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美國聯邦債務總額達到14.29萬億美元上限，在這一天的最後時刻，美國財政部官員宣佈將國家債務違約的最後期限推遲到8月2日。此舉為兩黨在提高債務上限問題上達成一致提供了時間。儘管存在分歧，但兩黨無論如何都會達成某種妥協，從而延續“發新債還舊債”支撐經濟發展的美國債務體制。
為方便美國政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資金，美國的債務上限在1917年首次設定。1960年至今，美國債務上限共上調78次，平均每8個月上調一次。而新世紀以來，美國已經10次上調了債務上限，目前的美國債務額較2005年1月已經翻番。上限的不斷抬高推升了美國債務的海平面，所謂“債務上限”對於債務違約的制衡幾乎是形同虛設。
政府的付息壓力隨著不斷提高的上限越來越大，其通過財政手段調控經濟的能力和償債能力也受到了束縛。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成為美國債務的最大買家，並且通過量化寬鬆政策讓債務貨幣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美聯儲資産負債表總規模由2007年6月的8993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5月初的27231億美元，膨脹了3倍多。美聯儲將在6月如期結束量化寬鬆政策，如此龐大的債務負擔將轉嫁給消費者、企業和聯邦政府，美國的財政狀況會更加惡化。此外，美國國債的長期實際利率開始攀升，融資成本的不斷升高成為美國政府面臨的又一嚴峻挑戰。
削減債務無外乎減赤和增收兩大渠道，但就目前看這兩大方式對於美國來説都不容易。奧巴馬政府曾希望通過增加對富人徵稅等方式減少財政赤字，實現國家財政平衡。但這一方案遭到了代表美國富人階層的共和黨的強烈反對。另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力推新興産業和醫療改革，希望在謹慎鞏固美國金融業全球中心地位的同時，通過發展低碳經濟等新産業重振高端製造業的優勢。可是當前鉅額赤字又反過來削弱了新興産業的支援力度，讓美國在大規模産業投資上捉襟見肘，使得美國在經濟結構調整上面臨更大的難題。
美國經濟學家馬克 讚迪曾經表示，控制赤字“對我們的長期經濟健康至關重要”。他指出，如果赤字得不到控制，利率將會大幅上升，不僅將遏制經濟增長，而且將迫使政府把更多的稅收用於償還過去的債務，導致政府服務和其他政府職能支出的下降，最終導致經濟總量的“大幅減小”，陷入“低增長—高債務—低增長”的惡性迴圈。
近10年來，美國政府年平均包括債務再融資在內的借款規模超過4萬億美元。隨著美國人口老齡化以及醫療保險費用的激增，社會項目開支還在不斷擴大，現在美國財政運轉和債務上調的空間越來越小。估計2010—2019財年財政赤字總額將高達7.1萬億美元，到2035年，美國政府的欠款將佔國內生産總值的180%，“以債養債”、“用赤字解決赤字”的債務依賴終將走到盡頭。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説“不提高債務上限對美國是場災難”，可是不斷提高債務上限其實是把災難留給未來。隨著美國債務的規模不斷擴大，財政負擔和融資成本的不斷上升以及社會福利費用的大幅增加，美國出現主權債務違約也許只是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