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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緯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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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在江西與蔣緯國、蔣經國合影 |
走進農居錯落的後林，那所戴季陶夫婦1931年為家鄉捐資興建的小學，依然童音悅耳，書聲朗朗，只是舊建築大半已在抗戰歲月圮毀，如今的校舍是鄉里籌款新修的。這所學校原名“私立戴氏二禮完小”，戴季陶曾親筆為之題寫匾額。60多個春秋逝去了，學校圍墻邊那7株栗子樹、皂角樹（據説係戴季陶手植）已長得枝幹粗壯，挺拔參天；當年南京市市長贈賀完小落成的一口銅鐘，還被精心收藏著。
很快地，後林小學門外聚集起不少好奇的村民。原來，先頭吳神農他們進村的時候，隨帶有一個圓臺面大小的花環（預備祭獻戴家祖墓）。沿途路遇的村民，有些注意到花環的飄帶上寫著“戴氏祖先靈右 蔣緯國敬輓”字樣，紛紛竊竊私語：“嗬，蔣緯國？”“臺灣來的哦？”“祭拜戴家祖墳？”於是，吳神農一行後邊，跟上了一長溜探看究竟的男男女女。
後林小學校長替吳神農找來一位熟諳舊事的老農。提起戴家祖墳，老人連聲應説：“這個墳，曉得，曉得，長遠沒有人來‘上（祭掃）’嘍。”他引領吳神農折入村北一處桑園，七彎八拐，來到一座桑樹環抱的土冢前。那便是戴家祖塋：地面上一個半人高的橢圓狀隆起，墳首不見墓碑，沒有標識，唯有青藁漫覆搖曳……
吳神農獻上花環，恭行祭禮。他對墓主默訴：自己是“代表戴季陶先生的過房兒子”，從海峽對岸專程前來“叩拜先祖”的。整個過程都拍了照。
吳將照片帶回臺灣，向蔣緯國復命。蔣翻來覆去仔細看了照片，聽了敘述，許久許久端坐著，不説一句話；末了，長吁一口氣：“謝謝你。我好像做對了一件事……”
翌年4、5月間，吳神農又有大陸之行。他告訴蔣緯國，此番探親期間，想去寧波轉轉，包括到奉化溪口看看蔣家故居。蔣緯國微笑頷首：“好啊！那你幫我到我祖母墳上祭奠一下，獻個花！”
這天也是個晴麗天氣。出發前，吳神農先在奉化市區穿街尋店，選購了藍、白、黃三種色彩的上好緞帶，請人扎成一捧鮮亮的大花束，而後打車直趨溪口。其時，奉化通往溪口這個浙東古鎮的公路，正在拓寬改造，一路上坑坑洼洼的，顛簸得厲害。
車過“武嶺”城門，進入溪口，眼前豁然開朗。但見清流潺潺，遠山蒼蒼，小街似帶，粉壁黛瓦，一派如畫風光。
蔣緯國祖母、亦即王太夫人（王採玉）的墓，坐落在鎮區以西2公里處的白岩山魚鱗岙，保存極好。從墓道的牌坊下拾級而上，一條長逾600米的卵石小徑蜿蜒曲折，順山延伸；兩旁松林修竹，蔥翠幽深。小徑的盡頭，便是墳丘：四週石墈圍護，中央黃土封頂；墳前石碑上，孫中山先生於1923年工楷橫題的“蔣母之墓”，字跡猶新……
吳神農在墓前單腿跪下，獻花，鞠躬。花束的挽帶上恭書：“祖母大人靈前 孫緯國敬叩。”一位同行的遊客自告奮勇，幫他在邊上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的情景，都攝入了鏡頭。
就在吳神農將欲離去的當口，恰巧，有兩撥遊客沿山道上來。聽口音，一撥安徽人，一撥上海人，他們也是來觀瞻蔣墓的。有人發現蔣母墓前祭壇上的花束，簇新奪目，顯然擺放不久，進而又發現，這花束居然還是蔣緯國祭獻的，不禁失聲驚呼，仿佛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七嘴八舌的議論、猜斷，打破了週遭的安謐幽靜……
回到臺灣，吳神農將照片送給老上司過目。蔣緯國一張一張看得非常細緻，良久，才抬起頭，目光穿越窗戶，投向很遠很遠，那神色，分明跌落在一種難以言表的哀傷中。他對吳神農説：“照片（拍得）真清爽（清晰）。看起來，你（做這事）還滿鄭重其事的。” 吳回答：“這是將軍您交代的事。我只怕做得不夠好，還能不鄭重嗎？”
日曆，翻到了1995年，楓葉紅醉的深秋時分。吳神農攜堂客（他一直以長興鄉間的習喚稱謂妻子）跟隨臺島一個赴川旅行團，去九寨溝遊覽。行前，吳照例到蔣緯國住處辭別。
79歲的蔣緯國，彼時正遭受著一場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飛來橫逆”：臺北市政當局在民進黨那個陳水扁（時為臺北市市長）的操控下，枉法逞威，藉口“規糾違建”，強令拆除蔣在至善路71巷自費營築的宅邸，致使暮年蔣緯國只能賃屋蟄居。用他自己的話説，“我成了一頭‘無殼的蝸牛’”。不幸的是，禍不單行，蔣的身體也開始每況愈下，自從前年心臟大手術之後，他已在榮民總醫院幾進幾齣，“緊急”過好多回。
但蔣依然“樹老心雄”，頑強地同疾病、同“橫逆”作抗爭。他聽吳神農言及此次旅行將途經成都，立馬眼睛一亮：“你可不可以到昭覺寺去一下，替我到親伯親姆的墳上拜拜？我想，我此生是沒有機會去的了。你就代表我去盡點孝吧！”
蔣緯國説到的“昭覺寺”，乃是成都北郊的一座著名古剎，唐建宋盛，素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稱。他話中的“親伯親姆”，即指戴季陶、鈕有恒夫婦——1949年2月，戴季陶在廣州去世，靈柩被載運蓉城，與其先故的母親、夫人合葬于外西棗子巷。“文革”年月，戴墓數遭盜掘，所幸遺骸未毀；撥亂反正後，有關方面幾經週折，找到了骨殖並予火化。1989年，蔣緯國透過港、滬管道，曾將戴季陶的遺靈（骨灰）接引至臺北供奉，復又送回大陸，由昭覺寺接納，修墓歸葬……
吳神農懷揣著老上司的叮囑，登上航班。飛機降落成都，已薄黃昏。導遊招呼大家抓緊去青羊宮看“變臉”。吳神農要求“脫隊行動”，去昭覺寺祭拜戴墓。旅行團裏有位基隆中學的校長，姓湯，蘇北鹽城人，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國民黨青年軍服務過。他説自己和蔣緯國有“袍澤之誼”（蔣1945年曾在青年軍206師任營長），理當效力，因之也要去祭墓。
二人風風火火，打車趕到市區5公里外的昭覺寺。寺院晚齋已畢，山門甫閉，但有個側門尚虛掩著，還能同裏邊搭上話。
吳神農隔了門扇，申明自己從臺灣趕來，想進寺內祭拜一下戴季陶墓。幫助通報的小和尚，領著吳、湯穿過偏殿，謁見長老。聞悉“匆匆遲客”是遠道趕來祭戴的，長老藹然道：“戴季陶？我知道的，知道的。那可是蔣介石的拜把弟兄哦。”
於是，長老緩緩前導，將吳神農引至寺院後方一片綠樹掩映的塔林（安葬僧人的墓地）。戴季陶的墓，就靜臥在這塔林一隅，佔地約30平方米：墓穴，呈長方形；墳首，豎立著一方有屋檐式尖頂、琉璃瓦披覆的墓碑；碑身以漢白玉鑲嵌，正面是兩列清秀的陰刻篆書：“吳興戴傳賢季陶先生之墓 德配鈕夫人有恒合葬於此（戴季陶字傳賢）”。吳神農熟悉這有點瘦金體味道的書法，那應該是臺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的手筆……
由於下午剛剛下過雨，墓前地上稀濕。好在長老有先見之明，預先讓小和尚帶了一個蒲團備用。吳神農在墓前擺好蒲團，雙膝跪倒，規規正正地，朝墓穴默默磕了三個頭。湯校長幫他拍照。那陪同的兩位和尚，一老一少，也在暮色四合之中，佇立一旁，恭恭敬敬地雙手合十致禮……
蔣緯國這次是在他賃居的臺北“梅園”，看到吳神農帶回的照片的。他病容憔悴，起坐乏力，仍堅持著，全神貫注地一張一張細細看完了所有照片。看到照片上吳肅然磕頭的情形，老上司嘴角漾開一絲笑紋：“神農，你幫我向親伯親姆行了大禮啊，好，好。不過，也真有點難為你了……”
吳老侃侃而談，從容不迫地給我講完了他領受晚年蔣緯國囑託的“三度大陸祭親”。有些細節，限于篇幅，只能簡略。他的憶述，深深叩動我的心弦。
凡是對民國史、對蔣家史稍有了解的人，幾乎都知道蔣緯國的真實身世從來傳説紛紜，撲朔迷離，至今猶似明非明。蔣緯國本人，對外界一直堅執：“蔣公（介石）是父親，戴傳賢先生是義父，也是‘親伯’。”
1996年8月，臺北《聯合報》記者汪士淳，在近40次採訪蔣緯國之後，撰就《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此書出版，反響很大。大陸有學者據此斷言，“戴季陶係蔣緯國生父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了”。然而，實際上，就在《千》書問世還未足三月，蔣緯國即在致友人信中鄭重聲明：“《千》書絕對是汪先生的獨立寫作，……惟對若干經歷，見問即告以事實，以正外間之誤傳。但身世一事，緯無以奉告，凡幼小無知之事，承認既不可，不認亦無理，只能置之不答。”如斯，則《千》書有關蔣身世的“揭實”，又被採訪對象給重新否定了。
而今，從吳神農憶述的蔣緯國晚年鮮為人知的“大陸祭親”來看，前後歷三年共三次，其中有兩次涉及戴氏。這，至少可以説明，斯人“念茲在茲”焉。
吳老告訴我，以他與蔣緯國的長期近距離接觸，感覺蔣本人對自己的身世、血親問題，私底下其實很看得開，非常的豁達。曾經有一次，在蔣緯國書房，蔣讓吳神農看墻上挂著的蔣介石和戴季陶的相片。吳仔細端詳，覺得老上司委實有三分神似戴季陶，三分神似蔣介石。蔣對吳説：我叫（稱呼）戴季陶“親伯”。“親”，就是嫡親；“伯”，也可以是“爸爸”。人們因此認為我是蔣介石的兒子也好，是戴季陶的兒子也好，反正我就是我。如果我對國家、民族有點微薄貢獻，就是光宗耀祖；否則，就是對不起祖宗。所以，我姓什麼不重要，我自己心安就是了……
對於晚年蔣緯國，吳神農認為，老上司最令人敬重與感動者，莫過於他的那份拳拳“中華心”、殷殷“大陸情”——
蔣在許多場合都公開表示，自己“自離開大陸之日起，就一直有想回大陸的念頭”。曾經有臺灣某記者向他發問：“將軍，連你都想回大陸？”蔣對這種荒謬的“驚詫”極為憤慨，當場反詰：“我想回大陸有罪嗎？”並且，明確告訴在場的所有媒體：“我是中國人！”“我連做夢都想回大陸！我想大陸都想瘋了！”言畢，已是熱淚盈眶，哽咽難語。
吳老説，他親眼見到，在蔣辦公室的書桌一角，長年擺放著一本伸手可及的大陸版《奉化縣誌》，以便隨時翻閱。蔣對吳解釋：“這樣，我就時常可以看一看故鄉。”而在書桌後邊靠墻的櫃子頂端，蔣還虔心供奉著“家鄉的水土”各一瓶：左者，汲于滔滔揚子“母親河”；右者，取自溪口祖母墳頭“故鄉泥”……
可惜由於種種原因，蔣緯國直至他生命的終點，也沒能實現夙願、重新踏上他魂牽夢繞的故土。就在吳神農第三次代他大陸祭親的兩年後，1997年9月，蔣病重辭世，在海峽對岸留下了他永遠、永遠的無奈和痛憾…… （方一戈）
來源：中國共産黨新聞網轉自浙江老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