱這是“相傳”之事；上段引文中被記者省略的一段文字，是對《金瓶梅》內容所作的介紹。後面説的，才是《金瓶梅》的版本：州，即王世貞。謝肇淛稱王世貞家所藏的“鈔本”最為完好，可見他是見過王世貞的藏本的。

　　謝肇淛説，他在“中郎”——袁宏道家，只抄得十分之三(十三)；在丘諸城家抄得十分之五(十五)，所缺少的部分，只得等待將來補刻了。同時，這也表明謝肇淛確實見過全本，否則，如果不知道總量，他的所謂“十三”、“十五”，是無從談起的。

　　在這裡，謝肇淛的話，還印證了袁宏道只從董其昌處抄得“前段”的事實。

　　謝肇淛向袁宏道借《金瓶梅》，不僅是看，而且在抄，這可從袁宏道與謝肇淛之間的書信往來中看出來。

　　袁宏道在《與謝在杭書》中説：“仁兄近況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在杭，是謝肇淛的字。借了那麼長時間不歸還，想必都已經能背誦出來了吧？這是袁宏道想像的，他或許還不知道這位“謝仁兄”在傳抄呢？

　　這個“跋”告訴人們，謝肇淛所抄的《金瓶梅》，也只是個“半拉子工程”。

　　茍洞考證認為，王世貞藏有《金瓶梅》全書，還可從屠本畯所著的《山林經濟藉》中得到證實。屠本畯是明朝鄞縣(今屬浙江寧波市)人，他在《山林經濟藉》中記載：“……按《金瓶梅》流傳海內甚少，書帙與《水滸傳》相垺。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藉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

　　屠本畯平生最喜愛讀書，以祖上蔭功曾任太常典籍、辰州知府。他在《山林經濟藉》中記載的這段話，向世人透露了三個資訊：一是《金瓶梅》在世上流傳不多；二是《金瓶梅》創作“報仇説”，是嘉靖年間，有人被都督陸炳告了黑狀(誣奏)，致使朝廷抄了他的家。此人蒙冤懷恨，於是寫了《金瓶梅》，指桑罵槐；三是王世貞家曾藏有全本，但屠本畯寫此文時，原書已“失散”。劉承禧有手抄全本劉承禧，字延白，湖北麻城人。原錦衣衛指揮，嘉靖朝首輔徐階的曾孫女婿。明人沈德符在其所著的《萬曆野獲編》仲介紹説：“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遊傳》為外[逸]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得者。’”

　　《觴政》，是袁宏道所寫的一部書。該書中稱《水滸傳》、《金瓶梅》為“外[逸]典”，這是何從説起呢？

　　原來，《觴政》中稱《六經》、《論語》、《孟子》等所言“飲式”，歸為“內典”；《莊子》、《離騷》、李、杜、放翁等集為“外典”；樂府詞曲及《水遊傳》、《金瓶梅》為“逸典”。

　　由此可見，沈德符顯然是看過《觴政》一書的，並由此書得知有《金瓶梅》，只是一直未能讀到。他在寫這段文字時，袁宏道家藏的《金瓶梅》仍非全帙，這也印證了前文談到的袁宏道在1596年找董其昌索求“後段”的事實。董其昌到底有沒有應袁宏道之請，將“後段”借給他看，史無明載，但從袁宏道此時已知“麻城劉承禧家有全本”之説可知，董其昌並沒有給袁宏道提供“後段”。袁宏道在這裡稱，也只是看了數卷(第睹數卷)而已。

　　沈德符的這段話，還告訴人們，當時劉承禧家有全本，且袁宏道見過。至於劉承禧的這部完整的《金瓶梅》來自何處，袁宏道稱，“蓋從其妻家徐文貞得者”。

　　“文貞”，是徐階的謚號。徐階(1503~1584)，明朝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年(1523)進士，1563年官至首輔。1568年退休，1584年病死。他是繼嚴嵩之後的明朝首輔。而茍洞先生考證《金瓶梅》一書成于1587~1593年，也即成書時，徐階已去世。後來，徐階家如果有《金瓶梅》，也一定不是徐階弄到的，而是其後人弄到的。徐階家人——誰能弄到《金瓶梅》全本？這就有待進一步考證了。另外，袁宏道當時説這話時，並沒有肯定劉承禧家的全本來自於徐階家，而是説“蓋”。“蓋”是大概的意思。

　　關於徐階家有無《金瓶梅》全本；如有，係從何處得來，此處姑且不論，但從沈德符的話中，人們至少已知劉承禧家有《金瓶梅》手抄全本是事實。茍洞先生在向記者介紹這一問題時，將徐階也列入擁有藏存《金瓶梅》手抄全本之列。這樣，在茍洞先生看來，藏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有董其昌、王世貞、劉承禧、徐階家人，共4人(家)；其他如袁宏道、袁中道、謝肇淛、沈德符等人，多為讀過或抄過不全的抄本。而在藏有全本的4人(家)中，有3人(家)是江南地區的，只有劉承禧是湖北人。而這4人，均與當時的徽州有著密切的關係。茍洞認為，如果沒有這種關係，他們是抄不到《金瓶梅》的。

　　那麼，這4人到底與徽州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

　　茍洞稱，作為一本“奇書”的作者，要達到在世時“隱姓埋名”，死後才流傳並聞名於世的目的，那他就必須選擇“可靠”的傳抄人，並且與傳抄人有約在先。在當時看來，小説本來就沒有文學地位，更沒有社會地位，加上《金瓶梅》“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即通過含沙射影的方式來諷諭時事、時人，這是有極大風險的。為了自己的聲譽，為了子孫的安全，作者隱姓匿名，並精心選擇傳抄對象，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茍洞稱，這4位最早傳抄《金瓶梅》的人，應該知道此書的作者是誰，當然也清楚是從何處抄得的，但對於當時人的追問，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緘口不説。從這4人留下的傳世文獻中看，他們不僅只字不提《金瓶梅》的作者是誰，而且連《金瓶梅》的傳抄來源也諱莫如深。這應該可視為傳抄者與《金瓶梅》作者有著密切而又深厚的關係，而且信守不向世人透露其作者姓名的承諾。這便“人為製造”出《金瓶梅》一書作者的千古謎案。

　　茍洞稱，要破解這樁謎案，就必須梳理出這4位傳抄全書者在當時的社會行蹤、社會活動及人際關係；特別是當時文學界已經成名的文化人的人際關係和活動情況。只有把擁藏手抄全本者的人際關係、行蹤匯集到一個“點”上，《金瓶梅》誕生的源頭及作者才可水落石出。

　　茍洞認為，這4人中至少有3人與徽州的汪道昆關係密切。至於另一個人——徐階，與徽州有什麼關係，目前尚有待進一步考證。

　　徽州富豪家的“寫客”透露出《金瓶梅》出處最早的、有時間可考的資訊，是袁宏道寫給董其昌的《與董思白書》。茍洞考證認為，寫這封信時，是萬曆二十四年(1596)。這時，袁宏道在吳江縣任縣令。那麼，當時的董其昌在哪呢？

　　茍洞稱，有鐵定的事實證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在徽州。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號思白、香先居士，華亭(今上海淞江)人。出身貧寒，但仕途上一生得意，青雲直上。萬曆十七年(1589)，34歲的董其昌參加會試，取得進士第二名的好成績。中進士後，董其昌開始了他一帆風順的仕途。他先做過編修、講官，後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掌管全國教育、禮儀等事。從董其昌一生為官的經歷看，他對政治異常敏感，一有風吹草動，他就決意辭官，但其一生中又幾次反覆被起用，曾任湖廣副使，湖廣學政，池州教諭。作為一名官員，董其昌最值得驕傲的“資本”，應該是他在書畫及其鑒賞方面的傑出成就。對於後人而言，人們知道董其昌的，更多的是因為他的書畫，而不是他的政績。也就是因為他具有這一與眾不同的特點，才決定了他與徽州的緣分。

　　董其昌出仕之前，大多時間寄食于徽州的一些富商大賈家，幫他們臨摹歷代的名帖名畫，成為這些徽州富豪的“寫客”。而這些富豪，都是家貲萬貫的珍稀書畫收藏家，其中吳廷就是比較突出的一位。收藏“大鱷”家的上賓吳廷，字用卿，號江村，“余清齋”齋主。吳廷家是明朝徽州西溪南的富豪。他懂書畫，精鑒古，知識淵博，也是江南有名的大文人。當時書畫名人董其昌、陳繼儒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其中董其昌與他關係十分密切，而且相處時間前後長達三四十年。

　　憑著雄厚的財力，吳廷收藏了晉、隋、唐、宋諸家很多稀世的歷代名帖，並且想把這些名帖刻在石碑上，成為收藏界的“大鱷”。為了確保這些名帖的真實性，吳廷請來了當時著名的書法兼書畫鑒賞家董其昌、陳繼儒等，首先對他收藏的書畫作品進行遴選評鑒，然後匯刻。所匯之帖，即是有名的《余清齋帖》。董其昌還親自為該帖題跋。這套碑帖始刻于萬曆二十四年(1596)，成于萬曆四十二年(1614)，前後用了18年時間，至今還珍藏在徽州歙縣新安碑園。

　　吳廷之齋——“余清齋”及所居“上村草堂”，皆係董其昌手跡。這説明董其昌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之前，就已經常在西溪南了。

　　其昌萬曆二十四年(1596)在徽州，還有董其昌所繪《問政山歌圖》可證。問政山，是徽州府東門外、歙縣縣衙後的一座名山。這幅畫的落款時間為“丙申年仲秋月”，“丙申年”即萬曆二十四年，即1596年，這表明《問政山歌圖》是董其昌為吳廷鑒評《余清齋帖》時所作。這幅畫現藏于上海市博物館。

　　從《余清齋帖》和《問政山歌圖》所透露的時間資訊看，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前後，董其昌一直在徽州，袁宏道從吳江縣發出的信，是寄往徽州的。

　　董其昌不僅自作書畫、鑒賞書畫，還收藏書畫。收藏書畫的人，往往互通有無。從董其昌與吳廷相互交換字畫的情形看，兩人的交往、情誼是十分深厚的。

　　（來源：新安晚報）

 編輯：姍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