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美共同安全問題上，居然把臺灣問題明確列為共同戰略目標，這是非常大的變化，”這位學者説。美日安保條約顧名思義限于美日雙邊的事情，儘管它一直有針對前蘇聯、遏制防範中國的含意，也是意會而非言傳的。即使1996年對安保條約作修改時，也只是含沙射影的使用“周邊有事”這樣比較曖昧的字眼。但這次修改則是明目張膽地，在具體的法律條文當中，明確把日美雙邊以外的臺灣問題寫進去，這是美日安保條約的重大變化，其惡劣影響是非常大的。

　　至於後來美日兩國聲明的措詞不像傳媒事前披露的那樣直截，時殷弘分析説，這是因為目前朝核問題十分突出，各方都寄希望於中國的作用，希望中國能促成朝鮮重返六方會談並與之進行直接對話。另外，臺灣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兩岸關係在立委選舉結束以後，較“三二○大選”後的緊張局勢來説，處於比較緩和的狀態，比如臺商2005年春節包機的最終實現、賈慶林在紀念“江八點”十週年時的善意表態、海協負責人“雙亞”代表汪道涵赴臺參加辜振甫的追思會，這些都是兩岸緊張關係中的亮色。雖然大陸正著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北京放出的訊息也都是平和的。

　　同時，美國現在也認識到，臺灣問題惡性發展的主要原因，是“臺獨”勢力的發展。從中美關係的現狀來説，兩國不僅在經濟等各方面關係發展密切，而且在反“臺獨”問題上，共同語言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認為不宜用更強烈的措辭，同時美國亦有意地重申了對臺政策不變的立場。

　　時殷弘並分析説，在中國國力迅速崛起、兩國國內民族心理變化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對華政策態勢越來越頻繁地表現出強硬化、民族主義化和戰略軍事化的走向。在日本看來，中國對日本抱有強烈敵意。這樣，日本政界和公眾看待臺灣問題時就有了一個基本框架，即認為臺灣同大陸的統一，對日本的安全是直接相關的。另外，日本在臺灣殖民的歷史糾葛等問題，也大大加強了日本國內的親臺情緒。

　　他指出：“在中國目前的對外關係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都在拉近與中國的距離，唯有日本是例外。”“或者可以這樣説，在當今世界各國和各個地區，在經濟以外的政治、軍事、心理等所有領域，與中國最疏離並且還在繼續疏離的，只有日本和臺灣。”

　　因此，日本和臺灣在中國崛起、中國對臺壓力越來越增大的背景之下，逐漸靠攏並不令人奇怪。時殷弘指出，對中國來説，這是構思戰略性對策時必須重視的一個重大問題。(王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