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孫淑義關於投資300億元鉅資建設“中華文化標誌城”的發言，在政協文藝界35組討論會上引起激烈爭論，委員們爭相搶麥發言。有委員直陳反對意見：“我是納稅人，我反對用我的錢去蓋這樣的東西，借文化名義大興土木。”（據3月10日《新快報》）。

    每屆政協、人大的第一次會議，一些新任委員、代表們往往自我定位於“實習階段”，言行通常比較謹慎。今年兩會，人們已經見識到多位敢於直言、敢於擔當的代表委員，現在又出現這樣並不多見的公開辯論場面，讓會場內外的人們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熱浪。

    發言不同於講座，會場也不同於課堂。正是由於事關重大，有必要開闢一個能夠充分討論問題、聽取不同意見、最後擇善而從的場合，所以才不惜動用人力財力，召開公共會議。會場上有發言，必有討論；有討論，難免要有爭辯。否則，如果大家的認識完全一致，那麼所要做的只有迅速執行———此時再開會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勞民傷財。

    票決通常被當作民主的表徵，其實辯論的意義一點也不亞於投票。一次投票，只是眾人分歧意見的角逐較量和“多大於少”的直接對決；辯論卻是不同意見的平等交流、互融共進與切磋昇華。“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裏”，往往被批評為票決機制的致命硬傷，而充分的辯論則有助於最大限度地避免這一硬傷。辯論之風，客觀上不僅是民主空氣的晴雨錶，也是票決式議事機制發揮應有效能的內在保證。

    早在1956年，周恩來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將來在代表大會上要建立辯論制度……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的方面來發現問題。換句話説，就是允許唱對臺戲。”

    一個投資數百億、涉及國家文化發展的大項目，的確有拿到國家級的會議上進行論證的必要。而論證，少不了有不同意見。為此，應當提供充足的保障機制，為民意代表提供必要的背景資訊、發言機會和表達秩序，使他們能夠既暢所欲言又講求效率。這需要民主意識的進步，更需要相關的技術性規則。

    從兩會報道來看，留給代表、委員們辯論的時間還有限。有識之士在考察內地和香港地區司法機制異同時，曾經指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兩地法庭的空間分佈同為“三七開”，而某些內地法庭上是“審判席佔七、旁聽席佔三”，而香港地區的法庭恰恰相反。七成的空間留給旁聽媒體和公民，顯然是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其實，會議的時間分割與法庭的空間分佈，暗含了同樣的公共民主邏輯：如果把會議時間“三七開”，人們期待有一天，三成時間用於會議的主題報告，而七成的時間留給會議辯論和充分辯論之後進行表決。

    推而廣之，辯論不僅應當成為民主政治的常態，也應成為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習慣。從人大會議、社會管理、公共聽證議事等等，希望此次政協會議的辯論新風，能夠吹進所有的討論性會議和需要討論決定的決策過程之中。畢竟，辯論要成為政治常態，首先得讓它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