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本人能來大陸訪問,和汪會長見面,覺得格外高興。從去中十一月海基會發函建議由本人率團前來訪問以來,經過雙方人員不斷地磋商,得以成行,可説是十分難得。今天見到汪會長,本人不禁想起五年前在新加坡會談的情景,當時氣氛良好,成果豐碩,簽訂了《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等四項協議,奠定制度化協商管道,的確是兩岸關發展歷程中突破性的一步。
本人此行到上海、北京兩地進行參訪,並和汪會長等有關人士見面,希望能透過坦誠溝通和自由交換意見,增進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誤會,為推動兩會會務營造良好的氣氛,更為中斷三年多的制度化協商管道帶來重新啟動的契機,進一步促成兩會領導人第二次會談的儘早召開。同時,希望經由建設性對話,就雙方所關心的重要問題交換意見,以建立兩岸之間的互信,尋求良性互動的共識,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與長期穩定創造有利的條件。
貴會近年來主張捨棄事務性協商而就政治談判進行序性磋商,本人認為事務性協商攸關人民的權益不可偏廢。最近十年以來,隨著兩岸人員往來頻繁、貿易及投資快速增長,民間交流成為兩岸關係非常重要的部分,因而衍生的題,例如,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的人身安全;臺商在大陸地區的投資保障以及有關稅務、關務等事宜;漁事糾紛處理;偷渡犯遣返、共同打擊犯罪;兩岸司法互助等事項,以及貴我兩會會務往來所發生的問題,因貴會片面中斷制度協商,以致迄今仍無法得到解決,也造成兩岸關係的倒退。貴我兩會既然是兩岸政府正式授權處理兩岸事務的民間團體,當務之急應是遵守新加坡協議,以示誠信,取信於民,儘快恢複製度化協商,致力解決這些較不具政治爭議的人民切身關心的問題。進言之,在進行事務性協商中可以理出政治性障礙,在未來協商時逐一加以理性排除,這才是建兩岸所欠缺的“互信”的正確途徑。
臺灣人民的祖先都是四百年前從大陸過來定居的。一百年前,中國視臺灣為化外之地、化外之民.把我們割讓給日本。二次大戰結束後,許多殖民地和託管地紛紛尋求獨立,但通過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國際協議,臺灣回來了。從一九四九開始,兩岸隔海對等分治、互不隸屬已近五十年,“一個分治的中國”,既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接受分治的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大陸的對臺政策是和平統一,我們同意和平。我方已經與一九九一年宣佈結束動員勘亂時期.放棄以武力手段解決兩岸問題,並透過擴大交流和積極協商,為促進兩岸和平做出具體貢獻。談統一的前提是沒有統一,談統一要接受分治,才能談政治問題。還未統一之前,臺灣應有國際空間。臺灣有若干國際空間,並不是排除或取代大陸;臺灣二千一百萬同胞的聲音在國際上聽不到,是不公平的。遺憾的是,大陸方面不肯尊重現實,也不肯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而且在國際上設法阻斷我方的活動空間。這種以假設“中華民國”(明顯為當前世界為重要政經實體之一)在國際上已經不存在的做法,只有加激臺灣人民的反感,完全無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也是我方所無法認同的。重要的是,唯有彼此對等定位、相互尊重,才會使所謂政治性對話具備實質內涵。希望雙方在尊重分治的現實基礎上,展開建設性的對話,逐步尋求全體中國人長遠的福扯、全中國未來的民主統一。
此外,我們已經注意到,汪會長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定義有較具彈性的看法.這種説法在大陸內部也引起關注;同時,錢其琛先生近期也提出所渭“一個中國,內外有別”的見解,我們對於何者為實際運作的基準有所質疑,在此必須明確指出,一項政策用不同標準拴釋,並不符合現代化國家的作法;而更重要的是,兩岸既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就不宜區別對待。因此針對所謂“一個中國,內外有別”,希望能得到明確的訊息,以避免發生誤判。
本人在此強調,追求國家的民主化與現代化是當今世界不可抵擋的潮流,也是兩岸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的方向,臺灣是民主化的國家,追求民主和追求現代化是不可分的。在此過程中,我們不朝向“獨立”的方向發展,而是相反。彼此尊重、給臺灣國際上的地位和空間,這是臺灣人民所共擁有的觀念。這個問題決定著國家統一的進程。同時,大隨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便是國家統一進程的決定因素,企盼大陸方面充分了解臺灣半世紀來的民主化重大演變。我們樂意將所累計的民主化及經濟轉型發展的經驗與大陸分享,以開創互惠互信雙贏局面,不僅成為東亞區域安全繁榮的穩定力量,並能符合國際社會的期望,而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話不坦率不能增進了解、解決問題。找到雙方共同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必要的。只有坦誠溝通,才能慢慢走近。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説因為還未統一,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要製造障礙,把臺灣推到分離的邊沿去。假如心中沒有一個中國,就不會講統一,也不會講分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政治談判我不回避,但韓國與朝鮮五年前就談政治,可現在人民還不相互往來。而臺灣方面卻積極開放了兩岸人民的往來。假如能夠承認臺灣是一個政治實體,什麼問題都變的簡單了。我的話很直率,希望汪會長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