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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西藏拉薩騷亂原因探究與反思

日期:2016-08-23 09:36 來源:《統一論壇》雜誌 作者:本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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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王小彬

  記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實行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在西藏實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應該説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策是擁護的、歡迎的。這些政策是大得民心的。那麼,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拉薩還會發生多次騷亂鬧事?其原因究竟是什麼?我們在工作中還存在什麼問題,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吸取?

  王小彬: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分成若干問題來回應。首先要從20世紀80年代拉薩發生的幾次騷亂説起。

  1987年9月27日,少數僧人扛著“雪山獅子旗”,呼喊著“西藏獨立”“趕走漢人”等反動口號,在拉薩八廊街一帶遊行,並在大昭寺門前向圍觀群眾發表反動演説;10月1日,騷亂開始升級,少數分裂分子為配合達賴集團分裂國家的活動再次製造騷亂。他們在大昭寺前聚眾叫嚷,“達賴在國外爭取‘西藏獨立’,西藏人民都應跟著他,誰不上街遊行就砸他的家”。他們還公然毆打公安和武警人員,砸商店、搶槍,放火焚燒八廊街派出所,甚至一度衝擊西藏自治區機關。

  1988年3月5日,騷亂分子乘拉薩傳召大會迎接強巴(彌勒)佛之機,突然發出“西藏獨立”的叫囂,向執勤民警投擲預先準備好的石頭,圍攻在大昭寺指揮傳召活動的領導幹部,衝擊自治區佛協傳召辦公室,砸毀電視轉播車,搗毀商店、餐館、醫療診所,殘殺藏族武警戰士袁石生。這次騷亂,有299名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被分裂分子打傷。

  1989年,在國內外形勢影響之下,3月5日至7日,分裂分子在拉薩連續三天製造騷亂,進行打、砸、燒、搶,造成經濟損失1000萬元以上。騷亂中,暴徒公然使用槍支,打死打傷公安幹警多名。在拉薩局勢失控的情況下,經國務院批准,西藏自治區政府果斷在拉薩市實行軍事戒嚴。

  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後,西藏開始走向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社會經濟發展很快,群眾生活水準迅速提高;民族宗教方面落實政策的力度也很大,西藏寺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恢復到1700多座。一些海外藏族學者認為,“80年代的改革受到了藏人的歡迎,許多人認為情況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好”,“直到現在,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仍然認為80年代的‘抗議’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改革正在使西藏進入到正確的方向,‘示威和抗議’對這一正確道路的轉向為害甚大”。在形勢大好的情況下,拉薩為什麼會接二連三地發生騷亂?這是西藏幹部群眾和關注西藏工作的人普遍帶有的疑問。

  記者:據説騷亂原因一開始被斷定為西藏工作中“長期‘左’的惡果”。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王小彬:1987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聽取了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報告,對拉薩騷亂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這次騷亂事件,基本上是長期‘左 ’的結果。(《中國共産黨西藏曆史大事記(1949—2004)》第1卷,第501頁)”由於高層有了這樣的看法,一些民族宗教人士更傾向於在內部找原因:拉薩騷亂,是長期“左”的結果,是因為西藏過去20年中“失大於得”(西藏二十年中“失大於得”是十世班禪圓寂前得出的一個判斷,此後阿沛專門對這一説法進行了解釋:班禪副委員長所説的“得”,指的是在中央幫助下西藏各方面的進步和發展。“失”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想指導下在西藏破壞了大量寺廟,尤其是這些寺廟中的很多珍貴文物古跡和文化遺産。班禪大師是宗教領袖,他從宗教感情出發,認為失去比得到的更大,這是很自然的。事實上這種損失有多大,誰也無法去估算,也沒有人去估算。見《西藏日報》1989年4月1日)。有民族上層人士認為,之所以“在少數分裂分子挑起的騷亂中,我們的部分群眾也參加了遊行,也喊了要‘獨立’的口號,有的雖然在行動上沒有什麼表現,但從思想上支援和同情騷亂分子”,除了“他們對西藏的歷史沒有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受到來自國內外分裂分子的各種宣傳影響”外,同時也是由於“我們內部在寫西藏曆史時,為了某種政治上的需要只講統一性,不講特殊性,歪曲歷史,不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西藏日報》1989年8月27日)。對於如何維護西藏社會政治穩定,有宗教人士開出了“三治”的藥方:“一是要搞好民族區域自治,實現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區域自治;二是要用很大力量去醫治過去‘左’的政策所造成的種種創傷,也就是要認真落實各個方面的政策;三是要大力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使西藏逐步得到發展進步和繁榮昌盛。這三方面工作都做好了,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西藏的長治久安問題。(《人民日報》1988年4月5日)”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要求,西藏自治區黨委在重大問題上應向阿沛和班禪兩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請教,因此,他們的這些觀點極大地影響了自治區黨委的判斷。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就曾做出如下分析與判斷:“拉薩發生騷亂事件以後,我經常琢磨一個問題,為什麼黨和政府做了三十多年的工作,卻有一些群眾經不住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的挑動?為什麼騷亂分子一鬧,八廊街附近會有一些人跟著起鬨?根本原因在於長期以來實行‘左’的一套,脫離了群眾,傷害了群眾。(《人民日報》1988年2月14日)”於是,騷亂是由於長期“左”的原因造成的這一結論,基本自上而下達成了“共識”。歷史和實踐證明這一“共識”是站不住腳的,認識上是錯誤的,工作上是有害的。政策上差之毫釐,實踐上謬以千里。對20世紀80年代的西藏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記者:拉薩發生騷亂的原因被定性為“左”的結果,這對當時西藏工作産生的影響是什麼呢?

  王小彬:結果只有一個:繼續落實政策與騷亂的進一步升級。這個“左”的定論一方面是説我們黨進軍西藏、經營西藏的領導同志長期以來所執行的路線是一條“左”的路線;另一方面是説我們幾十年培育出來的數以萬計的民族地方幹部,是在“左”的思想路線下培育起來的。實際上帶有否定我們自和平解放以來黨的西藏工作的意圖。因此,我們在西藏的工作只能是不斷地“承認錯誤”,不斷地“落實政策”。還在西藏幹部、群眾中間造成了嚴重分歧。

  1988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確定委託十世班禪進藏負責組織傳召法會,進行寺廟整頓。由於中央已經明確了拉薩騷亂基本上是長期“左”的原因造成的,又由於騷亂的主要領導者是三大寺的一些僧人,十世班禪和西藏自治區黨委決定採取“安撫策略”:一方面,通過繼續落實寺廟政策,糾正“左”的錯誤和影響;另一方面,也試圖通過安撫和勸説,促使帶頭製造騷亂的僧人放棄錯誤的政治主張,為即將召開的傳召法會做準備。

  根據這一決定,在十世班禪建議下,西藏自治區政府釋放了騷亂中帶頭鬧事的僧尼,確定了對寺廟特別是三大寺和大昭寺的一些政策。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和民族宗教委員會提出,應儘快對拉薩的三大寺和大昭寺落實四項政策:一是所有各寺“文革”中散失的貴重文物,都要儘快退還;二是對“文革”中被查抄的財物,折合計算,一次性補發給甘丹寺95萬元(前期已經落實7萬元),色拉寺78.8萬元(前期已補償5萬元),哲蚌寺77.6萬元(已經補償5萬元);三是凡屬城鎮戶口的在寺僧尼,與所在地城鎮居民一樣享受肉價補貼;四是對於年老體弱、無依無靠或因病殘已喪失勞動能力的僧尼,享受所在地五保戶一樣標準的社會保障待遇。

  但是,安撫政策並沒有達到所期望的效果。一些僧尼將中央和自治區的落實政策和安撫措施看作是軟弱退讓,氣焰更加囂張。1988年1月26日,十世班禪召集三大寺喇嘛代表進行座談。針對自治區上述幾項政策,哲蚌寺僧人益西群培主動發言,認為“西藏曆來是一個獨立的國家,1950年漢人以幫助為名,佔領了西藏”,“那些遊行要西藏獨立的喇嘛本來就沒有錯誤,沒有罪過,應該統統放掉”,“落實政策是裝樣子”,等等。

  1988年藏曆新年之後的傳召法會,給了分裂分子再次製造騷亂的機會。早在傳召法會舉辦之前,西藏的社會氛圍就極不正常。一些年長的僧人曾建議暫停法會,因為在局勢不穩、人心不定的時刻,大批喇嘛和信眾雲集拉薩,很容易為分裂分子提供製造騷亂的機會,他們表示無法保證年輕僧人不鬧事。這一建議沒有被接受,因為在當時,傳召法會被一些領導人看作是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僧俗民眾安定團結的“象徵”。拉薩騷亂頻發時期,急需以此來向外界證明西藏的“安定團結”。1988年3月5日,傳召法會如期舉行。西藏自治區黨政軍負責人照例參加了法會。就在強巴佛遊行之時,蓄謀已久的分裂分子突然發難,用準備好的石頭攻擊維持秩序的公安幹警。騷髮發生時,6位省軍級領導幹部被困在大昭寺,經過廣大幹警的努力,在付出慘重代價後才平息了騷亂。

  記者:那麼拉薩騷亂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王小彬:拉薩騷亂,一個最明顯的因素就是達賴集團煽動策劃。2015年4月,由十四世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與他人共同編寫出版了《噶倫堡的麵條商人:我為西藏奮鬥的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在書中,嘉樂頓珠承認:“在1987年拉薩騷亂中,我確實相信一些國際情報機構,支援外國人來到西藏,進行一系列複雜的工作以煽動暴亂。他們的目標是妨害中央政府和達賴之間的接談,並製造西藏內部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緊張局勢。”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公開指出,騷亂是“達賴作為一個政治流亡者進行分裂祖國活動的結果,是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與達賴集團內外配合、遙相互應,進行分裂祖國陰謀活動的結果”,“因此,這次事件的全部責任在於達賴集團和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應該説,這一判斷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都是非常準確的。達賴代表團第一次進藏考察,發現達賴在藏族信教群眾中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後,就開始了“西藏獨立”的“雙向發展”策略:一方面通過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以尋求國際支援,並努力勸説西方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批評和施壓;另一方面就是通過滲透,煽動國內藏區民眾進行“抗議”,以迫使中央政府與其展開關於“西藏地位”的“談判”。經過幾年苦心經營和滲透,達賴集團逐漸在西藏的寺廟和僧尼中培植了一些分裂分子,隨時準備與他們內外互應、製造事端。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委員會發表政治演講,提出所謂“持久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聲明”;27日,拉薩爆發第一次騷亂。其後,每當達賴喇嘛在國際上活動頻繁之時,西藏分裂分子都會內外互應,為其“造勢”。在達賴集團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外向發展”策略中,達賴喇嘛每一次受到國外政要的接見、每一次有機會公開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政治觀點,都被達賴集團視為“巨大的成功”。這種“成功”反過來對西藏境內的一些分裂分子又形成了一種鼓舞:他們借機煽動民眾,製造西藏人民“支援達賴喇嘛”的假像。達賴集團也充分利用這一假像,向西方政要和民眾證明自己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以獲取他們更大的支援。這樣,達賴集團的“雙向發展”策略形成了內外聯動,給西藏社會政治穩定、給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反分裂鬥爭帶來了挑戰。

  記者:拉薩騷亂儘管有達賴集團的煽動以及特定的國外背景,但是怎麼看待其中的寺廟與宗教因素?

  王小彬:國內有個研究西藏當代史非常見功底的年輕學者王茂俠,他專門研究這段歷史,提出一個“拉薩騷亂模式”的概念,分析入木三分。他認為,1987年至1989年,拉薩發生的幾次騷亂幾乎都遵循一個模式:首先是少數不法僧尼無視國家法律,在鬧市街頭或群眾聚集的地方,舉著“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的口號,進行分裂宣傳和“遊行”;當執法幹警進行制止、與之發生衝突時,一些分裂分子趁機煽動群眾,攻擊執法幹警甚至進行打砸燒搶等嚴重暴力破壞活動。在這一模式中,少數僧尼無疑是製造騷亂的“領頭羊”。本來應該不問塵世事務的僧尼,為什麼會成為積極參與政治性分裂活動的急先鋒?為什麼一些群眾會隨之而動?回答這些疑問,必須首先對宗教的一些特性和西藏的宗教問題進行分析。

  宗教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種社會力量。由於具有相當嚴密的組織體系,是有龐大數量虔誠教徒組成的團體,因此,宗教能夠形成某一種共同的群眾心理狀態,成為一股不可小視的社會力量。宗教對於社會秩序的影響,無論是促進社會和諧還是形成社會對抗,都有一種放大作用。就造成社會衝突而言,這種放大作用的原理在於宗教的“三性”,即神聖性、非理性、群體性。一般而言,由神聖性而帶來的絕對性是宗教信仰的根本,絕對真理帶來排他性,排他性是對抗衝突的基礎;而對抗衝突要成勢,一要有大量群眾,二要有神聖性,借神聖性、“以神的名義”調動信教群眾的宗教情感,從而形成巨大的社會能量(葉小文:《宗教七日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19頁)。一切衝突的背後都是世俗利益的衝突,一旦被神聖化,衝突便被強化、擴大化。拉薩騷亂中的僧尼行為及其引發的衝突擴大,無疑符合上述宗教放大作用的原理。

  在神聖性因素中,達賴喇嘛是一個關鍵。與一切宗教一樣,佛教本來崇拜的不是人而是神。但藏傳佛教的特殊之處卻是活佛轉世、人神一體。活佛是人非神,但在藏傳佛教的制度安排中,活佛則是神而非人。作為藏傳佛教轉世活佛譜係中地位最高的活佛,達賴喇嘛不僅是廣大信徒心目中的神,而且是所有藏傳佛教中各活佛、喇嘛的根本上師。對於前者,達賴可以借助神的名義,來調動信徒的宗教感情;對於後者,達賴可以利用其宗教地位,控制僧尼。因此,無論是對於普通僧尼還是廣大信徒,達賴就具有了“神聖性”的一面。騷亂之後,當對一名參與遊行的喇嘛進行審訊,問到什麼是“獨立”時,這位喇嘛的回答是:“不知道。聽了廣播,達賴喇嘛在國外説西藏要獨立,我們喇嘛就要響應。”(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頁)

  在排他性因素方面,達賴集團所追求的“西藏獨立”,是以極端民族主義為底色的。由於歷史上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發展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加上自然條件的隔絕造成的民族交流較少,因此西藏成為潛在“民族主義”意識較強的區域。宗教與民族之間是不可分的,二者之間有極強的互動關係。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教派的最高首領,當達賴提出一些具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西藏問題”政治解決方案之後,在普遍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群眾中,除了宗教自身的排他性外,民族主義意識的“排他性”也會日漸升溫。一些極端民族分裂分子更是打著“民族”旗號,大行分裂國家之道。就個體的少數民族群眾來説,本民族文化“局部道德”的社會影響和壓力經常要強于更廣泛意義上的國家層面的效忠力量(馬戎、周星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頁)。因此,面對分裂分子把持的民族“話語權”,很多藏族群眾即便內心裏不贊同其行為與主張,但懼於民族的道德壓力(如被咒罵為民族的“叛徒”)而不敢針鋒相對、理直氣壯地與之鬥爭。

  拉薩騷亂的危害,不在於少數僧尼的分裂活動,而在於其煽動起來的群體性破壞力量。歷史上,藏傳佛教在政教合一體制之下,曾經是社會整合、道德構建和權力運作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西藏雖然經歷了民主改革,宗教集團傳統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但寺廟和僧尼在藏族信教群眾中的影響卻並沒有隨之消失。撥亂反正、落實宗教政策,使宗教在西藏出現了恢復性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並沒有經歷過“除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過去的“神威”,信教群眾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盲目、狂熱的非理性崇拜。大量僧尼入寺、傳統的帶有宗教色彩風俗習慣的恢復,使寺廟幾乎與每一個藏族群眾都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繫。當無形的社會軟權威再次形成之後,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活佛一聲號令應者雲集,基層幹部喊破喉嚨卻無人響應的局面。活佛、喇嘛在西藏社會中成為一個十分特殊的群體,在宗教信仰虔誠的群眾中有相當高的社會號召力。當不法僧尼在拉薩街頭進行分裂活動時,他們其實就是吸引群眾注意力的“表演者”。當執法幹警進行干預時,他們便以“受害者”的姿態來引起群眾的同情。為了使這種“同情”打動人心,有的喇嘛甚至當眾採取自殘行為。當群眾聚集達到一定程度之後,群體行為便開始失序,個體開始表現為“有意識的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法]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隨著事態的不斷擴大,參與其中的人越來越多,當人們在一種向心力極強的信仰支配下,不約而同地做出相同的行為時,就會産生一種“集體無意識”。身處其中的人不再保持理智,是非曲直、法律法規等在這種集體無意識中統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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