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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為張學良兩選宅址
自1936年西安事變，張學良親自陪送蔣介石到南京後，張學良便開始了漫長的幽默生活。起初，出於戰事和安全的需要，張學良的囚住地點一直變換不定：
1937年初，張不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竇山；
1938年秋，又遷徙貴州修文縣；
1946年11月，張學良被騙解到臺灣新竹井上溫泉；
1949年，搬至臺北近郊的陽明山。
1961年秋，當張學良被解禁後，在臺灣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別墅。
在這五次幽禁地點的變換中，前三次都是蔣介石一手安排策劃的，後兩次卻是蔣介石的大兒子精心選定的。如果説前三次囚住地點的選定出自蔣介石便於“嚴加管束”和“必須高度安全”的目的；那麼後兩次，蔣經國為張學良選定住址似乎更多的是出於對張學良的友情、敬慕和愛戴。
1949年蔣介石退踞臺灣後，為了安穩人心，加強臺建，實現其“光復大陸”的夢想，開始了對其黨政策的大力整頓和調整。這時，蔣經國被委任為“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之職，軍銜為二級上將。蔣經國接管權力之後，長期負責“管束”張學良的保安處也歸於蔣經國管轄之下。蔣經國和張學良的交往是從這時才真正開始的。
蔣經國對張學良早有所聞，又敬慕已久，他覺得自己有理由把張學良看作朋友，看作老師。這樣，蔣經國便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大體不違背其父蔣介石的意旨下，開始了與張學良的交往。他考慮良久，決定將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從新竹井上溫泉遷出。
那麼，張學良新的住址選擇在哪兒呢?為此，蔣經國著實費了一番腦筋。他覺得新址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環境幽美，離臺北較近，交通順暢。經過一番考慮之後，蔣經國為張不良選定了臺北北郊的陽明山。
蔣經國選中陽明山讓張學良夫婦落戶，內心還有另外的打算。因為蔣介石和宋美玲已經把日後定居的官邸，確定在了陽明山山腳下的士林鎮。一旦張學良從井上遷到這裡，也就為張學良與蔣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自然而然在父親與朋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他與張學良至誠交往的真意。
蔣經國拿定主意後，特地邀請張學良到陽明山勘訪。望著滿山蔥郁的樹木，點綴其間的亭臺樓閣，張學良表示非常滿意，認為在此生活對修身養性、研讀學問大有好處。但是在商議住所地點時，他竟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半山腰陽明公墓邊的幾間平房，他説：“我這個人，這些年寂寞慣了，在熱鬧的地方呆著，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個人，他的名字我記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裏。我很喜歡他作的一副對聯：‘妻何聰明夫何貴，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誰也跑不了這一關，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
張學良認為，住在這裡很好，因為公墓裏埋著的一些人他認識，有的還是他的朋友。以後也還會有朋友埋到這裡，他可以經常去拜訪他們。，同時，公路邊上沒有汽車，走路碰不著。再者，有朋友看望他，只要告訴司機他在陽明山上面，很容易就會找到了，省得給人家添麻煩。
對於張學良的這個選擇，蔣經國自然不會同意，不管張學良怎樣解釋，他都不會讓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裏。最終，他在陽明山莊附近，選中了一幢別墅送給了張學良。
儘管張學良認為，“搬搬家，不過是換一個地方而已，何必那麼講究”，但他對蔣經國的心意還是很感激的。
蔣經國為張學良選擇陽明山定居，主要是因為還在幽禁管理之下。儘管得到蔣經國的關照，但居住的陽明別墅畢竟遠離臺北市區，稍顯偏僻。幽禁多年後，與他來往的這些故舊都已年老體邁，從朋友們每次探訪的言談裏，從他們那份因山高路遠而帶來的疲倦神態中，他看到了老友們每次出行的不易，珍視友情的張學良逐漸産生了：“管束”解除之後，重新選擇新址建屋的念頭。
一次，原東北軍十幾名部屬前來部候，分手時他們想到自己年紀老邁，出行不便，不知何日還能再相聚，一股感傷的情緒突然爆發了出來，離愁別怨，使得他們竟然孩子般地抱頭痛哭。此情此景，讓張學良也有些隱忍不禁，淚水即將涌出時，他再次拿出少帥的威儀，忽然高聲發佈命令：“成三列縱隊，列隊!向後轉，開步走!”軍令如山倒，在老帥的命令發出之後，十幾個人似乎找到了昔日“沙場秋點兵”的感覺，他們邁步向前，按照老帥的密碼，一步一步……那股難捨難離的心緒逐漸平和。
“嚴加管束”的禁令已經解除，張學良的心緒逐漸好轉，經常的出遊探訪也使他感到因居住地偏遠帶來的不方便。更為主要的是，自從“管束”以來，“陽明”兩字仿佛成了他生活的代名詞。起初被幽禁在奉化溪口，蔣介石就讓他攻讀王陽明的典籍；後來遷徙到貴州修文縣，他又被安排在陽明洞旁的陽明祠居住；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負責監管的保密局為防不測，又準備把他轉移江西的陽明洞；從井上溫泉遷出後，他又來到了陽明山。“陽明”的稱謂，幾乎伴隨了他幽禁的始終。回想這些經歷，在獲得自由後，張學良覺得真該與這個稱謂告別了。
當蔣經國又來探訪的時候，張學良不失時機地談到遷居的想法。他提出因為年事已高，居住偏遠，與朋友往來非常不方便等原因，希望在城郊附近選擇一塊地點，由他自己出資蓋幢房子，以便搬下山去居住。
蔣經國聽了張學良的陳述，覺得確實如此，當即答應下來。沒過多久，蔣經國就派車來接張學良和趙四小姐，請他們前去查看他選中的新居的建築地點。
這就是地處臺北市西郊的北投復興三路70號。這裡臨近郊區，綠蔭環抱，清凈幽雅。雖然沒有市區林立的高層建築，車水馬龍，但出入市區又十分方便。而且，這裡的寧靜，對於惟恐成為記者筆下新聞人物的張學良而言，也十分的合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附近還有一塊正在出售的空地，兩位老人可以把他們買下來建一所花園和網球場。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對這裡非常滿意，他們向蔣經國表示，非常感謝他選擇的這塊新宅址，他們願意在此建房安居。
蔣經國建議他們從清靜考慮，把旁邊的地一起買下來，這也符合張學良的心思，他欣然接受了這個提議，隨後蔣經國吩咐，抓緊時間設計，及早完工。因為蔣經國的親自過問，張學良北投新居的建設工程進展十分順利，轉眼間，一幢灰色兩層小樓拔地而起。按照主人的意願，樓前道旁種滿了花草樹木，庭院裏滿眼綠色，為了使甬道在夏日裏顯得蔭涼，他們特意栽種了被譽為樹中君子的垂柳。風起之時，柳枝飛楊，別具新意。
風和日麗的八月，張學良如願以償地搬進了北投新居。對於這次喬遷之喜，張學良心中別有一番滋味。自從南京受審以來，他輾轉遷徙，經常更換住所，但每一次搬遷都不是按自己的心願前往的，而且居住的地點也沒有一次是自己選定的。今天，在度過了難言的煎熬之後，他總算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定了新居。這次喬遷的喜悅之情，他和新老朋友們都難以按捺住無比的興奮。朋友們紛紛趕來祝賀，蔣經國雖然沒有露面，但也派人送來了一套中式豪華傢具作為賀禮，説是為佈置客廳特意選購的。
與張大千的難解情緣
三張一王，轉轉會的成員名單是：張學良、張大千、張群、王新衡。他們四人情深意篤，來往頻頻，後來發展到每月相聚一次，輪流坐莊。相聚內容，即興而定，或結伴郊遊，或品嘗佳肴。因為參與者三個姓張，一個姓王，時間久了，臺北高層人士便給他們送了個“三張一王，轉轉會”的雅號。
有人難免要問，張學良曾經身為東北軍首腦，統率三軍，後又為國民革命軍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和國民革命軍政要人張群、王新衡結識來往，情緣可解，怎麼這裡面還有個馳名中外的著名畫家張大千呢?
看起來是有點不大和諧，説起來還有點傳奇色彩，細細算來，張學良和張大千結識，至今已有70多年的時間了，內情鮮為人知。
張學良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後喜好書畫，喜歡鑒賞和收藏。1930年，他任國民政府陸海空副總司令後，將行營設在北平順承王府，這裡離出售書畫作品的琉璃廠非常近，所以有著這方面愛好的張學良時常去琉璃廠逛一逛。有一天，他以重金購得幾幅明末清初藝術大師石濤的山水畫。當張學良興致勃勃請名家鑒賞之後，卻得知買來的是出自新秀張大千之手的贗品。
張學良很快了解到，生於四川的張大千，名張爰，長自己三歲。1917年隨兄長到日本學習繪畫，2年後學有所成回國，曾一度為僧，法號大千，還俗後仍以法號行名。
張大千聽到張學良誤買了自己臨摹之畫這件事後，非常緊張，他想不到自己的臨摹，竟能瞞過聲名蓋世的張學良。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時候，一份考究的請柬送到了他的面前，張學良邀請他參加大型宴會。
張大千素聞統率三軍的張學良性格剛硬，處事果斷。此次邀請目的何在，是福是禍，一時間，使得張大千有些不安。張大千思慮再三，決定硬著頭皮前往赴約。他原以為張學良會借此機會向他發難，誰知見到張學良後，張學良對他十分客氣，不但沒有一絲懊惱，相反，張學良倒向赴會的北平名流和黨、政、軍要人熱情地介紹張大千，説張大千畫技高超，摹倣石濤的作品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
張大千此次赴宴非但沒有受什麼責難，反而名聲大揚。一般來説，文人墨客都是比較“輕官”的，像張大千這樣的人更是如此。但張大千對張學良如此寬大的胸襟深為嘆服。從此，兩人聯誼交往，情愈深厚。張學良對張大千的畫總是摯愛有加，張大千也為結識這樣一位身居要職、豪爽俠義的好朋友而高興。
此後，雖然張學良軍務繁忙，張大千作畫無暇，但兩人經常忙裏偷閒在一起小坐，長則半小時，短則十多分鐘。
星轉鬥移，歲月荏苒。1961年3月，僑居海外的張大千專程飛回臺灣省親。這本來就是眾人關心的新聞，其間，又派生出另一個令人轟動的消息：張大千向有關方面提出，請儘快批准他探訪張學良的請求。
局外人不知曉張學良與張大千以往鮮為人知的交往，所以對張大千這位名冠中外的藝術大師來臺後，在緊張得連針都難以插入的活動日程中，又加上探訪張學良這一安排而大為不解。對於張大千的這一請求，臺灣當局並沒有為難。因為當局知道，自50年代以來張大千一直喬居巴西，潛心研究學問，專注繪畫藝術，料定兩人相見不會涉及政治，所以，很快就同意了。
3月的一天，風和日麗，春光明媚。張大千直奔臺北北投復興路70號的張學良府第。聞訊，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早已在門口迎候，兩位分別26年的老朋友終於相見了。他們熱烈擁抱，相互仔細端詳，都説歲月無情，老了!老了!入廳落座，兩人談笑風生，妙語迭出，連坐在一旁的趙四小姐也插不上口。敘談不久，他們就又提起了當年爭購《紅梅圖》的事。
這件事發生在1930年的北平。有一次，張大千在古玩店偶然發現了一幅《紅梅圖》，仔細鑒賞後，他認定這是清朝初期著名畫家新羅山人的真跡。他與店主討價還價，最後以300塊大洋成交。只是他來時並無購畫的準備，隨身並未帶足錢銀，無法立刻將錢款交清。於是雙方商定先把定錢交了，第二日再交錢取畫。事也湊巧，張大千前腳剛走，張學良後腳也來到了這個古玩店，他一眼就看中了這幅《紅梅圖》，決定買下來。店主回復此畫已經被人開價300元定下了。張學良一聽，馬上説：“我出500元你賣不賣?”一下就多賺了200塊大洋，店主當然樂不可支。張學良當即讓副官交足款項，心滿意足地將畫帶走了。第二天張大千得知情況，叫苦不迭，可又毫無辦法。
直到兩人這次相見時談起這件事，張大千還不無遺憾地説：“那天我國是帶足了錢，這畫就是我的了。”
張大千赴臺省親結束，就要登機回巴西了。張學良偕趙四小姐趕到機場送行。臨別時，張學良送上一件用紅綢子包卷得很精美的禮物。張大千説：“漢卿，可問是何貴物?”
張學良微微一笑説：“回府後，打開不遲。”
飛機升空後，無法忍耐的張大千懷著急切的心情打開紅綢子一看，正是那幅《紅梅圖》!
張大千見畫，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後，心情仍然無法平靜。為了回敬張學良的情意，他閉門謝客，專心致志地伏案畫了一幅《臘梅圖》，請人捎給了張學良。張學良收到這幅精品，愛不釋手，將畫挂在書房，時時觀賞，以解想念老友之情。
東床快婿來探望
張學良一共生有四子一女。其中除有一子張閭琳為趙四小姐所生外，其餘三子一女均係比自己年長兩歲的于鳳至所生。
在惟一的女兒張閭瑛的記憶中，父親永遠是她兒時熟知的那張面孔。在與母親相伴的日子裏，她深深地感受到了母親對父親的愛和思念，也切身體會到了父愛的可貴，她時常在夢中與父親相聚，記憶中父親溫暖的大手，慈愛的目光。但是，經過這麼多年後，她不知父親到底改變了多少?她又何時才能再次依偎在父親的懷抱?最令她耿耿於懷的是，父親一直沒有見過自己的丈夫，沒有看到女兒現在的幸福。
對於女婿陶鵬飛而言，雖然衷心仰慕張學良這位泰山大人，希望早日與岳父相見，但考慮到張學良的實際處境，他也不知道這無期的等待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似乎蒼天有眼，著意安排，1959年，臺灣陽明山會議籌備組，向加州聖旦克蘭大學教授陶鵬飛發出了邀請函。
陶鵬飛祖籍遼寧鳳城縣，曾就讀于張學良創辦的東北大學。他在歐洲求學時，與張閭瑛結識，並於1941年結成伉儷。陶鵬飛學有所成後，攜妻子定居美國，逐漸成為知名教授。因此，臺灣陽明山會議籌備組自然而然地將陶鵬飛列為邀請的來賓。
去臺灣參加學術會議，無疑意味著父女、翁婿相見的到來，這對於幾十年未見到父親的女兒，一直未曾相認的女婿，確實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所以，在接到邀請函後，張閭瑛夫婦便時刻處在喜悅與緊張的氣氛之中。
張閭瑛夫婦一到臺灣，就向有關方面提出了探訪父親張學良的請求，但是儘管是父女關係，當局還是駁回了他們的請求。焦急之中，他們與母親于鳳至通話商議對策，按照母親提供的線索，他們找到了父親在臺灣的舊部和朋友，希望叔伯們暗中聯絡，以促成父女、翁婿的見面，但這個希望也落空了。與解除“管束”的父親近在咫尺，卻無法相見，他們夫婦兩人真是心急如焚。
眼看陽明山會議行將結束，歸期日日逼近。這份天賜的機緣即將擦肩而過，走投無路，他們想到了張群，這是最後的一線希望了。
就在張閭瑛夫婦四處奔走，尋求與父親相見的途徑時，他們哪知道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也在苦苦奔波，找尋與親人團聚的機會。
一天，趙四小姐上街買菜，無意間看到《自立晚報》上的標題新聞：《張學良之女來臺探親，官方不理不睬》。她急忙買了一份，趕回去和張學良細看。看完報紙後，兩人悲喜交加，不知所措，因為直到這時他們才知道女兒已來到臺灣，才知道為了相見張閭瑛夫婦費盡了週折，才知道父女相聚竟會是如此的困難!
無奈之下，趙四小姐勸張學良給宋美齡寫封信，希望她能提供方便。但是信件發出後，如同泥牛入海，一絲回音都沒有，與張閭瑛夫婦一樣，張學良不得不向張群求助。
通過張群，張學良與女兒女婿間接地取得了聯繫。
這些情況，都不會逃出蔣介石的掌握，他了解張學良與張群的情誼，更深知張群資深望重，倘若此事由他出面來斡旋，那是不好回絕的。你有你的辦法，我有我的主意。當蔣介石得知張群要來找他時，便乾脆避而不見，躲進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受好友託付的張群，不達目的不會罷休。當他得知蔣介石的去向後，徑直趕到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蔣介石實在無法回避了，便在大廳裏接見了他。
轉動著輪椅來到故宮博物院的張群，仰首望著蔣介石，非常坦誠地説明瞭來意：“閭瑛夫婦結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可還未曾與張學良見過面。這次他們應邀從美國前來參加陽明山會議，正是父女翁婿難得的相聚機會。請您無論如何成全了他們。”
蔣介石知道無法再阻攔了，便以一副通情達理的口吻回復説：“漢卿父女相見理所應當嘛。再説對他早已宣佈了結束‘管束’，此事完全不必商討就可以解決。”
就這樣，張群完成了朋友的託付，促成了張學良與張閭瑛和陶鵬飛這對父女、翁婿的相見。
8月30分黃昏時分，張閭瑛夫婦終於盼來了與親人會面的難得時刻。當他們坐在駛向北投復興路70號的雪佛來嬌車上時，夫婦兩人激動得心裏都在憧憬著相見時的那種場面。
隨著汽車引擎的關閉，隨著轎車車門的打開，親人相聚的時刻來到了。此時的張閭瑛激動得説不出一個字，站在他面前的這位老人，與他記憶中父親的形象，相差太遠了。1934年他與父親在歐洲分手時，與她揮手告別的是一個立志報國、英姿勃發的青年將領。二十多年之後，被幽禁歲月刻畫出的站在自己面前的這位老人，他的老邁，他的滿臉滄桑都是做女兒的所不願看到的，淚水從張閭瑛的眼眶中不斷涌落。
而此時張學良的內心也極度不平靜，與趙四小姐靜立了多時迎來的汽車裏，走出了自己思念良久的一對兒女。這個女兒，已不是記憶中的那個天真爛漫、偎依在他身邊，向爸爸撒嬌的姑娘，歲月的印痕，已把她變成了一個賢惠、能幹的妻子和母親。
淚水交替中，親人們得以相認。當張學良得知眼前站立的這個知名學者——自己的女婿，還是自己昔日的學生時，他的內心更感快慰，握住陶鵬飛的手遲遲沒有鬆開。
第二天，臺北《聯合報》刊登了這次相見的新聞。從報紙的描述不難看出，由於會面的時間僅為一小時，而且“經過事先的安排”，所以留給大家的印象不像親人團聚，倒像被囚禁多年的獄中人，第一次獲得了探視親人的機會。
難道這就是“自由”的真正內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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