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格，文有文品。時下批評家論及近世作家，似乎有過分關注其為文而忽略其為人的傾向。實際上，心胸狹窄精神頹喪者難為曠達之文，胸懷大志氣吞星河者始有豪放之辭，人格的高低與文品的優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然，在中外文學史上也不乏作家的人品與文品相互分裂的現象，但對於像巴金這種主張“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寫的要一致，要表現自己的人格，不要隱瞞自己的內心”的作家(《談文學創作》)，卻是以其崇高的道德人格和高品位的藝術追求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壇，在幾代讀者心中産生巨大影響的。
            　　
　　從本質上看，巴金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始終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堅信未來必勝於現在的精神空間裏。早在“五四”前後，少年巴金就尋找和確立了自己的“信仰”，並在心靈的祭壇上立下了為理想奮鬥終身的誓言。後來隨著時光的消逝，巴金所追求，巴金賴以奮鬥不息的心靈支柱逐漸從原來具體的信仰轉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心靈的燈”，轉化為抽象的理想、光明與正義。甚至到了晚年，他也還滿懷信心地説：“任何時候在我的面前或遠或近，或明或暗，總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團火，一盞燈，只要我一心向前，它會永遠給我指路”(《“尋找理想”》)。
            　　
　　正由於始終有著這“心靈的燈”，有執著的理想追求，巴金對人類的命運和社會的前景又一直是樂觀的，他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巴金總是堅信，“春天是不會滅亡的”，“生活裏是充滿著春天的。秋天裏的春天，冬天裏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秋天裏的春天〉譯者序》)。他“從來不曾懷疑過：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巴金選集〉後記》)。
            　　
　　與這種理想的光環和必勝的信念相映照，巴金的人格精神中還時刻閃現著一種以奮鬥為生命，以痛苦為力量，以獻身為幸福的英雄主義氣概。在確立信仰時，他就立下了“奮鬥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進”的座右銘(《家庭的環境》)，後來他大多把那些意志堅強、奮鬥不息的戰士作為自己的人生楷模。他歌頌那些為主義而死、為理想獻身，為奮鬥犧牲的革命黨人、民粹派英雄和志願軍戰士；他推崇克魯泡特金、羅曼羅蘭那種以痛苦為力量，在痛苦中凈化心靈、尋得歡樂的人生態度。直至耄耋之年，巴金還表示“不敢躺倒，不敢沉默”，仍然要“奮鬥到底”的決心(1991年10月15日《致冰心》)。
            　　
　　然而巴金又決非個人英雄主義者，他所追求的是人類平等、自由、互助的共同理想，而不是一己私利，他的人格精神中始終包含著自覺的群體意識。巴金認為，應該“把個人的命運聯繫在群體的命運上，將個人的希望寄託在群體的繁榮中”。“人對他的同胞必須真誠，必須互助；離開了合作與互助人便不能夠生存”(《怎樣做人及其他》)。他常説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與接受；人只有在眾人的幸福中才能求得個體的幸福。
            　　　
　　總之，理想主義、樂觀主義、英雄主義以及群體主義是巴金人格精神中的四塊基石，它們代表著巴金最根本的人生追求與價值取向，人們從巴金身上所看見的無私奉獻、善良正直、真誠熱情等諸多美好品格正是這些人格精髓的具體顯現。這一切融入文學創作，也就使巴金的作品顯示出一種迥異於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學品位。
            　　　
　　遠大的理想、必勝的信念與奮鬥的精神，使巴金的創作帶上了鮮明的崇高品格，他總是在作品中敘説信仰的力量，呼喚春天，謳歌理想、讚美未來，他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也總是太陽、星光、明燈、聖火等充滿光與熱，能給人帶來信心與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筆下，英雄們的思想境界是最高尚的，美好愛情是高潔的；他時時在傳遞著一種美好的資訊，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惡的勢力終將退出歷史的舞臺。他的作品能給與讀者一種精神的鼓舞、奮鬥的力量，伴隨讀者去摧毀舊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許多讀者正是讀了巴金的作品而選擇抗爭、選擇奮鬥，從而開始不息的追求。
            　　
　　有著遠大理想和必勝信念的巴金是幸福的。他向舊勢力大膽地喊出“我控訴”，執筆宣佈一個垂死制度的死刑，不停地對敵人實施攻擊，也可以毫不猶疑地説“春天是我們的”。但是，理想與現實總歸是有距離的，在通往理想社會的進程中，到處是崎嶇的佈滿荊棘的山路，時時有先驅者倒下的身影。因此，一旦巴金更為深入地觀照和描摹現實，有時也會陷入矛盾與痛苦之中。他筆下的英雄為信仰而獻身，但這種獻身有時卻難免成為無謂的犧牲；也很早就宣判過封建專制制度的死刑，但封建專制的陰魂卻遲遲不肯退出歷史舞臺；他預告説將會有很多很多的春天，但自己又常常覺得並非真正看到春天的花朵。幸運的巴金只能時時感到心靈的悲痛，只能進行著永無止境的奮鬥，他的作品也由此而顯示出一種執著，幾分悲壯。
            　　
　　文學並不是巴金最初的人生選擇，但文學上偶然的成功並沒使他忘記自己的社會使命；巴金最終選擇文學也非為著個人功名或一己私利，群體的精神使他更加堅信文學的目的是為著全人類。他從不把文學當作沽名釣譽的工具，而是把創作當成服務人類報效祖國的工作。面對祖國與人民，面對同樣關注著人類前途與命運的讀者，巴金不必要隱瞞自己的內心，也沒理由不獻出他的全部真誠與熱情。他從不忸怩作態故作高深，也反對炫耀新奇玩弄讀者。讀他的作品，人們都可感受到一個真誠自我的存在，小説中的“我”與人物交心，散文中的“我”同讀者對話。在七十餘年的創作生涯中，巴金有過幼稚，有過偏激，也有過輕信，這一切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記，正好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他創作時的坦然與真誠。或許可以説巴金的創作有過許多的成功，也有過某些閃失，但這種閃失並無損於他坦誠的本色，因為他只不過把一個真實的自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到讀者面前，奉獻給人類的明天。
            　　
　　執著于理想，呼喚著崇高，帶著幾分的悲壯，一片的真誠，巴金以他的人格精神和藝術良知，以他相得益彰的人品與文品，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留下一種獨特而永恒的光彩。 

　　來源：光明網　作者：辜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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