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深圳創業史
1979 深圳元年
第一個登上蛇口半島的香港女商人
記不清是哪一天，我第一次從香港坐船踏上蛇口的土地。我當時還不到40 歲，一心只想著幹點事情……"多年以後，"馬太"這樣回憶1997 年第一次從香港到蛇口的情景。
在講述蛇口的故事時，就讓我們先從一位被稱為"馬太"的香港女人講起吧。
一直到現在，説起"馬太"，在蛇口仍幾乎無人不曉，除了袁庚，"馬太"絕對是蛇口第一陣列的名人。因為她是第一位到蛇口投資的香港商人，也是一位首始至終跟隨袁庚在蛇口打天下獲得巨大成功的港商。
"馬太"名叫陳惠娟，潮汕人，之前一直在香港做生意，但做的都是與內地有關的生意，不過做得都不是太大，僅僅勉強維持而已。商人的特點是資訊靈通，由於是做內地生意，她更是格外注意打探內地在香港公司的消息。1978 年10 月的一天，"馬太"聽招商局的人説，北京派來了一位常務副董事長，主持工作，很有來頭，名字叫袁庚。11 月1 日，招商局在香港富麗華酒店為袁庚舉行盛大招待會。
馬太再一打聽，袁庚在香港早已大名鼎鼎，他原在東江縱隊做情報工作，早年就活動在廣東和香港，在香港有不少老部下，大家都説這是一個特別能打仗，又有謀略的人。對袁庚任職招商局，香港各界反應熱烈，充滿期待。
招待會這一天，"馬太"精心裝扮一番出現在了招待會現場。招待會盛況空前，來了很多政商人士。袁庚在會上宣佈："香港招商局正擬大力拓展業務，除繼續經營已有的船舶代理、遠洋貨運和本地倉庫碼頭業務以外，將直接經營船舶買賣以及大力開展同交通部運輸有關的各項工業、商業和服務業。這些業務主要為中國服務，也樂意為國外服務。"
在這次招待會上，馬太接近袁庚，並有重量級人士引見。她表達了與招商局合作的意願，並留下電話，希望能進一步詳談。
果然，幾天后，袁庚就接見了這位算得上老鄉的"馬太"。拐過年來，招商局發展部的人就找到"馬太"，説招商局將在深圳南山半島的蛇口建設一個工業區，請她從香港採購建設人員所需的生活用品，列出的用品清單上有糧食、食品、棉被、蚊帳、鐵架床、辦公桌、炊具等等。
人馬未動，糧草先行。"馬太"採購完這些生活用品，運到碼頭上，裝上招商局的小貨船送到了蛇口。
這就是"馬太"第一次登上蛇口海灘時的情況。
歷史無法回避大人物。那位"拉""馬太"到蛇口投資的袁庚是何許人也？
袁庚是深圳人，並且與招商局有緣。深圳和招商局成就了他後半生的輝煌人生。1917 年4 月23 日，袁庚生於寶安縣大鵬鎮水背村據大鵬鎮的老人介紹，袁庚本姓歐陽，後來參加中共抗日武裝東江縱隊後，為不連累家人，才改隨母姓。
1930 年，袁庚小學畢業。13 歲的他隻身遠走廣州，寄住在一位親戚家中，在一所補習學校復習功課準備參加中學考試。1931 年，袁庚以廣州市會考第8 名的優異成績，被廣雅中學錄取。
1939 年3 月，袁庚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東江縱隊訓練隊教官、護航大隊副大隊長等職。
1944 年，27 歲的袁庚出任東江縱隊聯絡處長，負責與美軍進行情報合作。
1945 年秋，袁庚以上校軍銜應邀赴香港，與後來成為英國海軍元帥的夏愨少將進行談判。1949 年10 月，袁庚作為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炮兵團長，率部南下，解放了珠江口島嶼。
1950 年年初，袁庚隨中國軍事顧問團奔赴越南，成為胡志明的情報、炮兵顧問。
1955 年4 月，已于兩年前就任中國駐印尼雅加達總領事館領事的袁庚，在萬隆會議期間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前後，參與執行了保衛周恩來安全的重要任務。
1963 年4 月，袁庚在楊尚昆、廖承志等人的領導下，參與破獲國民黨特務暗殺劉少奇的"湘江案"。
1968 年4 月，經康生批准，袁庚被捕入獄，後經周恩來等人過問，才于1973 年9 月獲釋。
1974 年年底，在廖承志等人的關懷下，袁庚就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在葉飛麾下參與了眾多海事談判工作。
在共産黨內，袁庚的職務不高，但爭議頗大。
楊成武上將説，20 世紀的許多好事、許多壞事，都讓袁庚碰上了。交通部原部長曾生説，袁庚在抗日戰爭時期任東縱聯絡處長，解放戰爭中任過兩廣縱隊作戰科長、炮兵團長，是一位經過考驗，有膽識、有能力的幹部。
國民黨少將余兆麒（後任香港聯合銀行董事長）1945 年在夏愨少將司令部中與袁庚有過接觸，當年對袁庚的印像是"盛氣淩人，不知天高地厚"。
"文革"中，康生批示："此人問題極為嚴重，應立即逮捕，與曾生一案共同審訊。"
一個人的才華往往是在不經意間顯露出來的。出獄後的袁庚已年近花甲，但他敢言的個性沒有改。有一次，他隨葉飛到丹麥訪問，葉飛對丹麥著名的造船企業B&W 公司的管理方式與經濟效益非常感興趣。回國後的一次會議上，葉飛便提出將上海造船廠交給丹麥人管理。眾目睽睽之下，袁庚發表反對意見："上海造船廠現有的1.2 萬人怎麼辦？能上船臺的僅有五千多人。"
會後，有人笑對袁庚説，你膽子可真不小，敢頂葉司令--就任交通部長之前，葉飛是福州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孰料，此後葉飛愈加賞識袁庚。1978 年6 月，葉飛向袁庚交代了一項任務：到香港調查招商局的情況。袁庚對香港是熟悉的。他是深圳人，當年東江縱隊的活動範圍就包括香港。"文革"中，袁庚入獄，罪名就是與曾生合賣香港，獲金若干云云。
到了香港，招商局的現狀令人痛心。1950 年起義時，招商局有13 條船，包玉剛才有兩條船，28 年過去了，包玉剛已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多達2 000 萬噸的船隊雄踞東方，傲睨四海。而招商局……
袁庚引用一句古詩形容當時的心情：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調查工作完成後，袁庚執筆起草了一份文件，經交通部黨組討論後於10 月9日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3 天后，1978 年10 月12 日，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人圈閱了交通部的《請示》。不無巧合的是，125 年前的1872 年12 月23 日，李鴻章向清廷呈奏《試辦招商輪船折》，同治皇帝也是在3 天后恩準的。對此，有人開玩笑説：假設當年同治皇帝的太監把李鴻章的奏章打入冷宮，後來國務院的秘書也把交通部的報告塞進抽屜了事，那麼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袁庚聽了這個玩笑後，順口説出"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後來與"時間就是金錢"合在一起被樹在了蛇口。
袁庚起草的這份《請示》，摒棄了"一無外債，二無內債"的傳統觀念，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資金"的思想禁區，鄭重提出"多方吸引港澳與海外遊資"等大膽設想。"面向海外"、"衝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等提法，在當時都是陌生的，既令人耳目一新，又令人觸目驚心。
袁庚的請示之所以批示得如此之快，是因為它迎合了當時中央的思路。1978 年年初，谷牧副總理帶隊的新中國第一個赴西歐經濟考察團對歐洲做了一個月的考察，國務院正在研究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的問題。
這樣，袁庚就當上了招商局第29 代掌門人。
到了香港，袁庚感覺無法大展手腳。當時香港繁華地帶的地價僅次於日本東京銀座，一平方英尺1.5 萬元港幣，郊區工業用地每平方英尺的地價也在500 元港幣以上。
袁庚迅速把目光看向隔水相望的寶安縣。為什麼不能利用寶安縣的土地呢？袁庚到廣州去見東江縱隊的戰友劉田夫。時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劉田夫對袁庚的想法堅決支援。袁庚馬上驅車趕到自己的家鄉大鵬，但這裡道路不平，水源匱乏，電力有限，發展工業限制很多。最終，袁庚選中了南山半島的最南端蛇口。11 月下旬，葉飛訪歐回來，袁庚請他在香港逗留3 天，向他彙報了創辦蛇口工業區的設想。
1979 年1 月6 日，廣東省革委會和交通部聯名向國務院呈報了《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
二十多天以後，袁庚接到通知，立刻飛赴北京，向李先念和谷牧當面彙報。1979 年1 月31 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進了中南海李先念的辦公室。這次會見，確定了蛇口工業區的命運，也為袁庚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袁庚説：我們準備先行一步，請中央在蛇口劃出一塊土地，創辦招商局工業區。
李先念説：給你一塊也可以，就給你這個半島吧！
袁庚簡直不敢相信映入自己眼睛的圖像：李先念手中的紅鉛筆，在寶安縣地圖上整個南頭半島一帶，輕輕地劃了一個圓弧。一向反應敏捷的袁庚，竟沒有隨口接住李先念劃出的這片土地。
事後，袁庚承認，那一剎那，他的確有過一陣強烈的思想衝突。
一、劃出一塊地盤，搞"面向海外"的工業區，是中國史無前例的一場試驗，一旦出現閃失，勢必對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形勢造成不利影響。
1979 年7 月2 日，深圳炸山填海，打通蛇口五、六灣間通道，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聲"開山炮"。（招商局檔案館提供）
二、開發蛇口工業區，國家不給投資，資金全靠自籌，找米下鍋，何其難矣，而地方越大，困難越多。
三、高雄、巴丹、裕廊等較為成功的工業區，面積均不過有限的幾平方公里而已，這些地方的基礎條件，又都比蛇口優越許多。
後來，蛇口工業區實際確定的範圍為蛇口鎮冰廠以西至五灣，約佔荒田1 000 畝；同意將赤灣片區劃給招商局做旅遊區，面積另算。
10 年後的1989 年3 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青年學者丁寧寧，在成都舉辦的一次經濟研討會上批評説，袁庚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就是李先念給他整個南頭半島，他不要，所以造成現在的被動。所謂被動，是指後來與深圳的土地之爭--此乃後話。
1979 年7 月2 日，蛇口工業區炸山填海，打通五灣、六灣之間的通道。蛇口工業區的這一聲炮響，也具有歷史意義，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
"馬太"陳惠娟隱隱察覺到了歷史的決策過程，感覺到了蛇口開發的機會，因此多年後她説："當年我之所以來蛇口，其實和早年許多來蛇口的人一樣，是跟著袁庚來的。"
1980 騎著單車過河來
自行車馱過世界500強
從香港走到深圳的不僅有香港人，也有臺灣人，還有美國人、日本人，這些先行者都嗅到了大陸特區投資的機會，悄悄試水，試探著把腳伸到了河對岸。
商人的市場嗅覺總是敏銳的。
1978 年12 月17 日，中美雙方發表《中美建交合作公報》，宣佈從1979 年1 月1 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第二天，一個叫亨達的美國人就跟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准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亨達就是可口可樂亞太分部的負責人。協議確定，可口可樂以補償貿易方式及其他支付方式，向中國主要城市和旅遊區提供制罐及罐裝設備，設立專廠裝罐裝瓶，在中國市場銷售。在罐裝廠建立之前，由中糧公司採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協議還有一條規定："僅限于在涉外飯店、旅遊商店出售。"
此舉大大刺激了可口可樂的競爭對手百事可樂。
1979 年8 月28 日，在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的短短一個月後，百事可樂在香港的業務代表李文富就向深圳市政府寫了一封信，表達到深圳投資設廠的意願。李文富是菲籍華人，他很快得到回音並被約來深圳進行洽談。從雙方代表開始接觸到1981 年2 月簽約，一年多的時間裏，他不辭勞苦地兩地奔波。
在雙方的誠意和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建立起深圳市飲樂汽水廠。李文富兼任深圳市飲樂汽水廠董事會董事。
在來往香港和深圳的路途中，在深圳路段，李文富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因為當時香港的汽車還不能開過來。百事可樂就是李文富用自行車馱到深圳的。
根據協議，我方提供5 000 多平方米的土地，百事可樂提供設備和50 萬美元的流動資金，80% 産品外銷，港幣結算；20% 內銷，以人民幣結算。合作期15 年，前5 年，企業利潤我方55% ，百事可樂45%；5 年後，我方利潤60% ，百事可樂40% 。
飲料廠很快建成投産。百事可樂進入中國市場輸給了可口可樂，但是在建立罐裝廠上卻搶了先。在這場商業競爭中，比的是政治敏感度。1972 年，中美恢復外交關係，可口可樂就在北京設立了辦事機構，臨時辦事處就設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飯店。但是在建立罐裝廠時，他們卻要和上海的正廣和汽水廠合作，遭到意想不到的抗拒和抵制。上海的報紙發表文章，指此舉是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可口可樂就是引進腐朽沒落的資産階級生活方式，就是打擊民族工業。可口可樂的罐裝廠建設被迫拖後。
後來，有人埋怨中央沒有及時地把上海浦東同深圳、珠海等列為第一批經濟特區，延誤了上海的發展。事實是，當年上海不一定肯當這個特區，不一定肯承擔背資本主義黑鍋的風險。可口可樂罐裝廠被趕出上海就是一例證。
而百事可樂卻從深圳特區打開缺口，變被動為主動，搶先建起罐裝廠。由於在建立和發展百事可樂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和促進雙方良好合作方面做出了貢獻，李文富從百事公司在世界14 個銷售區的15 000 多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贏得了百事可樂每年兩個名額的傑出獎之一，百事可樂集團公司總裁親自遠涉重洋，從美國專程到香港向李文富頒獎。
在深圳，除了香港和臺灣，日資企業佔第三位，那麼誰是到深圳投資的第一位日本企業家呢？
1980 年夏天，一列陳舊的貨車，從香港方向飛馳而來，駛過羅湖橋，停穩在深圳火車站。貨廂沉重的鐵門打開了，擁擠的人群從車廂裏跳下來，向出站口涌去。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落在人群的後面，一邊用紙巾擦著額頭上的汗水，一邊用探詢的目光環顧著四週景物，緩緩地向出站口走去。他看上去大約四十多歲，身材適中，面色溫和。他，就是日本投資者二村寬。這是他取道香港，首次踏上中國大陸。
二村寬是日本東京自動車株式會社總經理，另外還擁有兩家企業。他從未投資海外，這次是他第一次嘗試到海外投資，他選擇了中國，而且首選深圳特區。這次探訪，達成了中日合作投資華日汽車有限公司的協議，並很快實施。
後來，二村寬風趣地説："別人是到涼爽而又環境好的地方去投資，我到這個又悶又熱的地方投資，當時心裏真不是滋味。來深圳時正巧是夏天，我乘著一列很破舊的好像是用來裝豬的貨車，從香港上車時人又多，排隊等候，擠上車後根本沒有地方坐，車廂裏又悶熱又臭。那時，心裏確實很不舒服，但是，我咬著牙，決心到中國看一看。"
二村寬認為，合資建廠最重要的是人的理解與配合，因此他把工廠取名"華日"。二村寬原是豐田公司的員工，"華日"因此成為中國第一家豐田汽車特約維修廠。
尋根溯源，在深圳還能找到到大陸投資的第一家臺資企業。1981 年，臺商投資的"深圳華僑傢俬廠"廠牌是由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親自書寫的。臺商張清源生在臺灣，祖籍是福建清源縣。他是假道香港到深圳投資的。工廠建成以後，他過來深圳的時間不多，主要是委派香港和大陸的人員管理。這家小廠雖然只有一百多人，但生産的傢具品質上乘，打入國際五星級的日本帝國酒店等國際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