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利潤增長曲線是一條陡峭的上揚線，而農民工工資增長曲線卻是一條水準線。記者日前在珠三角採訪時，發現不少企業農民工工資與企業利潤“絕緣”，儘管許多企業十年來規模和效益大幅增加，但農民工普遍反映“基本工資十年幾乎沒有漲”。
專家指出，企業應該為農民工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使其工資收入與企業利潤能夠同步增長。
工資與企業發展不同步引發勞資矛盾
近幾年來，珠三角經濟迅猛發展，企業平均發展水準超過10%，有的企業經濟效益連年翻番，增長速度超過100%。個別加工貿易企業更是從10年前“手工作坊”，發展為擁有工業園區、先進生産線的大型現代化企業。然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十分緩慢，有的一線工人工資還停留在10年前水準。
位於深圳市寶安區的先端精密公司是一家日資企業，年産值約3億元人民幣，現有員工近600人。今年32歲的陳德林是先端精密的一名普通工人，2002年到先端精密工作時，每月工資700多元。陳德林説，該公司正處於高速發展期，公司業績每年都成倍增長，但公司一直參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來確定員工基本工資，加薪的範圍窄、幅度低。到2009年底，已工作7年的陳德林月基本工資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
先端精密的一位老員工告訴記者：“公司從一個鐵皮房、兩台設備，發展到現在1.5萬平方米的廠房、80台高端進口設備。公司發展一年好過一年，每年都在贏利，可我們一線工人工資水準還和‘鐵皮房’的時候差不多。”
工資低水準引發了工人強烈不滿，勞資雙方關係變得十分緊張。2009年11月，先端精密工會向企業方發出了集體協商的要約，就工資增長等問題開展談判，最後雙方商定2010年度一線員工工資增長10%，非一線員工工資增長8%。
和先端精密一樣，深圳港資企業鹽田港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員工也是對“工資十年不漲”表示不滿，曾于2007年4月向企業提出抗議。鹽田國際工會負責人告訴記者，鹽田國際10年的3條增長曲線令人印象深刻：港口吞吐量是一條上升曲線、企業利潤量是一條上升曲線，而工人工資卻是一條水準線。在企業工會的努力下，企業方最終同意提高工人工資。
記者了解到，因工資待遇引發矛盾的企業在珠三角十分普遍，但像先端精密、鹽田國際這樣在矛盾之後吸取教訓、提高工資待遇的企業還是極少數。一些農民工反映，企業主視工人為機器，認為工人沒有資格也不應該分享企業財富的增長。有的企業主公然説：“辦企業的資金是我出的，投資風險是我承擔的，我賺多少錢，同你們沒關係，憑什麼同我分享？”還有的企業主對工人説：“別對我説你在企業貢獻了多少年，你可以隨時走人。我們關係僅限于，你幹活，我支付工資。”
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説，目前沿海地區加工企業大多是貼著最低工資標準給員工定“底薪”，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漲多少，工人的工資就漲多少。
工人待遇低 權益保障難
不少工人告訴記者，由於工資水準低，他們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加班費，這部分佔到總收入的一多半。為了多掙點錢，工人們紛紛要求加班，因此超時加班現象在這裡大量存在。
深圳龍崗區一家電子廠員工楊元秀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工作崗位經常加班，3年來她幾乎從來沒有休過假。
微薄的工資，讓一些農民工回家探親的願望都難以實現。從黑龍江到深圳一家超市打工4年的邱宏德準備辭工走人，這4年來，他只回過一次老家。邱宏德説，他每月工資1400元，但從深圳到黑龍江的往返路費就要1600元左右。
對深圳農民工來説，在深圳買房更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話題。他們只能長期住在擁擠的職工宿舍或者廉價的出租屋裏。記者在深圳市寶安區松崗街道採訪時看到，不少企業員工宿舍條件簡陋，缺乏安全措施。
這裡的工人介紹説，宿舍經常發生入室盜竊案，尤其是夏天，由於室內沒有空調，農民工們整夜都敞開門睡覺，手機、錢包被盜的案件時常發生。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説，世界銀行的普查報告顯示，在中國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費用是每月1685元，這是計算了每個人每天的營養攝入量，兩個人可以養活四口之家，每週工作40個小時可以得到的水準。按這個標準計算，珠三角農民工要每週平均工作66個小時，每個月加班120個小時才能拿到1685元工資。
怎樣幫助農民工提高待遇？
為了幫助農民工提高待遇，廣東省總工會近年來大力推進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合同制度，不少企業都簽訂了集體合同。但這些合同涉及員工福利、休假、加班等細節，而在一些問題上還難以達成共識。
據介紹，到2010年底，廣東省集體合同覆蓋企業預計達到25萬家，集體合同覆蓋職工預計達到1500萬人。其中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合同的企業職工500多萬人，而全省職工約2600萬人。這表明絕大多數企業還不能通過集體協商實現工人工資增長。
記者調查發現，制約工人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工人缺乏議價能力。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前來這裡打工的勞動者供過於求。面對企業主的優勢地位，工人力量分散，不具備工資議價的條件，同時也缺少維護自身權利的渠道。
寶安區一家五金廠工會主席告訴記者，企業員工同企業方面就工資問題開展談判時，企業方面一口咬定“公司年年虧損，沒有能力提高工資”。而實際情況是，公司生産逐年翻番，公司規模越來越大。由於企業方面不肯提供真實的財務報表和盈利情況，因此工人們談判時十分被動。
二是工會幹部能力有待提高。不少工會幹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一些企業在集體協商中取得成果，靠的是一批熱愛工會工作、綜合素質強的工會幹部。但從目前來看，像這樣能夠切實承擔起維護職工權益責任的工會幹部還不多。
有的企業工會幹部不敢為員工説話，擔心得罪企業主丟了飯碗；有的企業工會幹部表現優秀，但被企業方面提拔進了行政班子，不能做工會幹部了。
三是政府方面介入不夠。廣州開發區、蘿崗區總工會主席曾繁強告訴記者，由於工會工作條件有局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部門的推動。“成功的經驗表明，凡是當地政府‘一把手’重視的，當地工會工作就開展得好，工人權益就能得到維護。”
深圳市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業務委員會主任段毅認為，政府部門應積極維護勞動者權益，而不是等到企業侵害勞動者權益後才介入。有些企業達到了最低工資標準，沒有違法，但員工提出漲工資的訴求，政府應該積極介入，監督企業是否給予職工應有的待遇。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政府及行業協會要推動企業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在幫助工人提高工資待遇、提高工人議價能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張朝祥、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