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８月１３日電（記者李宣良、梅世雄）“形成正面與敵後兩個戰場是中國抗戰一大特點，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舉。它對抗日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産生了深刻影響。”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傅吉慶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兩個戰場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

　　兩個戰場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

　　“兩個戰場的形成是與全民族抗戰的進程密切相關的。”傅吉慶説。

　　１９３７年日軍大舉進攻華北和上海，南京國民政府于當年８月２０日將臨戰地區劃為５個戰區：冀、豫為第１戰區，晉、綏為第２戰區，蘇、浙為第３戰區，閩、粵為第４戰區，山東、蘇北為第５戰區。此外，還編成４個預備軍。這５個戰區構成正面戰場。

　　中共中央在全國抗戰之初，就明確提出：“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産黨擔任敵後遊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而我黨先後建立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四大敵後戰場，使敵後變成了抗日前線，對敵人構成了致命威脅。

　　毛澤東曾經指出，兩個戰場的關係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傅吉慶舉例説，兩個戰場的配合、協助，主要體現在戰役和戰略兩個方面。

　　抗戰初期，兩個戰場多為戰役配合、支援。１９３７年９月，八路軍先後取得平型關、雁門關、陽明堡、平漢路北段和正太路上的多次作戰勝利，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有力地配合、支援了正面國民黨軍隊進行忻口、太原會戰。１９３８年春，日軍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進行五路圍攻和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進行九路圍攻時，國民黨第３５軍和第３軍等部，支援八路軍的反圍攻作戰，對粉碎敵人圍攻起了積極作用。

　　隨著敵軍深入、國民黨軍隊退卻，兩個戰場的配合主要表現為戰略上的策應。無論是徐州會戰，還是武漢會戰時，八路軍均出動了主力部隊進行配合。１９４０年六七月間，日軍攻佔宜昌，造成溯江而上西取重慶之勢。８月，八路軍在華北敵後戰場發動了１０５個團２０余萬人參加的“百團大戰”，殲敵４萬餘人，使敵主要交通線陷入癱瘓，極大地減輕了正面戰場壓力。

　　兩個戰場深刻影響戰爭進程與結局

　　傅吉慶介紹説，從“七七”事變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漢失陷整個戰略防禦階段，正面戰場先後進行了１０余次大規模戰役。其中，淞滬會戰雙方投入近百萬人兵力，歷時３個月，殲敵４萬餘人。雖然最後上海、南京失陷，但打破了敵人“３個月滅亡中國”的夢想。武漢會戰，敵方投入陸海軍兵力達３０余萬。中國投入百餘萬兵力，殲敵４萬餘人，最終雖然武漢失守，但敵人摧毀中國抗戰意志的圖謀徹底破産。

　　８年抗戰，敵後戰場共作戰１２萬多次，殲日軍５２．７萬人，殲偽軍１１８萬人，收複國土１００余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１．２億人，主力軍發展到１２０余萬人，為奪取抗戰勝利做出了決定性貢獻。

　　“設想，如果不是兩個戰場的戰略佈局，只有正面戰場，而無敵後戰場，那麼敵定將無後顧之憂，集中全力於一面作戰，並且可以充分利用其佔領區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和扶持偽政權，實現‘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圖謀。”傅吉慶説，“果真如此，中國抗戰的進程和結局，將是另一種情形。”

　　歷史昭示民族必須團結

　　傅吉慶説，兩個戰場相互依存，相互策應，既有共同抗日的統一的戰略目標，又各自獨立自主，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外戰爭史上也是少見的。

　　由正面與敵後兩個戰場構成的中國戰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把７０％的日本陸軍兵力和３０％的海軍兵力牢牢地牽制在中國。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軍隊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軍。“設想，如果沒有兩個戰場共同作戰，能有抗戰勝利嗎？中國能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並一洗百餘年來被帝國主義欺侮的歷史嗎？”傅吉慶自己回答，“不能！”

　　“兩個戰場軍民都為民族獨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傅吉慶説，“然而，毋庸諱言，兩個戰場的配合還不盡如人意。”

　　他指出，由於國共兩黨兩軍階級屬性不同，特別是經過１０年內戰，相互之間存在隔閡。國民黨頑固派並沒有把全部力量用於抗日，而是把一部分力量用於反共。而共産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偽軍作戰的同時，還不得不準備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傅吉慶假設：“設想，如果國民黨把全部力量用於對日作戰，那麼，抗日戰爭的進程肯定用不了８年，中國也不用付出３５００萬人傷亡、５０００億美元財産損失的巨大代價。”

　　“抗戰的歷史昭告我們，國家必須統一，民族必須團結，否則必遭欺侮和侵略。”傅吉慶説。  



（責任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