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章迪思
9月11日 星期六 大到暴雨
前不久坐出租車時，在車載互動觸摸屏上看到了一個關于世博的小調查。滿懷好奇地點擊了一下，發現這調查設計得挺認真。比如，關于場館後續利用的，有這樣的選擇題：“如果有可能，最希望哪個世博場館留下？是英國館(網上英國館)、德國館(網上德國館)還是沙特阿拉伯館？”關于上海在後世博期間規劃的問題更多，例如“後世博的上海，您最看重哪方面的改善？交通、住房還是空氣質量？”、“你希望如何後續開發世博園區的土地？商用、住宅還是作為公共空間？”……前前後後大約有10來個問題，若認真作答，會發現每個問題背後都是一道城市規劃的重要命題。
世博會的歷史經驗表明，當一個地區首次舉辦世博會後，“後世博”效應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對該地區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上海世博會作為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世博會，“後世博”效應應該會更加明顯。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何用好“後世博”效應又是難題，因為它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說“大”，它是城市管理者站在全局角度需要考慮的一個重大命題；說“小”，是因為一座城市在“後世博”期間發展得好不好，最終關乎的是這座城市中每個微小的普通人的生存和生活。
不知道有多少出租車乘客像我一樣認真做完了調查，也不知道調查結果是否能影響到最終的決策，盡管如此，我還是很想為這項調查的發起者鼓掌。上海世博會距離閉幕只剩下1個多月，許多機構都意識到了“後世博”的重要性，紛紛組織課題組，啟動相關研究。但是，能想到利用出租車這個流動的社會空間，徵求大眾對于“後世博”的意見，聽聽來自民間最真實的聲音，實在難能可貴。
最近在翻看簡雅各布斯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撰寫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該書被視為城市研究和城市規劃領域的經典名作。以我的理解，雅各布斯通篇強調的主要觀點，其實也是對“民間聲音”的尊重。書中經常出現這樣的例子：某某學派的某某學者，按照某某理論規劃一座城市，有時候並不能讓城市居民感到受用。的確，有時候社區居民比規劃專家更明白，一個社區、一座城市應該怎樣建設，才能最大程度地帶來生活的便捷與安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