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閉幕。這是閉幕會議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與雙方主要與會人員合影。(新華社記者 高潔 攝)
臨近歲末，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之間的對話突然密集起來。12月12日到13日，中美第三次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這是兩國最高層級的經濟對話機制。中美對話前10天，中日首次經濟高層對話在北京結束。時間再往前推5天，歐洲理事會主席葡萄牙總理蘇格拉底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一起出現在北京，與溫家寶總理舉行第十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會晤中決定建立中歐副總理級的經濟高層對話機制。
這也意味著，中國同世界上三個最大的經濟體都已建立起戰略經濟對話機制。這是中國同西方大國經濟關係中的新氣象，標誌著中國與美、日、歐盟的經濟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
美國是西方大國中同中國舉行戰略經濟對話的“領頭雁”。2006年8月21日，布希總統在同胡錦濤主席的通話中提出這一建議，得到積極回應，從而拉開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帷幕。
中美對話由胡主席的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布希總統的特別代表、美財政部長保爾森共同主持，一年兩次，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迄今已舉行的3次對話，圍繞中美經濟關係中全局性、長遠性、戰略性以及當前熱點問題展開。通過對話，中美加深了對彼此宏觀經濟政策與重大利益關切的理解，增強了戰略互信和維護雙方經濟關係的大局意識，並在促進相互貿易和投資、能源與環保、可持續發展、産品品質安全及共同應付經濟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等重大問題上取得廣泛共識，還達成一系列重要協議。
作為戰略經濟對話的後續成果，在最近召開的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上，中美雙方簽訂了14個涉及廣泛領域的經貿協議；中國證監會批准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在北京設立代表處。這些表明，戰略對話為中美經濟關係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2月1日，首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是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在講話。新華社記者王建華攝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是溫家寶總理2007年4月訪日時同安倍首相共同商定的。今年12月初舉行的首次對話，由中國副總理曾培炎和日本外相高村正彥共同主持。對話包括雙方宏觀經濟政策、節能與環保、貿易與投資、地區與國際經濟合作等內容，取得重要成果。雙方確認兩國經濟關係是“雙贏關係”，還就相互擴大一些種類商品的出口達成了一致。這表明中日業已同意建立的“戰略互惠關係”開始落到實處。通過對話，強勁發展的中日經濟關係將進一步升溫。
預計將於2008年舉行的中歐經濟高層對話也將取得重要成果，為中歐經貿關係的更大發展創造新契機。
戰略經濟對話是中國同西方大國經貿關係長足發展、相互依存空前深化的産物。中國同美、日、歐盟主要國家建交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相互經貿關係迅猛發展。2006年，中美貿易額達到2627億美元，比建交時的1979年增加了106倍；中日貿易額達到2074億美元，是1972年建交時的188倍；中國同歐盟的貿易額達到2723億美元，比10年前翻了兩番。2007年，中國同美、日、歐盟的貿易額可望再創歷史新高，分別超過3000億美元、2300億美元和3300億美元。
現在，中國已成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歐盟、美、日則分別是中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大貿易夥伴，相互關聯和依存極其緊密。與此同時，作為全球最大的4個經濟體，中國與另外三方的經濟關係，也牽動著世界經濟的神經。
但毋庸諱言，中國同西方大國的經貿矛盾與摩擦也在上升。美、日、歐盟特別是美國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單方面利益考慮，在雙邊貿易失衡、人民幣匯率、智慧財産權、産品品質安全等問題上歪曲或誇大事實真相，多方指責中國，甚至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對中國揮舞制裁大棒。
鋻於中國同西方大國經貿關係對各自國家利益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並具有全球性影響，要妥善解決其中關係全局的矛盾和問題，需要更權威和更有效的談判手段，因此，將相互之間的對話協商機制從常規層次提升到戰略層次，以確保經貿關係長期良性發展，就成為雙方的共同戰略需要和必然訴求。
到目前為止，中國是同西方大國都建立戰略經濟對話制度的惟一發展中國家，説明它們對同中國發展經貿合作的高度重視，這也同中國國力的壯大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密不可分。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快和發展潛力最大的國家之一。改革開放29年來，中國的GDP以年均9.7%的驚人速度增長，綜合國力不斷躍上新臺階。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國際舞臺上愈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固然十分重視發展同西方大國的關係，它們也十分看重中國的地位和作用，把同中國建立和發展長期穩定的良好關係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同中國建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有利於鞏固和擴大其同中國總體關係的基礎。
實踐證明，中國同西方大國的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是相互加深了解、增信釋疑、消減摩擦、促進合作的有效平臺，對進一步加強經貿關係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吳儀副總理曾高度評價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一個“歷史性跨越”，這一定位同樣適用於中國同日本、歐盟之間的對話。
然而也要看到，中國同西方大國之間的戰略經濟對話任重而道遠。相互之間積累的矛盾、問題和摩擦，特別是西方大國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的傾向，不是短時間和通過幾次“對話”能完全解決的。戰略經濟對話既是中國同西方大國經濟關係的升級，也是中國同它們較量的繼續，因為它們將其政策理念和片面“高要價”強加給中國的努力不會放棄。
總體來看，通過戰略經濟對話，中國同西方大國經濟關係中“合作共贏”的主流將會進一步增強，但未來發展之路並不平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