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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兩岸交流與兩岸關係發展回望(上)

日期:2017-12-26 14:49 來源:《統一論壇》雜誌 作者: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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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30年兩岸關係發展的喜與憂

  30年接近三分之一世紀,不論是國際政治發展,還是人類社會科技進步,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樣海峽兩岸以及兩岸關係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海峽兩岸從趨於解凍、緩和、往來到逐步轉變為大交流、大發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了重大進展,兩岸經濟關係日益緊密,人員往來日益頻繁,但兩岸政治關係更加對立,國家認同與政治發展目標出現巨大裂痕,島內分離主義更加嚴重,國家統一面臨的挑戰更加艱巨。可謂,30年兩岸關係發展有喜有憂,有進有退。

  第一,兩岸關係的內部結構呈現“臺衰陸興”與“臺退陸進”的巨變。30年來,兩岸經濟發展與綜合實力發生了歷史性翻轉。臺灣經濟發展優勢逐步消失,“經濟奇跡”墜落,經濟優越感消退,民眾自信心弱化;祖國大陸則迅速發展,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貿易體,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大,民眾自信心增強,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斷産生新的重要影響,對解決臺灣問題更加自信,更具優勢。

  第二,兩岸事務性協商確立的“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政治基礎。兩岸的接觸是一步步突破的,有許多偶然因素與諸多不同方式,1986年的華航事件是其中之一,對日後的兩岸接觸有重要啟示。1990年代初,臺灣海基會與祖國大陸海協會的成立,為兩岸協商準備了條件,隨後逐步展開一系列接觸與協商,並最終於1992年達成兩岸在事務性協商中堅持的基本原則,即“九二共識”,並成為日後兩岸關係發展的最重要政治基礎。

  第三,兩岸互動主線從普遍性的一個中國認同與追求國家統一變為國家認同分歧的擴大與對立,從誰代表中國的正統之爭變為統“獨”之爭。1987年前後,兩岸剛剛結束對峙、冷戰狀態,接觸逐步增多,往來增加,但雙方對一個中國的認同沒有爭議,對國家統一的追求沒有本質區別,島內民眾90%以上認同一個中國、追求統一。但30年後,這一現象完全改變,島內民眾對國家認同出現重大轉變,中國人認同持續走低,分離主義高漲,“臺灣國家化認同”持續走高,對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帶來巨大挑戰。

  第四,兩岸經濟上日益緊密,政治上卻日益對立。30年來,兩岸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兩岸貿易、投資、金融與産業合作全面發展,甚至一度建立了經濟合作的機制化與制度化,在經濟上初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然而,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緊密化、制度化,臺灣經濟對祖國大陸依賴度上升,但兩岸政治關係未有實質性突破,一直處於間接或直接的事務性接觸,無法進行政治性接觸,更無法有任何政治性協商與討論。這在全球範圍與人類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獨特現象。

  第五,臺灣政治體制與政治結構變化對兩岸關係發展影響巨大化。兩岸關係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岸各自內部的變化。臺灣島內政治與社會的巨大變化,是影響兩岸關係發展尤其是政治關係發展的關鍵。1986年,臺灣最大反對黨民進黨誕生,成為催化臺灣政治變化的“癌變”與“裂變”;1987年,臺灣開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也逐步開始了七次“修憲”工程,臺灣政治在短時間內發生重大變化,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先後三次選舉獲勝取得執政,標誌著“臺獨”政權上臺,持續推動“去中國化”的“政治臺獨”“文化臺獨”。正是島內政治的巨變,社會輿論與話語權的改變,才改變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方向,讓兩岸從普遍的中國人認同與追求國家統一,變為中國認同的分化與國家統一的分裂。

  第六,臺灣問題從內戰延續與國共權力之爭問題,逐步變為兩岸關係問題,變為兩岸之間及祖國大陸與島內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政治博弈。祖國大陸一直認為臺灣問題是國共內戰的延續,解決臺灣問題主要依靠國共兩黨合作,還曾希望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央對臺論述只有臺灣問題,沒有兩岸關係問題,甚至不曾有“兩岸關係”4個字。1980年代後期始,出現兩岸關係4個字,逐步有兩岸關係問題。島內政治的發展,政治民主化,權力體系與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國民黨不能再完全主導政局與政治決策,臺灣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不再簡單的是國共之間的事情,而是兩岸之間的事情。祖國大陸曾提出“寄希望於臺灣當局”,就是寄希望於國民黨,已不再適用臺灣變化了的政治形勢。祖國大陸的政治對手發生變化,從中國國民黨變為輪流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民進黨。

  第七,兩岸在國際社會的較量與互動曲折起伏,波瀾壯闊。兩岸在國際社會的存在與互動一直是一個十分複雜、敏感的重大問題。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兩岸在國際社會的互動、較量、鬥爭從沒有停止過。在這期間,在祖國大陸的主導與努力下,創造性地為臺灣以適當名義、身份參與特定國際組織做出了多種不同特殊安排。除了“奧運會模式”外,還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模式”(臺灣只能以“經濟體”身份參與相關活動,臺灣領導人不能參加領袖會議)、“世界貿易組織(WTO)模式”(臺灣以“臺澎金馬關稅區”名義加入)等。但臺灣企圖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努力從沒有停止過,也不斷遭到祖國大陸的反對,因此在國際社會祖國大陸堅定維護一個中國框架,與臺灣謀求突破這一框架,成為30年來兩岸較量的又一主線。

  之二:30年兩岸開放交流發展的成就與省思

  1987年,在祖國大陸強烈呼籲與不懈努力下,臺灣當局被迫開放臺灣同胞赴祖國大陸探親,揭開了兩岸同胞往來交流的新一頁,結束了海峽兩岸長期對峙、對立與隔絕的歷史,為日後兩岸關係的緩和、兩岸同胞的密切往來與各項交流合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未來國家和平統一奠定了重要基礎。

  開放交流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序幕,是兩岸關係向前推進的重要基礎。兩岸交流是增進兩岸同胞相互認識、認知、交融的基本條件,是增進兩岸同胞情感的重要途徑。沒有開放交流,長期隔離,就沒有往來,就沒有相互認識,兩岸同胞的情感就會逐步淡漠,逐步淡化,最終會成為陌路人,成為“他者”,將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劇。正是因為30年前的開放交流,打破了兩岸隔絕,結束了兩岸對峙,結束了兩岸老死不相往來的民族悲劇,揭開了兩岸關係發展新的一頁,開創了兩岸接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篇章,為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開創了一個新的征程。這是中華民族之幸,是兩岸同胞之幸,應倍加珍惜與愛護。

  交流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保證。兩岸開放交流,兩岸往來日益密切,交流合作日益廣泛,逐步開創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今日兩岸同胞追求和平,嚮往和平,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兩岸和平。要維護兩岸和平,兩岸就需要廣泛交流,密切往來,多方合作,還要共同抵制與反對阻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破壞力量。沒有交流與往來的和平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想像的,是“冷和平”,是“冷對抗”,不符合兩岸同胞的利益,也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開放兩岸交流是中國歷史特殊時空下實現的一種特殊交流,起因于中國內戰延續與國共正統之爭。兩岸交流的歷史背景與前提是兩岸同屬中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共同追求國家統一,實現民族振興。這與國際社會國與國之間開放交流的性質完全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兩岸交流交往與合作是逐步向前發展的,是一步步突破與實現的,不僅有強大的民間動力與市場機製作用,更有祖國大陸改革開放與政策的引導,同時也是兩岸政治博弈的結果。兩岸交流往來發展過程總體上呈現祖國大陸積極開放、努力推動與正確引導,臺灣被動調整、小幅開放與謹慎應對的特徵。尤其是臺灣當局兩岸交流政策的每次開放與調整,幾乎都是種種壓力下的結果,很少有主動、積極的開放。典型者如:祖國大陸發出呼籲近10年,臺灣當局才于1987年有限開放臺灣同胞赴祖國大陸探親。兩岸民眾交流往來初期較長時間內是間接的,是有限的,是很不方便的,甚至是非常困難的,審批不易,往來不易,需要通過第三地轉机,勞民傷財。僅僅為了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尤其是直接通航,從1979年祖國大陸首次提出,到馬英九2008年上臺執政後正式實施,整整花了30年時間,足見兩岸交流往來之不易。另外,兩岸學生到對岸求學同樣來之不易,臺灣學生到祖國大陸求學起步相對較早,但臺灣當局仍有許多限制,不承認祖國大陸學歷,後來只承認部分高校學歷,對祖國大陸學生赴臺求學更是長期禁止,後來才開放沒有學位的交換學生短期交流,直到馬英九上臺執政後才實現了祖國大陸學生赴臺正常的求學就讀,但依然在綠營抵制下設置了“三限六不”。祖國大陸民眾赴臺旅遊與祖國大陸企業赴臺投資同樣來之不易,直到2008年才實現,比臺灣同胞赴祖國大陸旅遊與到祖國大陸投資晚了20多年。儘管如此,30年兩岸交流發展,還是取得了重大發展,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兩岸基本實現了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藝術、體育、學術等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格局,兩岸人員往來更加密切,兩岸同胞交流更加頻繁,兩岸經濟關係更加緊密。

  伴隨兩岸關係形勢發展變化,兩岸交流往來也逐步邁上法律化與規範化軌道。其中,1992年,臺灣當局制訂公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對兩岸人民交流往來、經濟貿易投資等做出全面規範與規定。多年來,臺灣當局先後出臺許多有關兩岸交流往來的政策法規,形成一套完整、系統的兩岸交流規範。臺灣當局不斷根據兩岸關係形勢發展修改《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以適應新的兩岸關係形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兩岸有序交流發展。祖國大陸儘管沒有制訂統一的兩岸交流往來整體性法律,但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委,先後出臺大量涉及兩岸交流、交往、經貿往來的政策法規條例與規定,也形成一套完善的兩岸交流往來與合作法規政策體系,有了充分的法律政策保障,極大推進了兩岸交流與兩岸關係發展。

  在30年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民間交流交往的層次與性質,具有公權力性質的臺灣海基會與祖國大陸海協會及兩岸有關職能部門建立了協商溝通機制,並先後簽署了涉及通航、通郵、金融、經濟等20多個協議,成為兩岸交流發展的重要成果與標誌。儘管民進黨重新上臺後,因臺灣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會”協商機制無法運作,兩岸交流重回民間主導的軌道,但就兩岸關係歷史發展進程而言,則為未來兩岸溝通協商、機制化發展積累了經驗。兩岸溝通協商與機制化發展充分證明,兩岸有無政治互信基礎,臺灣當局是否承認“九二共識”,是兩岸更高層次或公權力層面交流合作能否順利開展與實現的重要條件,也更加凸顯“兩會”事務性協商達成的“九二共識”這一政治成果更加寶貴與重要,需要兩岸共同堅持與維護。

  然而,過去30年來,臺灣島內民眾的政治身份與國家認同出現異化,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大幅下降,對臺灣人身份認同大幅提升;主張統一的人數大幅減少,認同臺灣獨立的人大幅增加,似乎兩岸交流未達到預期的政治效果與目標。其實不然。島內民眾身份、國家認同等政治理念或政治立場的巨大變化,是島內歷史發展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主要是島內政治民主化發展及其異化的結果,是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的島內“去中國化”與“臺獨”教育結果,與兩岸交流本身沒有直接關係。如果沒有兩岸開放交流,沒有兩岸緊密的經貿關係,沒有兩岸綿密的人員往來,沒有密切的文化交流,兩岸關係將是一種怎樣的局面與結果?臺灣只會與祖國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臺獨”分裂形勢可能更加嚴峻。正是兩岸開放交流,兩岸同胞的廣泛交流往來,持續的經貿交流合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未來國家和平統一才逐步有了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才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我們絕不能否認兩岸開放交流的重要作用與重大政治意義。開放交流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發展潮流與趨勢,是一種人類進步與社會文明發展的表現,兩岸之間不可能不開放,不可能不需要開放。只有持續開放與交流,才能為未來兩岸的交融與融合創造條件,才能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條件。沒有開放與交流,兩岸不僅談不上和平發展,也根本談不上融合發展,和平統一更加困難。

  這一悖論現象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表明目前兩岸開放交流的時間還不夠長,還不夠深入,還不夠廣泛,還受到島內政治因素的強烈干擾。未來兩岸還需要更多、更廣泛、更深層次的交流交往,青年一代更需要進行體驗式交流,需要進行深入生活的交流,要建立更多常態化民間交流機制與平臺,以加深兩岸同胞相互了解與認識,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情、中華情,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更加堅實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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