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外商投資仍然是當下的重要國策。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溫家寶總理表示，所有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都享受國民待遇。此前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也強調，中國將繼續致力於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
近期，有關中國外商投資環境惡化的説法甚囂塵上，政府領導人上述表述正是對相關誤讀的有力回應，同時也預示著未來將以更符合中外雙方共同利益的形式來提升外資合作關係。毋庸置疑，中國在後金融危機時期已扮演起全球經濟引擎的重要角色，經濟實力的夯實有助於改善外商投資環境。而在吸引外資的理念上，也需要儘快擺脫重規模、輕品質的窠臼，以利益“雙贏”作為引進外資的首要宗旨。
據國家資訊中心的測算，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0個百分點，我國GDP可加快增加0.5個百分點，足見外商投資對拉動我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雙方需求與優勢互補，總量經濟指標向好的大環境下，也掩蓋了一些隱疾。
就我國經濟訴求而言，亟待引入資金、技術與管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捷徑。於是，各級政府在政績考核指揮棒下，對吸引外資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並盡可能地給予各種利益讓渡，為吸引外資而隨意突破政策底線之事時有所聞。大幅稅收優惠、土地低成本、甚至無償提供等成了典型的招商優惠舉措，地方之間甚至還會圍繞這些政策無序競爭。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外資數量因要素成本低廉而大幅提高，但投資品質卻是參差不齊。在地域分佈上，約90%的外商直接投資仍集中在沿海地區，中西部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並未得到控制，矛盾有進一步加劇之勢。在産業結構上，以大量廉價勞動力供給為特徵的市場環境，將中國推向了“世界工廠”的地位，外商出於成本核算的考量，對國內製造業更為垂青，而對於國內經濟短板——農業、基礎産業、高新技術産業等方面的直接投資總體偏少。顯然，就中國産業發展的政策導向看，國內同行業企業的經營製造能力甚至要比國外同行強得多，製造業外資企業不應再受到政策鼓勵。
更為關鍵的是，在引進外資的總量追求下，原有吸引外資的初衷被或多或少地忽視。尤其是在我國已擁有龐大外匯儲備之後，對管理經驗與專業技術需求日盛，但外資對這些軟性實力的輸出非常“吝嗇”。國內引進的技術往往是國外同行所淘汰的。技術是企業的生命源泉，趨利的企業是不可能拱手將專有技術相讓于他人的。發達國家往往通過延長産品價值鏈的方式進行商業投資，轉出過時的産業和技術攫取超額利潤。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提升“創新”能力只能依靠自身努力。而且，中外資企業之間的薪酬待遇落差，也吸引部分國內中、高端人才外流。人力資源的反向流動也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在合理利用外資方面，理應由平等互惠的“雙贏”合作取代單純的規模數據依賴症，對此，調控部門已強調了未來引進外資的重要方向：繼續營造開放透明的法律環境、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穩定有序的經營環境。對照於此，儘管此前我國涉及外資優惠的政策很多，但統一的指導框架仍付之闕如，致使付出高昂的政策成本之後卻並不一定能帶來與之相匹配的回報。縱覽國際，拉美因過分依賴外資至今仍然處於經濟發展困境之中，日韓通過支援本土企業技術創新而快速崛起。我國此前引進外資的實踐也印證了這一點：一些外資雖然在中國有實體公司，但其核心技術、高增值管理方式卻並未轉移到國內。因此，只有做好基礎性工作、平等中外合作雙方的地位，逐步取消外資超國民待遇，才可能實現真正的互惠與雙贏。
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其實並不缺少“金錢”意義上的投資資金，而是缺少資金背後的技術與管理。因此，在繼續保持吸引外資的既定政策下，我們理應讓市場更大地發揮自發調節作用，最終使“重質輕量”成為引進外資的首要原則。其合理路徑包括：降低外資運營與政府管理之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與管理水準，奠定以市場力量吸引外資的良好基礎。（馬紅漫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