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甲子，世界的幸運
——60載，讓歷史啟示未來之九(中國與世界)
- 半月談記者 周盛平
梳理新中國在世界行走的60年，可以找到三條脈絡——打破封鎖、敞開國門、融入全球。60年來，在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風風雨雨中，共和國不斷成長、成熟、成功，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影響世界走向。歷史連接著未來，曾經是人類文明引領者的中國，仍有希望為世界帶來新的貢獻；一個古老國家的嶄新傳奇，必將在世界的聚焦中繼續上演。
打破封鎖——為國際生存空間
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驅使下，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今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強勢集團對新中國的封鎖，從來沒有停歇過。這些封鎖，以各種各樣的面貌，在外交、軍事、經濟、文化、思想、輿論等各領域出現，此消彼長。在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奮鬥歷程中，中國相對弱小但奮發圖強的身份未變，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戰略意志未變，改變的，是大國的心態和戰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恨之入骨，製造反華包圍圈。為了站穩腳跟，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站到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但這個陣營並不牢靠。
抗美援朝，是新中國面臨的第一個生死存亡的考驗。當蘇聯在支援中國參戰的立場上一再退縮時，貧窮的新中國毅然出戰，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犧牲，打出了軍威、國威，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志氣。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中蘇關係開始惡化，“一邊倒”政策的根基倒地，中國陷入空前孤立。在美蘇兩個大國的核威脅下，毛澤東意識到，“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中國獨立研製原子彈和氫彈，打破了核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中國成為西方國家的眾矢之的，它們在人權、臺灣、西藏等問題上不斷製造麻煩，中國沉著應付、穩住了陣腳，美國導演的制裁很快失敗。在“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外交思想的指導下，黨中央領導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國力持續增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
美國的總統幾年一換，但美國防範、遏制、封鎖(在它有能力的地方)中國的戰略意圖和行徑卻從未改變。美國的戰略利益遍及全球，視中國為其在亞太地區最大的戰略對手，用三條“島鏈”層層圍堵中國。最近幾年，美國在南中國海頻繁染指，就是要阻止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美國以反恐、提高保護等各種名義，在中國周邊四處活動，實施戰略合圍。
有骨氣和智慧的中國人從來不懼怕這些。以禁止對華軍售為例，美國封鎖向中國轉讓軍民兩用太空技術已經10年，美國和西方世界看到了什麼呢？看到的是中國航空事業蒸蒸日上：反衛星導彈試射成功、“北斗”衛星導航和定位系統啟動、“嫦娥”繞月衛星升空、神舟七號載人航太成功。
打破封鎖的另一面是以堅定的立場、靈活的政策、友好的態度，爭取、團結國際上一切有利於我國的力量。結果，新中國挫敗了美國“亞洲人打亞洲人”的詭計，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外交全面登上世界舞臺，甚至在1979年與美國正式建交。這些寶貴的外交遺産，為日後民富國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敞開國門——為民富國強
敞開國門並不只有“開放”一項內容，“開放”也並非1978年後的中國的專利。可以説，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有幾年時間自我封閉外，新中國一直在調整大國之門開門的方向和力度。
共和國成立伊始，美國拼命搞“封鎖、禁運”，新中國自力更生，同時以務實的開放態度，向蘇聯及東歐等國家打開大門，保持香港這個國際性通道的通暢。這種選擇性的開放被證明是成功的。例如，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957年)超額完成任務。
共和國執政者也意識到，以意識形態劃界的開放局限性很大。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明確提出“向外國學習”。學習的對象“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學習的內容是“一切真正好東西”。
可是，對於什麼是真正的好東西以及如何運用它，中國一度並沒有搞清楚。由於執政經驗的不足，一些認識和實踐出現失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上，新中國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奉之為絕對真理；政治上，新中國對國際形勢發生誤判，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結果導致國家貧窮落後，經濟瀕於崩潰邊緣，人民生活極為困苦。
1978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再次敞開國門。中國運用廉價勞動力優勢，實施出口導向政策，讓中國産品走向全世界，創造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但是，這種僅依靠低成本的人力、物力和環境資源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産生了內需不足，國內資源、能源難以為繼，生態環境傷痕纍纍等後果。同時，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國際收支失衡，盈餘太大，貿易摩擦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高漲，中國的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把經濟增長的驅動力轉移到內需和科技進步上來，已成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任務。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成功，將是新中國繼解決全世界22%人口的溫飽問題之後，對世界做出的又一大貢獻。
在廣泛變革的世界大勢下，打開國門越是深入，國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社會穩定等遭遇的挑戰越大。中國的崛起必然影響到一些西方勢力的利益，於是在“中國威脅論”的別有用心的鼓噪下，西方媒體的妖魔化報道，敵對勢力利用人權、宗教、價值觀等進行滲透和破壞，在新時期不但沒有停歇，而且花樣翻新。北京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出現的不和諧音，達賴、熱比婭之所以在海外有市場，即源於此。
融入國際社會，也給國家安全注入了新的內涵：保障不斷拓展的海外利益，如外部能源的安全供給，中國企業、公民在海外的安全，等等。為承擔與中國實力相適應的國際安全責任，體現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擴大中國的影響力，同樣要求中國軍隊“走出去”有所作為。中國海軍出兵索馬利亞護航即為積極的應對。
融入全球——為和諧世界
新中國進入世界舞臺，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和全球治理，並不是一場輕鬆的旅行，而是艱苦卓絕的鬥爭。因為共和國建立在積貧積弱的神州大地上，是相對弱小的後來者。中華文明的智慧——這種被忽視的軟實力，是新中國縱橫捭闔打入全球的法寶。
抗美援朝讓中國人民意識到，經濟建設非得有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不可，中國需要同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國家打交道，由此催生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它已成為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之一。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為中國參與重大國際會議提供了第一次機會。中國的外交方針，迅速由“打掃屋子再請客”轉變為“必須走出去”。
1955年，冒著西方殖民勢力的冷嘲熱諷和國民黨勢力的破壞、刺殺危險，周恩來率團參加了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會議)。他在會上表達的“求同存異”思想以及與美國坐下來談判的意願，震動了世界。
時間進入21世紀，和平發展的中國引起了全世界對“北京共識”的思考，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又提出“和諧世界”理念，一時間引起世界關注。
以上認識、轉變和主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開放性和相容性的生動體現，是新中國的治國智慧為世界和平作貢獻的縮影。
中華文明崇尚和諧、相容並蓄的本質特性，是新中國56個民族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歷史根源。反映到國際關係上，中華文明崇尚和平，反對殖民掠奪小國，主張大國“守雌、居下”。新中國參與世界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實踐上——如睦鄰友好，對外援助，發展大國關係，積極開展雙邊、多邊外交，還是理論上——如“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以及“和諧世界”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觀，都根植于這樣的思想、文化沃土。
幾年前“鐵娘子”、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斷言：中國不會成為超級大國。她舉例説：中國出口的只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甚至電視節目。她説中國不出口思想，是因為她並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不了解中華文明——這種我們至今仍未全面認識的至高智慧。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資源就那麼多，環境的承受力就那麼大。而高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製造需求的能力無限膨脹。由此引發的全球性問題，如能源短缺、氣候變異、環境破壞、經濟失衡、貧富差距等，已經威脅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每一個國家。越來越多的西方政治家意識到，沒有中國的參與，任何世界性難題都難以解決。他們甚至説一個美國和中國共同主導世界的時代(G2)正在到來，與其説他們想“捧殺”中國，不如説他們發出了一種時代的呼聲：地球危機四伏，迫切需要中華文明的智慧，需要東西方智慧的交融。
俄羅斯和東歐的學者曾羨慕地説，中國有鄧小平這樣的領導者，是非常幸運的。回首共和國60年的征程，我們也可以自豪地説：世界有中國這樣的成員，是非常幸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