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車輪正在繼續滾滾前行，改革不僅在經濟領域進一步展開，也在政治領域深入。

“今年在居委會和村委會選舉中，直選的比例將達到７０％，比上一屆提高２０個百分點，同時在黨內推進差額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長許宗衡在此間舉行的全國兩會上説。

經濟體制改革的排頭兵深圳同時還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先行者，這個城市已經先於國務院的“大部制”改革開始了整合相關政府部門的嘗試。

許宗衡説：“我們的交通管理職能都設置在交通局，實現了海陸空一體化的大交通；工業、內貿和外貿都集中在貿工局；廣播電視、文化、新聞出版、版權等都集中在文化局。”

當年，深圳曾為中國開啟了一個騰飛的窗口，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也正因此，外界常常給予深圳特別的關注。

“改革開放”成為今年兩會上強烈的呼聲。從會議透露的資訊來看，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正使中國的發展獲得新的動力。

胡錦濤總書記５日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要求：“真正在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上邁出更大步伐。”溫家寶總理同一天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堅持改革開放“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並提出“開放也是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説：“改革開放３０年實現了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轉變。中國已經從生存型社會開始進入發展型社會。”

遲福林説，生存型社會主要以解決溫飽為主，現在中國面臨的資源、環境、地區和貧富差距等問題，則主要是發展型階段的問題。

３０年來，中國逐步打破計劃經濟的束縛，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實現了經濟的飛躍發展。在解決“吃飯穿衣”問題之後，中國開始觸及更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觀察家稱，經歷了３０年改革開放的中國與當初相比，在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上都有了很大不同，改革開放必然會隨著這種變化而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

“如果説，當初的改革開放總體而言是側重較低層次的衣食住行，那麼現在是針對更高層次的訴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説。

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國有企業、財稅金融、市場體系等方面的改革仍要大力推進，對外開放水準也要從質上得到提高，尤其是要轉變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另一方面，３０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釋放出巨大活力，卻也伴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多年形成的一些制約生産力發展的體制障礙亟待消除。

“資源和環境問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問題、社會公平問題是當前改革開放應該直面的三大問題。”汪玉凱認為。

觀察家稱，這些問題的解決又有賴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在中共十六大“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銀川大學校長孫珩超説，經過３０年的發展，政治體製作為上層建築，需要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因此，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是必然的，改革開放的側重點應該從‘量’轉向‘質’，即如何合理有效利用資源，包括經濟資源和政府資源。”

作為一個鮮明的新的特徵，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將進一步貫穿科學發展觀這條主線，更加注重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性。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

政府自身的作為與改革開放的成效緊密相連。遲福林説，從２００３年非典危機到現在，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大關鍵是政府轉型，政府職能沒有實質性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難以做到的。

涉及政府職責體系建設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關注點。１１日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就是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的一場改革。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看，這一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成為全方位改革的重要環節。”遲福林説。

除深圳外，中國其他一些地方也已開始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探索，湖北隨州和四川成都的“大部制”改革已經初見成效。

“改革開放不能一蹴而就。包括行政管理體制在內的一系列改革能不能改到癥結點上，能否由此作為突破點帶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以及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起到明顯的效果，都需要眾多人的艱苦努力。”孫珩超説。（記者趙曉輝　鄭天虹　劉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