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知道究竟還有多少倖存的“慰安婦”，當年僥倖走出魔窟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因為曾經的屈辱而沉默不語。

    並不是所有經歷了苦難的人都願意回憶過去，特別是那些曾經被侵華日軍稱為“慰安婦”的不幸的女性。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提供了這樣一組數字：作為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中國，至少有20萬婦女被逼充當過“慰安婦”，其中大部分被日軍淩虐致死；日軍在中國20多個省市設立的“慰安所”不少於1萬個。

    沒有人知道究竟還有多少倖存的“慰安婦”，當年僥倖走出魔窟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因為曾經的屈辱而沉默不語。

    從北國尋到南疆，在海南省三亞市保亭縣退休幹部張應勇的幫助下，記者終於在保亭縣找到兩位願意接受採訪的老人。

    “日軍見到年輕女子，想抓就抓”

    81歲的林亞金無兒無女，寄居在親戚家裏，到現在還能下地幹活，一年能收穫四五百斤稻穀。

    “我是1943年被日本人抓走的，那時我們村附近就是日軍的兵工廠，兵工廠附近有兩個日軍據點。日軍見到年輕女子，想抓就抓。”

    “我家裏有父母、姐姐、弟弟共8口人。那年我19歲，村裏人都説我又能幹又美麗。追求我的小夥子不少，也有人來提親，但我不願意，打仗那個年頭，太亂了。”

    “大概是10月的一天上午，我和3個要好的姐妹譚亞細、譚亞節、符亞倫在田裏割稻子，突然來了幾個鬼子，老遠就開始鳴空槍，我們嚇得躲在田裏不敢出去。鬼子太狡猾了，竟然從背後包抄，把我們都圍起來了。就這樣，我們被帶到日本人的據點，被關在草屋裏。”

    “我們4個年紀差不多，都沒有結婚。我以為日本人要殺我們，因為以前在據點附近看到過日本人殺中國勞工和外國戰俘，沒想到當天晚上就被強姦了……”

    80歲的譚亞棟是父母的獨女。1943年初夏，日本人強迫每家都要出人修路時，在開工的第一天譚亞棟和其他3個女孩子就被日本人帶走了———“日本人説讓我們以後負責舂鹽，就是把粗鹽舂細給日本人吃。我們幹了一天鹽活後，把細鹽送到據點。據點的日本人要我們一起出去打斑鳩，進山後，我跟著的那個日本人叫我鑽進草叢中找被他打中的斑鳩。他從背後突然抱住我，就把我強姦了。我想跑，但是他有槍。我掙扎的時候，臉被抓破了，他一腳猛踩在我腰上，從此落下腰疼病，到現在腰還時常疼。”

    “那天以後我們4個就被關進據點了，睡在茅草房裏一張木板床上。白天曬鹽、煮酒，給日軍洗衣服、搞衛生。晚上，日軍隨叫隨到，被叫去的姑娘到指定的房子裏。他們不準我們叫喊，不準反抗，否則就拖出來打。打的時候，他們讓我們像牛一樣趴在地上，腹部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所以，背上挨打的時候，我們四肢還必須用力撐著，要不然就會受傷。”

    “日本人不分白天晚上每天都來，少時三四個，多則八九個”

    “用中國女人做‘慰安婦’，會撫慰那些因戰敗而産生沮喪情緒的士兵，他們在戰場上被中國軍隊打敗的心理，在中國‘慰安婦’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侵華戰爭中，日軍情報部官員大雄一男在給日本陸軍本部的文件中如是説。

    10天后，林亞金被帶到南林據點，這裡離她家不過3里路，遠遠的看得見村莊，卻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她的死活。

    “在這裡住的是鐵皮屋，屋子有一個窗戶，一張木板床。每頓飯有人從窗口塞進一個飯糰，吃不飽，但是每天都從窗口伸進根水管讓洗澡。日本人白天晚上都來，不分晝夜。少則一天三四個，多則一天八九個。他們進來都帶著槍，個個凶神惡煞的。日本話我聽不懂，他們用手比劃要我怎麼做，但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頓耳光，然後開始強姦，就連月經期也不放過。”

    “我每天都想跑，但外面有鐵絲網，還有崗樓，日本人站得高高地監督我們，根本跑不掉。一年多後，我全身浮腫，皮膚變黃，下身有很濃的臭味。一個當偽軍的本地人擔保讓我出去治病，説兩個月後就回來。日本人本來就嫌我沒用了，所以同意了。1945年的6月份，我終於走出了據點。”

    譚亞棟回憶説：“在據點裏面，我根本不知道究竟待了多長時間。偶爾白天放風的時候聽人説現在幾月了，才知道日期。到日本投降前我已經是小腹劇疼，下身惡臭，經常流些白的黃的東西。”

    “我們當中有一個是當時就被殺了的，她叫李亞娣，只有17歲，懷孕了。有一天，日本人叫我們都出去到院子裏，結果我們看見亞娣頭被砍掉了，肚子也被剖開了，肚子裏的胎兒還在動。翻譯官對我們説：‘你們都看好了，懷了孕就是這個下場，給你們的藥一定要吃！’我們都在幾米遠的地方看著，嚇得不敢靠近。同時被殺的還有一個女人，日本人説她是遊擊隊員，但我聽説就是附近村裏的女人。她結過婚，也是跑了又被抓回來的。”

    噩夢永遠難以醒來，民族不會忘記

    林亞金逃回到家，母親見到她後抱頭痛哭，説：“女兒你還活著啊。”她告訴林亞金，父親在林亞金被抓後生病臥床不起，沒多久就去世了。那三個姐妹直到日軍投降才回到老家，因為沒有藥治，在1946年春夏間都死了。

    林亞金説：“我的事只有母親知道，日本人警告過我不準跟任何人提起據點裏的事。母親去世了，我還是擔心別人知道，就跟弟弟離開老家，搬到了姐姐出嫁的這個村。對歌是我們黎族的習俗，1950年，我通過對歌認識了我丈夫，結婚後我才告訴他我原來被日本人強姦的事。結婚一年後，我丈夫就死了。我以後也不敢再嫁人了，怕人家知道了我的事情會打罵我。一個人也好，安靜些，我認了。”

    譚亞棟是在日本投降一年後結的婚，丈夫是同村的。譚亞棟説：“他倒插門到我家，知道我的事，但比較寬容。現在我跟五兒子一起住。現在晚上還經常會夢見日本人又來了。”

    曾任侵華日軍最後一任總司令的岡村寧次，是“慰安婦”制度的始作俑者。1932年，日軍侵略上海時為防止性病蔓延而影響戰鬥力，時任日軍上海派遣隊副參謀長的岡村寧次下令設立“慰安所”。戰後逃過審判的岡村寧次繼續從事復活軍國主義的活動，後於1966年病死東京。

    2005年3月18日上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中國“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訴訟請求，坐在輪椅上的原告郭喜翠手捧另一名原告侯巧蓮的遺像，神情落寞地離開東京高等法院的法庭。侯巧蓮沒有等到訴訟判決的結果便抱憾而去。（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