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載:“拜年帖”出現在唐代
“拜年帖”的出現,根據現有的記載應該在唐代。當時春節已經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拜年活動不但普及到民間,也逐漸“程式化”、“儀式化”了。
隨著紙張的普及,“文房四寶”成為上流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廣泛使用的日常用品,這些都為“拜年帖”的流行創造了必備的條件,人們再也不用拎著竹片、木片到處跑了。
唐代科舉制度鼎盛,支撐其運作的關鍵環節就是“門生”制度。各地舉子進京趕考,官方不設“資格審查”,但你得拜訪名人,投身某個老師的門下做門生,從而獲得推薦,才能打著老師的旗號去考試。這個時候就需要用“門帖”了,謂之為“門狀”。
其間往來,尤其是錄取放榜之後,必須到府拜謝,專用的“拜帖”隨之産生。而春節表達心意的“門狀”,無疑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拜年帖”了。
盛行:宋朝廣泛使用“拜年帖”
根據現在能夠看到的文字記載,“拜年帖”的盛行在大宋王朝,地點是當時的“國際性大都市”東京汴梁,也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
催生“拜年帖”廣泛使用的直接原因,除了顯示身份、聯絡感情之外,還因為當時的人們越來越懶,疏于往來走動和面對面交流。當時的汴梁文人云集,官員眾多,是上層人物聚集的地方。需要走動拜年的人實在太多,帶來幾個問題:一是時間不夠用,不該拜的拜了,那自然沒有問題,但是應該拜的沒去拜,那問題就大了;二是見人磕頭實在太累,就是作揖也會胳膊酸疼,不磕頭不作揖又不夠禮貌。怎麼辦呢?於是程式進一步簡化:用專用的帖子拜年。
宋代人周輝在《清波雜誌》中説得很清楚:“宋元祐年間,新年賀節,往往使用傭仆持名刺代往。”對於那些平時往來較少的親戚、關係一般的朋友、應酬不多的同僚或者生意夥伴,寫張“拜年帖”派人送去,也就算是過節沒有忘記你,如此而已。
北宋年間,開始出現名帖收藏家,並將所藏選刊刻石。如《遊宦紀聞》記載的《元祐十六家墨跡》,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其中著名詞人秦觀的《賀正旦》帖,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名人“賀年片”,也就是“拜年帖”。
此外,“拜年帖”的用語也有嚴格的講究,尤其表明身份的詞語不能用錯。
氾濫:“拜年帖”盛行過度包裝
到了明代,投謁拜年成為普遍的交往形式,禮儀的成分多於情感的內容。
當時著名文人文徵明,在他的一首題為《賀年》的詩中寫道:“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蔽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憎嫌簡不嫌虛。 ”由此可見,“拜年帖”當時已經被大眾廣為使用了。
與此相應的,就是“拜年帖”的高度形式化、華美化。宋明時期,“拜年帖”的製作越來越複雜,投遞的講究也越來越多。有的在紅綾製成的帖子上,撒上赤金為字,有的用整幅織錦做帖子,上面的吉祥用語是預先織成的。
“拜年帖”氾濫的主要標誌,是逐漸盛行“過度包裝”:給帖子加上底殼,用不同顏色的包裝區別不同的帖子。下級送給上級,用青色底殼,門生初見老師,用紅綾制底殼等。
到了清代,“拜年帖”已經徹底變味。從文人雅士的酬酢、民間親友的禮節,變成了官場交易的工具,乃至於皇家色彩的“規定禮數”。帖子上不但署名,還要用印,而且專門發明瞭一種拜匣,用來盛放“拜年帖”。拜匣的出現,讓“拜年帖”跟木頭扯上了關係。
拜匣的出現除了禮儀的程式化之外,更多的是官場腐敗使然。拜匣用料名貴,工藝精良,雕刻花紋、配飾金銀等,內中除了一張帖子,通常還有古玩玉器、珠寶金銀,乃至直接的銀票。從流傳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出,僅拜匣的紅木材料就已經價值連城了。 據《華商晨報》報道
故事
三十張“拜年帖”讓李鴻章驚出冷汗
李鴻章負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時候,有一項職責就是代轉海外使臣給皇上的奏折,其中當然包括每年的“拜年帖”。當時給皇上的節日奏折,也叫“請安折”,是最高等級的“拜年帖”。
那個年代沒有快遞,因此郵件傳遞得走海路,慢得很。因此,派駐各國的使臣要早早把“拜年帖”寄來,臨到過節再由李鴻章轉呈上去。
這時大清朝派駐美國的使臣是崔國因,此人不但是李鴻章的安徽老鄉,還是李鴻章一手提攜上來的,甚至連崔國因出使美國,也是由李鴻章保薦的。
崔國因的外交業務水準沒有問題,就是和朝中大臣的人際關係處理得不太好,有時也不太注意細節。臨到“封印”(春節放假)的前一天,李鴻章才發現,崔國因寄來的“拜年帖”出了大問題———請安折咨文上的印花蓋反了。再一檢查,他寄來的三十個文件上的印花都是反的。按照大清公文管理規定,印花倒蓋是“大不敬”,嚴重的話是要被殺頭的,説不定還會牽連到李鴻章。
李鴻章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這種“拜年帖”遞上去自然不行,不給皇上“拜年”更不行,更換又來不及。幸好李鴻章不但會做官,尤其是“應急處理”水準一流。他馬上找到奏事處打通關係,奏事處也很給李大人面子,總算把這事忽悠過去了。
但是奏事處最後“索京蚨八千”,也就是説奏事處的辦事人員後來向李大人索要了一些錢,代價可謂不小。
事後,李鴻章把倒蓋的印章剪下壹枚,回寄給崔國因,責怪一通了事。 據《華商晨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