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陰謀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武力進犯中國東北。東北軍由於執行了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造成日軍以極小的兵力和極小的代價迅速佔領全東北。但東北部分愛國官兵和廣大民眾衝破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奮勇抗擊日本侵略者。中國共産黨號召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組織領導抗日聯軍在東北開展艱苦的抗日鬥爭。隨著日本由東北而華北以蠶食的方式不斷加深對華侵略，國民黨政府也被迫進行了以消極抵禦以求妥協和平的局部抵抗，中國愛國官兵則奮勇進行了抗擊日寇的壯舉，有的是自發地獨立組織並領導局部地區的抗戰。這一系列的抗日行動是一二八凇滬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和綏遠抗戰。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高漲，中國共産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華民族逐步走上團結抗日的道路。

一、九一八事變與偽滿洲國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精心策劃和長期準備，以實現其獨佔東北，進而滅亡中國，稱霸亞洲所採取的一個決定性步驟。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覬覦由來已久。早在1927年日本內閣召開“東方會議”就確定以武力侵佔我國東北的方針，並炮製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蓬勃野心。尤其是中國東北地區（日本別有用心地稱之為“滿洲”），日本將之視為“生命線”，是其侵略擴張政策的大陸跳板，是關鍵性的第一步。20世紀30年代初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給日本以沉重打擊，加劇了國內的階級矛盾。日本政府為擺脫嚴重危機，轉移人民的視線，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積極加緊籌劃侵華事宜。1931年6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大綱”，確定了以武力侵佔我東北三省的具體步驟，伺機發動戰爭。
　　據此，日本為尋找發動戰爭的藉口，不斷製造挑釁事件。1931年7月，日本間諜機關在東北製造了挑撥中朝兩大民族關係的“萬寶山事件”，8月藉口有一個日本軍官中村大尉在東北失蹤，大肆叫囂挑釁，並把大批軍隊調入東北，增強駐紮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準備進攻。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陰謀製造了“柳條湖事件”。日軍細密策劃在瀋陽北郊柳條湖村附近炸毀南滿鐵路的一段，誣陷為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不容中方有任何解釋和行動，便突然聚集軍隊攻擊瀋陽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炮轟瀋陽城，製造了九一八事變。
　　在蔣介石“絕對不抵抗”的命令下，19日晨日軍佔領瀋陽。接著又分兵進佔遼陽、海城、營口、蓋平、復縣、開原、昌圖、公主嶺、長春、撫順、本溪、鳳城、安東等地。21日東進吉林省，佔領省會吉林及吉長、吉敦兩鐵路。22日佔領遼源及四洮路。不到五天，幾乎全部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的千里河山。之後，南京政府又發表了“告全國軍民書”，聲明東北事件已“訴諸國聯行政院，以待公正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須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堅持不抵抗政策。11月日寇佔領黑龍江，1932年1月初佔領錦州，蔣介石命令幾十萬東北軍一槍不放地完全退入關內。總共不過三個多月，整個東北二百萬平方公里領土和三千余萬人民、四千多公里鐵路和無盡的寶藏，就被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斷送了。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原清朝遜位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建立偽“滿洲國”，並強迫中國當局予以承認，遭到嚴正拒絕。偽“滿洲國”完全置於日本政府與軍隊的控制之下，各部、縣等“政府”機構均安排有日本人擔任“副”職，掌握實權；甚至“皇宮”中的事務也必須聽從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安排。東北三省完全淪為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下的殖民地。

二、東北軍民的抗日鬥爭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這是九一八事變後傳遍中國大江南北的一首歌唱東北人民失去土地和家園、遭受日本的侵略者的掠奪和奴役的悲憤歌曲，充分體現了東北人民收復故土、趕走侵略者的迫切心情。
　　就是在這種狀態下，東北軍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九一八事變後，處於國破家亡的東北人民，自發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東北大地上，涌現出義勇軍、遊擊隊、紅槍會、大刀會、山林隊等各種抗日武裝，在抗日救國的目標下，抗日遊擊戰爭迅速開展。
東北軍部分將領出於民族義憤，拒絕政府當局的不抵抗命令，奮勇抗戰。其中，以馬佔三江橋抗戰最為激烈、戰績最為顯著、意義也最為明顯。1931年11月4日，日本在佔領遼寧、吉林後，繼續向黑龍江進攻，日軍一路輕易得手，不料在江橋遭到了猛烈抵抗。黑龍江省代主席、省防軍司令馬佔山，不甘受日本欺淩，置不抵抗命令于不顧，率部奮起抵抗，在江橋戰役中斃傷敵軍千余人，使敵遭受重大打擊。江橋抗戰雖然失敗了，但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次和最激烈的大規模戰鬥，使日本侵略軍遭到入侵以來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激勵了全國人民的救亡呼聲，全國掀起了抗日援馬運動的高潮。
　　江橋抗戰揭開了東北義勇軍抗日的序幕。此後，黃顯聲、李杜、丁超、蘇炳文等和原東北軍軍官唐聚五、高文斌等，先後在遼西、遼東、遼北蒙邊、吉林、黑龍江組成各種名義的義勇軍、自衛軍和救國軍，奮起抵抗日軍。原東北地方當局的許多下級官員、東北地區的愛國知識分子、開明人士也四處奔走，組織抗日武裝。其中，鄧鐵梅在1931年11月22日，率領自衛軍攻打鳳城縣城，搗毀了偽縣公署、警察局，鑿開監獄，放出100余名愛國人士，取得了鳳城大捷。
　　綠林領袖也奮起抗戰。張海天、高鵬飛、宮長海等率部相繼起義，進行抗戰。被編入偽軍的王德林、田霖等部也相繼起義，參加抗日隊伍。
　　這些抗日隊伍組成抗日義勇軍，到1932年夏天，東北義勇軍發展到全盛時期，人數達30萬以上。這些武裝英勇抗日，給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發揚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
　　但是，由於義勇軍缺乏統一領導和指揮，軍需供給短缺等各種原因，在日軍的瘋狂打擊報復下，到1933年大部分失敗了。
　　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東北抗日鬥爭掀起了新的高潮，開創了新的局面。早在九一八事變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及時部署發動各級黨組織領導和組織抗日遊擊戰爭，派大批黨員和愛國青年到抗日義勇軍、各大城市以及偽軍中領導和推動反日鬥爭，還以部分力量深入農村，組織抗日隊伍。自1932年，中共滿洲省委先後建立了磐石、東滿、珠河、密山、寧山、湯原、饒河、巴彥等10余支抗日遊擊隊，到1933年，這些抗日武裝又進一步的發展，逐漸成為東北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核心力量，活動於白山黑水之間，不斷地向日偽軍發動襲擊，給日寇以沉重的打擊。

三、東北抗聯

　　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東北抗聯）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一支英雄部隊。它的前身是東北抗日義勇軍余部、東北抗日遊擊隊和東北人民革命軍。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後方，他們14年的艱苦鬥爭牽制了數十萬日偽正規軍，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
　　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全民族結成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準備全面抗戰。東北黨的組織和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軍立即響應，積極籌組東北抗日聯軍。1936年2月，由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擬定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決定將黨所領導的東北抗日部隊一律改為東北抗日聯軍，並吸收其他抗日武裝參加這一聯合軍隊組織，擴大抗日統一戰線。
　　1936年初至1937年秋，東北抗日聯軍陸續編成了11個軍。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軍是在反日遊擊隊(共産黨領導)的基礎上建立的；第四、五兩軍是在王德林的救國軍、李杜的抗日自衛軍余部的基礎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軍是在義勇軍余部和抗日山林隊的基礎上建立的。
　　在十一個軍基礎上又陸續改編成三路軍。1936年7月末，由原東北抗日聯軍第一、二軍編成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楊靖宇任總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總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0月，由東北抗日聯軍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路軍編成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周保中任總指揮，趙尚志任副總指揮(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參謀長。1939年5月，由原東北抗日聯軍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路軍編成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李兆麟任總指揮，馮仲雲(1940年4月任)任政治委員，許亨植任總參謀長。
　　東北抗日聯軍成立之後，強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動搖了侵略者的大後方，日本帝國主義稱東北抗日聯軍是偽滿洲國的“治安之癌”。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調集大批部隊一次又一次進行瘋狂地“討伐”；加之抗日聯軍與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繫，許多優秀的指戰員壯烈犧牲，部隊損失慘重。從1939年到1940年，東北抗日聯軍的遊擊戰爭轉入極端艱苦的鬥爭階段。
　　1941年抗聯部隊縮編，開展小型遊擊戰爭，並進入蘇聯境內整訓。1942年8月，原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軍組成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周保中任旅長，張壽篯任政治副旅長，崔石泉任副參謀長。在此期間抗聯不斷派出部隊深入東北遊擊區進行遊擊戰。1945年8月，東北抗聯配合蘇軍反攻，在解放東北的戰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一二八淞滬抗戰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佔激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憤慨，在中國共産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全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同時也引起國際上的強烈關注，為了轉移國際對中國東北的視線，減輕其推出“滿洲國”的壓力，直接威脅南京，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東北的既成事實，取消人民的反日運動，為其進攻中國內地做準備，於是日本在上海製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戰火。
　　日本進攻上海，也和進攻東北一樣，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和準備。1932年1月18日，日本唆使五名日本僧人向上海馬玉山路中國三友實業社總廠的工人義勇軍投石挑釁，與工人發生互毆。田中操縱流氓漢奸乘機將兩名日僧毆打至重傷，日方傳出其中一人死於醫院。隨即以此為藉口，指使日僑青年同志會一夥暴徒焚燒三友實業社，砍傷三名中國警員。又煽動千余日僑集會遊行，強烈要求日本總領事和海軍陸戰隊出面干涉。暴徒滋事後，日本總領事村井蒼松向上海市長提出道歉、懲兇、賠償、解散抗日團體四項無理要求。日軍還向上海大量增兵，積極進行戰爭準備。
　　1932年1月28日，上海市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全部答應日本的無理要求，日方表示“滿意”，卻又進一步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不待答覆日本海軍陸戰隊便於23時30分向閘北中國駐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日本帝國主義蓄意製造的一？二八事變，在日軍不宣而戰的情況下爆發了。
　　駐守于淞滬地區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和影響下，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下定抗戰決心，違抗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奮起抵抗。在閘北，與敵展開巷戰，他們組成敢死隊以潛伏手段炸毀敵裝甲車，堅守每一陣地，適時反擊，打退了日軍的連續進攻。後來戰火延伸到江灣、廟行、吳淞、寶山一線，張治中將軍率第五軍馳援。在各界人民的支援下，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抗戰堅持了一個多月，打得日軍多次更換司令而不能有所推進。但是，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孤軍作戰，傷亡日重，急需支援，而國民政府一心妥協，不欲擴大，拒絕再派兵增援，軍政部還剋扣軍餉和截留捐款。3月1日，日本組成上海派遣軍全線總攻擊，從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陸，疾速包抄守軍後路。中國軍隊腹背受敵，在無援助的情況下，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被迫撤退至第二陣線。
　　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妥協政策，消極抵抗，積極謀求與日本的妥協停戰，同時由於日本此時還未做好全面侵華的準備，日本在認為已經達成了掩護推出偽“滿洲國”的預期目的的情況下，提出苛刻條件，同意停戰。1932年5月5日，中國政府當局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在上海市區及其周圍、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中國喪失了駐兵權等一系列主權，相反日軍則可以繼續在上海橫行，完全葬送了19路軍英勇抗戰的成果。軍事上也給全面戰爭爆發後第二次淞滬抗戰帶來了不利影響。
　　但是，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卻有重要的意義。它是在東北淪喪、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與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抵抗的矛盾形勢下進行的，極大興奮了全國廣大人民包括國民黨內愛國官兵、以及海外華人華僑的抗日熱情，取得了全國人民、中國共産黨和廣大海外華人華僑的大力支援，捐款捐物無數，也充分體現了只有堅決抗日，才是大勢所趨，民心、軍心所向。

五、長城抗戰

　　1933年，中國軍隊在長城一線組織進行了一系列抗擊日本關東軍向關內進攻的戰鬥，稱為長城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三省後，為割斷東北抗日部隊與關內的聯繫，擴大並鞏固偽滿洲國的疆界，進而蠶食華北，決定攻佔熱河、古北口以東的長城一線，伺機進佔冀東。中國政府當局迫於壓力也轉變了“不抵抗政策”為“一邊抵抗，一邊交涉”政策，組織了有限的抵禦日本繼續侵略的戰役，但總方針仍然是謀求與日本的妥協。而中國參戰部隊廣大愛國官兵則意志高昂，浴血奮戰，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軍越過山海關，侵襲熱河（今分屬河北、遼寧、內蒙古等地）。3月4日，日軍攻佔了承德，隨後開始向長城各口發動大舉進攻。中國政府當局只派出一小部中央部隊北上支援，而以華北地方部隊為主對日軍進行了歷時80 余天的抵抗。
　　在長城東段各隘口，從3月初到月底中國守軍與日軍進行了激烈的爭奪戰。3月9日，日軍佔領了長城喜峰口中國守軍陣地。中國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發揚“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犧牲報國精神，在趙登禹、何基灃、佟麟閣的指揮下，進行了長城抗戰中最為激烈的戰鬥。二十九軍發揮自己的特長，組織大刀隊夜襲喜峰口，用大刀與敵展開肉搏，殲滅日軍，經血戰終於奪回喜峰口陣地。喜封口大捷一掃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黨軍隊接連敗退的頹勢，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的信心，民眾紛紛組織慰問、褒獎。在長城其他各口，中國軍隊各部也 在長城古北口駐紮的中國守軍，也給日軍造成重創。傅作義統率的第五十九軍堅守獨石口，自懷柔出擊，對敵展開各種形式的夜戰、近戰、白刃戰，連獲勝利。長城冷口守軍也多次進行激戰，頑強防守。
　　長城抗戰中的這些勝利説明瞭中國愛國官兵為民族解放而表現出來抗戰熱情和抵禦能力是不可忽視的。長城抗戰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援，紛紛捐款、捐物，並組織各種團體上前線慰問官兵。但由於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鎮壓民眾的抗日運動，使抗戰前景受到很大阻撓。
　　戰至5月下旬，由於日軍不斷增兵，而中國政府當局不僅不積極增援，而是與日軍積極謀求妥協停戰，造成長城抗戰的部隊腹背受敵，被迫放棄長城各口。中國政府當局急於促使日本停戰，竟于5月31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雖號稱僅僅是軍事協定不涉政治，但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相當於默認了以長城為國界。同時長城以南華北廣大地區劃為非軍事區中國不得駐軍，而日軍可隨意出入，為日本進一步侵略華北埋下了伏筆。日軍達到了進一步侵佔華北的條件，因而暫時停止了軍事進攻。
　　長城抗戰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軍隊在華北進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役。在這次戰役中，廣大愛國官兵衝破國民黨政府的重重阻力，進行了近三個月的戰鬥，給驕橫一時的日軍以沉重的打擊，自己也做出了重大的犧牲。長城抗戰雖然失敗了，但也阻止並延緩了日本軍事侵略華北的進程。尤其是通過長城抗戰，表現了中國廣大愛國官兵為反抗侵略而具有的高尚的抗戰熱情和頑強的抵禦能力。而如此喪權辱國之賣國條約《塘沽協定》的簽訂，理所當然遭到了舉國一致的強烈抨擊，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六、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是在中國共産黨的推動、幫助下，由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愛國將領于1933年在華北北部察哈爾（舊省名，在北京西北部，今分屬河北、內蒙、山西等地）組織部隊進行抗日鬥爭，是中國愛國將領衝破政府當局錯誤的對日妥協政策而進行一次抗日壯舉。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日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不滿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號召停止內戰，“團結全國民眾之力量，一致對外”，“督促全國軍隊開赴前線”立即開始“正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為此，在中共北方組織的積極推動下，馮玉祥積極醞釀樹立抗日大旗以影響全國。1932年馮抵達張家口，並積極同共産黨聯繫籌組抗日大計。1932年底到1933年初，熱河華北局勢急劇惡化，察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嚴重威脅，在共産黨的幫助下，馮玉祥集合抗日力量，組織抗日同盟軍，相機發動察省抗戰。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聯絡組織了各種武裝力量，在張家口舉行全省民眾抗辱救亡大會，正式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共有10萬人，馮玉祥為總司令，並加強整訓軍隊，隨即主動出擊，展開了驅逐日寇收複國土的戰鬥。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軍將士長期被積壓的抗日怒火蓬勃爆發，向日本侵略軍展開積極進攻，相繼收復康保、沽源、寶昌，又乘勝發起收復多倫的戰鬥。多倫為察東的重鎮，既是冀、察、蒙之間的交通樞紐，又是塞外商業的中心和軍事要地，日本把它視為攻掠察綏兩省的戰略要點。7月7日23時，同盟軍由吉鴻昌指揮分路向多倫發動進攻，經五天激戰，收復多倫。多倫之戰，同盟軍雖犧牲犧牲，但誓除日寇，猛烈進攻，終獲勝利，使驕橫的日寇遭受沉重打擊。日寇雖力守多倫，但終於失敗，侵佔的中國國土得而復失，對日軍來説是空前的，因此對日本侵略者的精神也是一次重創。多倫之役結束後，察東四縣全部收復，成為“九一八”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從日偽軍手中收復失地的壯舉，給全國民眾帶來了抗日禦侮的希望。
　　但是，國民黨政府當局將同盟軍的抗日行動視為“攘外必先安內”的妥協政策的對立物，千方百計破壞同盟軍。不僅從輿論上大肆造謠誹謗，收買動搖分子對同盟軍分化瓦解，而且指揮大軍逼近張家口準備進攻同盟軍，與此同時，日偽軍兩萬人也借機大舉進攻多倫，客觀上形成了對同盟軍的夾擊包圍，使同盟軍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但是，由於全國人民大力支援同盟軍、強烈抗議政府當局的反動措施，南京政府當局未敢立即發動對同盟軍的進攻。最終，馮玉祥為了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電全國，解散抗日同盟軍，並離開部隊，同盟軍大部被宋哲元第二十九軍收編，只有方振武、吉鴻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隊不願放棄抗戰，繼續進行鬥爭，但由於力量嚴重削弱，在日偽蔣軍的包圍和夾擊下，不得不失敗。
　　察哈爾抗戰是馮玉祥等愛國官兵響應中國共産黨團結抗日號召，舉起武裝抗日旗幟，進行聯合抗日的一次偉大嘗試，得到了全國主張抗日的各派政治勢力及廣大民眾的支援和稱讚，對揭露南京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的錯誤起到了積極作用。儘管由於日偽蔣的聯合進攻，這一愛國壯舉最終歸於失敗，但是它在中華民族危亡關頭，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動作用則是不可估量的，也體現了在國民黨內部，同樣存在著相當強烈的抗日禦侮的願望和要求。

七、華北事變

　　華北事變是指1935 年日軍侵略華北和南京國民政府在華北繼續妥協退讓、喪權辱國的一系列事件的統稱。1933年長城抗戰《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日本暫時將對中國“武力鯨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轉變為有序推進的“漸進蠶食”方式，即企圖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國。這樣，繼東北之後，華北順理成章地成為日本侵略的下一個目標。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權方針下，中國民眾和中國共産黨、熟悉形勢的世界各國觀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絕不會滿足僅僅佔據東北的現狀，華北必將成為東北之續。
　　日本侵佔華北的具體謀略，使用了“華北分離”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方法，則和炮製偽“滿洲國”的手法如出一轍，即收買小部分漢奸，強姦民意，憑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像，在刺刀威脅下實現“自治”，進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獨立”。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製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誕鬧劇。但日本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緩和國際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陰險狡詐不可謂不惡毒。但是，中國人民決不允許日本侵略者的陰謀得逞，對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鬥爭。然而，面臨如此緊迫的態勢，南京政府當局竟繼續對日妥協退讓，喪權辱國，步步撤退，導致日軍得寸進尺，越發貪得無厭，華北和中華民族産生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作為侵華急先鋒的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積極策劃其所謂以“華北特殊化”為目的的“華北自治”運動，並公開擺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勢。之前，日軍已在華北各地製造了一系列事件，壓迫中國退讓，撤兵，為其開展“自治運動”創造條件。首先是謀劃建立“蒙古國”，在察哈爾製造了兩次張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後在1935年6月27日逼簽《秦土協定》，“割讓”察東6縣于“滿洲”，二十九軍撤出察哈爾境內長城以北地區，國民黨黨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製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與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承諾國民黨黨部和中央軍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換平、津兩市長，取締一切抗日組織活動，並且凡是日本認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勢力都“不得重新進入”。這樣日本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為傀儡，實施其“自治”陰謀。這無異於將河北平津拱手讓與日本。這時卻突然發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預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極力壓迫排斥的駐察哈爾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突然利用豐臺事件開進北平，成為中國在華北平津的主要軍事力量，給“華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軍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認為可以利用，轉而以宋為脅迫“自治”的主要對象。
　　但是宋哲元並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無援，無力獨自抵抗日本，故而態度非常曖昧。日本以軍事訛詐為後盾，緊鑼密鼓地開展“華北五省自治”（五省為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運動，企圖先從它處入手最終脅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製造“香河事件”，煽動河北省東部香河、昌平、武清等縣的“饑民”暴動，佔據香河縣城，並成立由漢奸組成的臨時維持會。接著，日本扶植漢好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縣，宣佈脫離國民政府，以之作為促進宋哲元“自治”的“榜樣”。日軍還開列“反日分子”名單，在平津大肆濫捕。同時大批日軍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天津。一時間，華北空氣極其緊張。 
　　經過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間緊張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雖也曾力爭保留主權，但在妥協退讓政策下，提出並得到日本的勉強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除了名義上隸屬南京政府，實質已經成為變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華北平津地區包括了中國北方大片地區，尤其北平是中國的歷史古都，當時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華北事變的發生，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生死危機。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北平學生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遊行示威活動，迅速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覺醒，打擊了南京政府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華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對華北政策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總體上則暫停了軍事侵略，採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實”的手段，妄圖從政治、軍事、經濟上緊密控制冀察當局。採用其慣用的陰謀手法，先由交通經濟入手，企圖使“成為張作霖時代之東北”。然而，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採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陰謀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更猛烈的驟雨，就要落下。

八、一二九運動

　　華北事變當中，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將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了最高潮，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華北事變，國民黨政府繼續堅持不抵抗政策，竟準備于12月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要求，失地喪權，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産黨發出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立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了全國各界的熱烈響應，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華北事變時，北平黨的地下組織深入各高校學生組織中，組織領導救亡運動，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興起。在民族危亡時刻，北平的愛國學生痛切感到“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12月9日，被長期壓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學生6000余人涌上街頭，參加抗日救國請願遊行。走在隊伍前列的有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學生。
　　北平警察當局事先得知學生要請願遊行，清晨即下達戒嚴令，在一些街道要衝嚴密設置崗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城外學生被軍警阻攔（當時北平的古城墻都存在，即在今天北京二環路線上），在西直門同軍警發生衝突。上午10時許，城內一兩千名學生衝破軍警的阻攔，匯集到新華門前。他們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復東北失地!”、“打倒漢奸賣國賊!”、“武裝保衛華北!”等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強烈呼聲。10日，北平各校學生宣佈總罷課，積極醞釀和準備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得知國民政府計劃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在中共北平黨組織的領導下，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學生和各界群眾又舉行示威遊行，政府當局再次出動軍警鎮壓。
　　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立即得到了全國各地的廣泛響應全國人民的支援。天津學生又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人民中間宣傳抗日救國。杭州、廣州、武漢、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繼舉行遊行示威，形成了全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
　　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號召下發生的，黨給學生運動指明瞭方向。它公開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併吞華北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大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它配合了紅軍北上抗日，促進了國內和平和對日抗戰。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二？九運動“是抗戰動員的運動，是準備思想和幹部的運動，是動員全民族的運動”，它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

九、綏遠抗戰

　　1936年春，日本帝國主義指使偽蒙軍侵佔中國察北6縣，同時，日本侵略軍派遣大量日軍軍官擔任偽軍部隊的訓練和作戰指揮，補給偽軍大批軍需品。令蒙姦德穆楚克棟魯普部駐嘉卜寺，李守信部駐張北、廟灘，偽蒙軍穆克登寶部駐百靈廟(今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另以偽蒙騎兵5000人駐多倫、沽源、平定堡地區，伺機向綏遠(舊省名，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區)發動進攻。
　　中國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説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軍和德王進行堅決鬥爭，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開侵綏軍事會議，決定集中兵力向綏東進犯，企圖侵佔紅格爾圖，直迫綏遠省會歸綏(今呼和浩特) ，再分兵進佔綏東平地泉(集寧)與綏西包頭、河套。傅作義獲悉後，迅速秘密集結兵力，進行迎戰部署。15日，日偽軍一部5000余人，在野炮、裝甲車、飛機掩護下，向紅格爾圖猛烈進攻。中國軍隊4個多團迎擊日偽軍，傅作義親臨平地泉前線指揮作戰。從16到18日，日偽軍的連續進攻均未得逞。19日，將偽軍擊潰，敗退商都。
　　紅格爾圖戰役後，日偽軍深恐中國軍搗毀其偽政權，派偽蒙軍一部進佔大廟，增強百靈廟週邊防禦力量外，還令偽蒙軍隨即抽調兵力加強商都、化德的防務，並在綏北百靈廟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再增派日本軍官200余人補充各偽軍部隊任指導官。還擬抽調偽滿軍及日軍一部由赤峰開往多倫、商都、百靈廟等地，待機進犯綏東、綏北。
　　蔣介石此時正集中大量軍隊準備“圍剿”紅軍，僅派一小部兵力援綏。為了粉碎日軍的侵略陰謀，傅作義決定展開主動進攻作戰。紅格爾圖戰鬥勝利後，11月22日，傅作義命令所屬部隊4個多團集結在百靈廟東南二分子、烏蘭忽洞一帶，選定東南山口為主攻方向，奇襲百靈廟。11月23日夜，部隊冒零下42℃嚴寒，向百靈廟發起攻擊，很快佔領了週邊山頭，將敵壓縮在山內平地。日軍顧問在前沿督陣，指揮偽蒙軍第二軍第七師扼守女兒山進行阻擊。11月24日晨，中國軍隊指揮官命令山炮營進至百靈廟東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兒山，並配以裝甲車隊，向東南山口衝擊。與此同時，騎兵團攻佔北山，控制了飛機場，斷敵後路。敵由東北方向敗退大廟。中國軍隊收復百靈廟，殲滅偽蒙軍第7師大部。12月2日，擊潰日偽軍4000余人對百靈廟的反撲，殲其700余人，並於10日收復大廟(錫林木楞廟)，20余名日本顧問被擊斃，先後爭取偽蒙軍4個旅反正。
　　綏遠抗戰和百靈廟大捷，是中國軍隊自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勝利。在日本步步進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讓、中國民眾抗日願望長期遭受壓抑的情形下，極大地興奮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傅作義將軍的壯舉，符合中國共産黨號召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一貫主張，得到了中國共産黨的高度讚譽。

十、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率部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一件意義特別重大的事件。它對於改變南京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關鍵作用。
　　駐紮在西安為中心的西北地區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這兩支軍隊均非蔣介石嫡系，被蔣派往西北剿共。張學良因不戰而失東北後，內心愧疚，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加深，反攻復土之心越發強烈，對消耗自身抗戰力量的內戰越發不滿。楊虎城同樣熱切希望進行抗戰。
　　同時，中國共産黨一方面從軍事上給國民黨“圍剿”企圖以有力打擊，另一方面，出於民族大義，積極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揚受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遂與紅軍實現秘密停火，並屢屢請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學良甚至聲淚俱下，向蔣介石哭諫，苦陳抗戰之必需，但遭到蔣的嚴詞訓斥。蔣介石不僅嚴厲拒絕張、楊的請求，進而調集嫡系部隊進駐陜甘，親臨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張、楊進攻紅軍，否則就將張揚部隊調離拆散。甚至當西安民眾得知蔣在西安時向蔣遊行請願要求實施抗戰時，蔣命令張學良對愛國請願群眾用機槍掃射進行嚴酷鎮壓，使張學良深感不解和痛苦。為了保護群眾，張學良向群眾保證將用自己的行動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才勸阻了群眾繼續前進，避免了一場驚天血案的發生。這一事件，加劇了張揚對蔣錯誤政策的不滿。張揚見用盡任何辦法勸蔣都無效，不得已決定實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淩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並囚禁了隨蔣同行的諸多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通電全國，昭示扣蔣的唯一目的是促進抗戰，並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如何處理事變的問題上，南京政府當局出現了強硬軍事解決與和平談判解決兩種截然對立的主張。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發生過程一無所知，事變完全是張揚的單獨行動。事變的發生給中共中央引起了強烈震動。中共中央對事變發生後國際國內的形勢進行了認真研究，出於團結抗戰民族救亡的大計，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變同樣引起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廣泛密切的關注，強烈希望和平解決，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緊要關頭自相殘殺、自毀長城，形成了強大的和平解決的輿論壓力。
　　事變發生後，張楊立即邀請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會商解決辦法，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參加了談判。南京政府當局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産黨並不想加害蔣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後，22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妻弟宋子文親赴西安商談。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並進行與南京方面的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説明中國共産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綜合壓力下，蔣介石也不得不認識到內戰沒有前途，抗戰才是必由之路，終於表示同意談判條件，“以人格擔保”口頭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終於準備轉向抗戰。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證後，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緩解緊張局勢，張學良決定立即釋放蔣介石，並不計個人安危親自護送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充分體現了張學良之所以發動事變完全是出於要求抗戰的公心，不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使一代少帥永陷囹圄。張學良被扣引起東北軍的混亂，在周恩來的艱苦工作下穩定了局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有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國共産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南京政府當局終於逐步轉變了長期以來在“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對日妥協退讓的懦弱行為，開始準備抗戰。中國共産黨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共産黨不計前嫌，出於民族大義支援蔣介石國民黨一致抗戰，毅然決定與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以民族利益至上的偉大胸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係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中國得以集中精力準備全面抗戰。

（責任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