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量化寬鬆政策對我經濟造成諸多不利影響。美元持續貶值使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遭受重大損失。人民幣升值預期進一步強化，人民幣升值削弱了“中國製造”的價格優勢，加息加大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都削弱了中國産品的國際競爭力。
記者：面對這種挑戰，我們該如何應對？
劉克崮：我國必須在全球視野下應對通脹，需要解決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如何在複雜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下有效管理與運用富裕的“流動性”；二是如何在“控通脹”的同時確保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對市場上過剩的“流動性”要採取“疏”、“堵”結合，以疏為主的辦法，創造性地探索多樣化的疏導渠道。而最根本的是練好內功，即保持中國經濟自身的健康、穩定運作。
記者：那麼您認為目前中國經濟自身還存在哪些問題？
劉克崮：在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領域，均存在著影響我國經濟長期健康運作的一系列內在問題。(上接B1版)投資方面，過度投資現象普遍，投資效率低、可持續性差，巨量信貸投入助推了通脹壓力；産業結構矛盾依然突出，某些基礎設施、基礎産業領域的投資對相關産業、經濟或就業的拉動力不足。消費方面，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加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保障機制缺位、結構性失業等因素綜合作用，進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願。出口方面，我國還面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人口紅利衰減與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等挑戰。
記者：這些問題應如何解決？
劉克崮：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我國的進出口戰略、外匯儲備戰略、貨幣戰略、金融發展戰略、産業發展戰略進行全面而系統的調整。
一是實施國際收支平衡戰略。我國曾長期處於外匯短缺狀態，外貿工作的首要目標是"出口創匯"；如今，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過多，負面效應增加，卻仍在繼續攀升，必須調整"出口創匯"政策，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一要調整進出口比例結構，逐步減少順差，適當創造逆差，從而扭轉持續被動增加美元儲備與人民幣投放的局面。二要調整出口地區結構，特別是主動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由對美大量貿易盈餘轉為收支基本平衡。
二是實施國際儲備多元化戰略。首先要調整我國的國際儲備結構，增加黃金等其他儲備，降低外匯儲備比重。其次，調整外匯儲備結構。一是調整外匯儲備形態，減持美國政府債券、房貸證券等國外證券資産，增加對實體經濟的股權投資，尤其是能源、礦産和成長型經濟體房地産等資源性實物資産的股權投資；二是調整外匯儲備幣種結構，適度增持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資源型經濟大國貨幣資産，合理配置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國際儲備貨幣比例結構。
三是加快實施人民幣"走出去"戰略。人民幣國際化的根基是中國的經濟、金融實力。政府和銀行、企業的積極推動是有益的，從四個方面分步推進：一是支援企業、銀行"走出去"，推動人民幣雙邊化、周邊化、區域化，逐步向國際化遞進。二是推動在能源、資源等大宗商品貿易上採用人民幣結算。三是逐步放開人民幣對外投資，加速人民幣"走出去"。四是在逐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同時，建設人民幣離岸市場。
四是加快實施金融國際化戰略。我國金融業的國際化水準很低。中資銀行海外機構總資産佔全部資産總額的比重還不到4％，遠低於歐美大型銀行40％左右的水準。中國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企業和人民幣"走出去"有賴於金融"走出去"、提高國際化的程度。當前是我國金融"走出去"的最佳時機，要抓住機遇儘快形成本土金融與全球金融並行結合、相得益彰的金融發展業態。
五是實施"兩個市場"相結合的産業發展戰略。以全球市場支援國內市場和互利共贏的戰略思維，發展海外能源、資源産業和公共基礎設施及民生産業。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以國際視角下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原則，調整國內産業結構，保持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産業優勢，加強第一産業，提高第三産業的比重。統籌配置國內外兩個市場的資源，國內優勢産業走出去，國外高新産業引進來，大力發展低碳環保、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産業及現代服務業，推動國內産業優化升級。改變以往大量出口原材料、進口高科技産品的做法，限制重要資源、原材料的出口，提高深加工能力和科技含量。（李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