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評獎：別讓獎項淪為一種形式
3月6日下午，解放軍電子工程學院原院長邵國培委員拿著一份提案在尋找科技日報的記者，這位教育界的委員要反映關於“我們國家科技獎項設置太多太亂，造成科研領域追求功利的嚴重傾向”的問題。
“這個問題實在太嚴重了，已經不僅僅是科技界的問題。眼看著我們每年評出世界數量第一多的科技成果，發表出世界數量第一多的科研論文，自主創新能力卻仍然不高，怎不令人心焦呢？”他認為，“應該減少科技獎勵數量，改革科技評價制度、凈化科研學術風氣。”
其實，在這幾天政協科技界的小組討論中，多個委員用“太多太濫”來形容現有的科技獎。
各種獎項至少應砍掉一半
邵國培在提案中寫到：我國科技獎勵數量堪稱世界之最，國家科技獎有三大類，還有各省、各部、軍隊獎，獎勵數量不計其數。
據了解，全國省市級的科技評獎早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了六七千項，獲獎者將近3萬人。
“獎勵已經成了科學研究領域的鴉片。”邵國培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科技獎勵氾濫的危害。他説，調級別、漲工資、評先進等都和科技獎勵的等級、數量掛鉤。導致部分科研人員急功近利，把跑項目、搞鑒定、報獎勵當成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
曾擔任過多屆全軍科技獎評審專家尹卓委員認為，現在的一些科技評獎已經成為學術腐敗的重要原因。
相對溫和的陳炳德委員則認為，科技獎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太多太濫了，至少砍掉一半是沒問題的”。作為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的副院長，陳炳德曾擔任過不少科技獎項的評審專家。據他透露，很多獎項對數量的設置有一個比例。如果今年有1000個項目申報，獲獎比例是70%，那麼就有700個項目獲獎。數量一多，必然會放寬尺寸，導致得獎的項目良莠不齊。
科技獎到底應該獎給誰？
除了認為科技獎“太多太濫”，幾位委員還特別強調科技獎應該首先搞清楚“到底獎給誰”的問題。
解放軍總裝備部炮兵防空兵裝備技術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宋振鐸委員説：“項目的第一完成人往往是‘長’（行政領導）而不是‘師’（在一線工作的科技人員）。”
“真正在一線工作的科研人員的名字往往排在後面。”按照規定，項目答辯應該是排在前三名的人來答辯，“但現在往往都是排在第五、第六的人來答辯。”由於對評審情況“越來越失望”，尹卓已經宣佈不擔任任何評獎的評委，自己也不參評任何科技獎。
在陳炳德看來，重大項目的確離不開行政領導的科學決策、離不開團隊的協作，但是科技獎本身應該是鼓勵純技術創新的一線科技人員。“我建議評獎時應該適當分開，重大工程、重大項目的老總作為技術方向決策人，也可以去申報獎項，但是不能和具體做技術的人混在一起。”
中科院院士楊文采委員也贊同分開評審。“管理方面的人排個一二三四，純粹的科技人員也排個一二三四。這樣才能保證科技獎的純粹性。”
越來越多的科技獎項淪為一種形式
採訪中，委員們不斷“曬”出變味的評獎中出現的種種“怪相”——
“打包”：楊文采告訴記者，在申報科技獎項時，“打包”申報的不在少數。譬如剛剛被撤銷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的李連生，就曾經把2005年申報過的項目和別的成果一起打包申報了2007年的科技進步獎。
“陪著”：為了在評獎時拉開梯次，在申報某個獎項的一等獎時，還必須同時申報若干個二等獎、三等獎“陪著”。看不慣這種行為的宋振鐸2004年已經宣稱不再申報任何科技獎項。
“捆綁”：一個單位為了推出某個人，使本單位在科技領域裏有所成就。就把很多人有價值的科研成果都捆到一起，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尹卓的某項科研成果就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捆綁到其他人身上去申報科技獎。雖然深知這是一種科研造假行為，但尹卓也只能無奈地表示：“即使事後知道了也不好找別人，這明顯是拆別人的臺、當眾打人耳光。”
“設計”：項目剛一申請下來，就先想報哪個獎、請誰來當評審專家，有意識地琢磨項目技術進步點在哪？
“科技獎勵設置的初衷是為了提高科研人員自主創新的積極性，穩定科研隊伍。但是現在很多人希望通過獲得科技獎勵取得名譽和地位，科技獎勵已經變味了。這些不正常的評獎現象，對真正搞科研的人是嚴重的傷害，也給整個科技界的誠信道德和創新環境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楊文采表示，我們的科技獎應該減少這方面的效應，使得在科研一線的工作人員能得到表彰、踏踏實實工作。
尹卓認為，科研人員本身並不想花那麼多錢、時間、精力去報獎，但是科技獎卻和職稱評定、待遇水準直接掛鉤，如果不去報獎就會導致你的生存環境很困難。很多年輕人剛開始工作時是很想潛下心來做點實事的，但是一旦進入這個領域，就會被驅使著申報各種獎項，嘗到了甜頭以後，會越來越積極。
邵國培表示，科學研究追求的是真理，不是名利。少一分利益的誘惑，就會多一份純凈的空氣。他在聯名提案中提到：我相信科技獎勵制度的改革，能對我國科技事業的健康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