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於形勢,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瞭出路。“八七”會議後,鋻於武漢地區形勢的險峻,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於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陸續由武漢遷回上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左”傾盲動主義開始影響全黨。此後,在“左”傾思想指導下,各地盲目進行罷工和暴動,給黨帶來了慘重的損失。以至於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無法在國內舉行而不得不在莫斯科召開。這也是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外國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1929年6月黨在上海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對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較為客觀的判斷,曾一度使黨內的“左”傾狀況得以遏制,革命力量稍有壯大。但局勢稍有好轉,黨內的“左”的急性病便開始抬頭,以李立三為代表,中國共産黨再次為“左”的思潮所困擾。
1929年9月24日在上海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及1931年1月7日在共産國際代表米夫干預下在上海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都沒有解決黨內的“左”傾問題,反而進一步使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黨內一些重要領導先後叛變: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黨中央遭到嚴重破壞。在這種情況下,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江西瑞金。由於此時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不到半數,在共産國際指示下,就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為首的六人臨時中央政治局,繼續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政策。
江西瑞金──中共中央的第三個駐紮地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瑞金成為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首府。臨時中央政府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帶領根據地軍民多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而此時,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卻仍在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政策,再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使得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中都遭到嚴重損失,黨中央已經無法在上海立足。鋻於此,從1933年初開始,臨時中央的領導人便相繼離開上海來到瑞金。瑞金成為臨時黨中央的所在地。
臨時中央的到來,使“左”傾錯誤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嚴重氾濫,大批有長期鬥爭經驗的領導幹部受到錯誤批判和打擊,根據地長期堅持的遊擊戰爭思想被否定,毛澤東被調離紅軍領導崗位。
1933年10月,蔣介石發動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大兵壓境,革命形勢空前嚴峻。而中共臨時中央卻于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把“左”傾錯誤路線推向了頂點,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