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
 
 
     

　　今年，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辛亥革命七十週年。七十年前，在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中國革命知識分子、中國民族資産階級中的先進人物和人民一起，舉行了這一震撼世界的革命鬥爭。它以血與火的語言表達了一代中國愛國主義、民主主義者振興中華的熱烈願望。這次革命雖然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但它結束了我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的歷史，開拓了戰鬥前進的道路。

　　辛亥革命的卓越領導人孫中山先生在武昌起義的次年，曾在一次演説中回顧辛亥革命，他説：“今日革命雖告成功，共和雖已成立，不過達吾人一部分之目的，決非已遂私心者也。願諸君以推翻滿清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後之進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義，實行無遺，夫然後始為吾人目的達到之日，而對於政綱所負之義務，庶幾無憾矣。”中山先生把辛亥革命的成功限制在“共和雖已成立”這一范圍內，是卓有見識的。但不幸的是，就連“共和雖已建立”這一點後來也遭到反覆，袁世凱稱帝妄圖篡奪革命成果，這件事，給中山先生以莫大刺激。第一次討袁失敗後，中山先生檢討失敗之原因時曾説：“癸醜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散。”中山先生的卓見確實抓住了事情的要害。但這不是孫先生所能夠轉移的，而是歷史和社會之必然。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軟弱性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由中國無産階級來領導，已為日後的歷史所證明。但在中國無産階級還沒有登上歷史舞臺之前，中國革命的先行者所開創的道路，卻是永遠值得後人稱頌的。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還在於它在中國仁人志士探求民族生路的過程中，在改良主義與革命道路之間的長期徘徊中，革命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終於認識了改良主義之無效和走革命道路之必要。中山先生遠在１９０４年就針對社會上的一些糊塗觀念痛切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必須“劃清界限，不使混淆”。同時，中山先生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明確指出：“自義和團戰爭以來，許多人為滿清政府偶而發佈的改革詔旨所迷誘，便相信那個政府已開始看到時代的徵兆，其本身已開始改革以便使國家進步；他們不知道，那些詔旨只不過是專門用以緩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而已。”幻想由清朝政府“來將國家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意味著給他們以損害。實行改革，那他們就會被中國人民所吞沒，就會喪失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各種特權。若把官僚們的愚昧與腐化予以揭露出來，就會看到政府更為黑暗的一面。”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派不僅完全駁斥了保皇派的幻想，充分宣揚了舉行革命之必要，而且對前途充滿信心。中山先生在同一論文中説：中國的獨立指望“搖搖欲墜的滿清王室”，“註定是要失敗的”。“必須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廣大的人民群眾也都甘願接受新秩序，渴望著情況改善，把他們從現在悲慘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來。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中山先生的預見為日後的歷史所證實，星星之火確實可以燎原，人民群眾的英勇奮戰，終於在現代史上譜寫了戰鬥的詩篇，而取得偉大的勝利。不過，這個勝利，不是軟弱的中國資産階級完成的，而是中國無産階級團結了農民階級、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長期奮戰所取得的。

　　中國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已經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中國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停滯不前的，它的勝利必然推動歷史繼續向前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人們的認識總是要適應于客觀的歷史發展的，而進步的人們，卻能在認識客觀規律的  基礎上，走在歷史的前頭。中國無産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産黨，就是這樣的先進分子的隊伍。中國共産黨人在長期的漫長的道路上戰鬥，經過失敗和挫折，終於獲得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真理——毛澤東思想，它是指導中國革命使之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如果我們説，這個道路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由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那麼，它是毫不誇張的。因為，正是辛亥革命的結果告訴人們，只有無産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並取得勝利。

　　實際上，孫中山先生自己對於革命的認識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在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學説中，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例如關於民族獨立、民族平等和自力更生的思想，關於“革命民權”和“官吏是人民的公僕”的思想，關於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關於建設與發展鐵路、港口、礦山等國民經濟基礎結構的經濟觀點，關於在物質建設之外，還要進行心理建設以及加強國民教育的觀點等。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學説，是我們民族的珍貴遺産。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斷發展，使他的學説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獲得新的豐富。１９１７年俄國革命勝利以後，孫中山從列寧那裏得到極大的鼓舞，號召“以俄為師”。他親自和共産國際接觸，于１９２３年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１９２４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就堅定地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有了新的生命，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著名的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我們尊敬的大姐、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女士，她作為孫中山夫人，在幫助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方面起著卓越的作用。宋慶齡女士的一生，是革命的戰鬥的一生，她的政治經歷，代表著孫中山先生的道路。宋慶齡女士最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産階級的先鋒戰士，是絕非偶然的。而孫先生的偉大，也遠遠超過他的政治業績。

　　在這裡，我還要提到我們民盟的一位重要領導人、已故的張瀾主席，他所領導的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英勇鬥爭，不僅是可歌可泣的史詩，而且它對辛亥革命是一個有力的配合，對於促進和提前舉行武昌起義，起過積極的作用。 

　　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在１９２７年以後被斷送了。中國共産黨人高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接過並且完成了孫先生的未竟事業，進一步地發展了它。現在，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我國同胞都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永遠是我們民族學習的榜樣。孫中山這個名字是我們全民族的驕傲。

　　今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重要談話，進一步闡明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為了儘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議舉行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政策聲明和意義重大的政治倡議，我們表示熱烈響應和衷心擁護。於此，我們回顧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興奮之情，不能自已。人們都還記得，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才導致北伐戰爭取得重大勝利。後來國共分裂，中國人民就陷於長期內戰的戰禍之中。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前夕，國共兩黨才在民族危急關頭實行第二次合作，這次合作的結果是，由於中國人民的英勇奮戰，加上國際形勢的有利條件，導致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現在，我們正在為“四化”而奮鬥，國際形勢亦有利於我，兩黨若能實現第三次合作，必能在和平統一的基礎上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事業推向新的高峰。葉劍英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是合情合理而具有高度容納性的。臺灣當局應當鄭重考慮，認真研究，加以接受。中國民主同盟在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過程中，曾參與政治談判，這就是國際國內都熟知的舊政協談判。那一代人許多都已作古，但當時的談判方針和協商精神，卻載于史冊而為人們所記憶。我們希望臺灣當局能以民族大義為重，嚴肅地對待葉劍英委員長的建議，捐棄前嫌，開始接觸，啟談判之門戶，掀歷史之新頁，後世史家必將稱頌為識時明勢高瞻遠矚之舉。中國民主同盟作為愛國統一戰線成員，仍如已往，一本初衷，願在新形勢下為推動和談，促進祖國統一大業而竭儘自己的努力。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希臺灣當局和主持政務的蔣經國先生認清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職責所在，當機立斷，切勿貽誤！

　　我在這裡還要向臺灣的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呼籲，希望你們本于愛國良心，出於民族大義，促進和平談判之舉行。我們歡迎你們到大陸上來訪親探友，學術交流，政府保證你們來去自由。

　　我還要在這裡向中國民主同盟在臺灣和海外的老朋友們呼籲，希望你們在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中作出貢獻。並希望你們到大陸來訪問，共話滄桑，重敘舊誼，愛國一家，更增豪情。 （原載于1981.10.12《人民日報》）

 
（來源：人民網）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