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陳水扁班底中的新任“經建會主委”和副主委，在就職第二天（2004年 5月21日）的施 政報告中，先後分析了臺灣未來經濟形勢，提出了所謂“放眼國際，佈局全球”的三大施政方針。 對於臺灣經濟部門新官上任所燒的兩把火，筆者難以全面評價，必須等待今後的實踐來檢驗，現僅 就以下三方面談點個人看法。

　　　　　　　　　　　　　　　　臺灣經濟面臨的“三大挑戰”

　　胡勝正所談臺灣經濟面臨的三大挑戰是：“第一，大陸宏觀調控的後續發展；第二，美國升息 的影響；第三，國際油價持續飚升。”施政方針的具體內容包括：“一、主動爭取商機，進入南亞 、東歐等目標市場……；二、塑造較好的投資環境，整合島內的資源，……尤其要加強招商……； 三、正視區域經濟板塊的形成，一定要採取積極的動作加入區域經濟……特別要突破和美國的自由 貿易協定（ FTA）談判。”這些挑戰，確實是客觀存在。美國升息和國際石油價格持續上升，無疑 對島內經濟影響很大。臺灣是個資源極其貧乏的海島，美國升息和油價上漲，必然使臺灣出現和加 重通貨膨脹的壓力，通貨膨脹造成物價上漲，成本增加，不利於産品出口。不過這兩大挑戰對臺灣 經濟來説並不是主要的、關鍵的，筆者認為“大陸宏觀調控的後續發展”對臺灣經濟的影響才是關 鍵、要害。

　　祖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20世紀80、90年代的20年中，曾對總體經濟先後有過三次宏觀調控 ，即1983—1984年，1987—1988年和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1993年。當時臺灣當局對這三次“宏觀調 控”均無反應或反應甚微。可是，為什麼今年祖國大陸的宏觀調控卻被臺灣當局視之為經濟面臨的 巨大挑戰呢？筆者認為，唯一的原因就是兩岸經貿關係已密不可分。

　　20世紀80年代，祖國大陸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宏觀調控是在“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一死就放”的惡性迴圈中執行的；當時兩岸經貿起步不久,數量極少（1989年的臺商投資額僅1.55 億美元）。所以那兩次的宏觀調控，對臺灣經濟可以説是毫無影響。1993年祖國大陸的宏觀調控是 在市場經濟剛起步的情況下執行的，當時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影響，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迅速，臺商 超過 1萬戶，投資金額增長到30多億美元，所以那一次宏觀調控，對臺灣經濟開始有所影響（如對 部分房地産商），但影響仍然有限，因為20世紀90年代初進入祖國大陸的多為臺灣傳統的中小企業 ，大企業、高科技業尚未大量進入。2004年祖國大陸開始的宏觀調控卻是在兩岸經貿關係高度緊密 的狀況下進行的，截止2003年，祖國大陸已成為臺灣對外第一大投資地區，合同投資金額約679.82 億美元，佔全島對外投資總額的75%；臺商約100萬人；項目近 6萬個。同時，祖國大陸也成為臺灣 第一大出口市場，出口額佔全島出口總值的 36%。另外，祖國大陸還是臺灣第一大順差來源，2003 年為近 300億美元。再者，祖國大陸也成為臺灣的第二大進口市場。總之，兩岸經濟已經到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過去有人形容美臺經濟是“美國打個噴嚏，臺北就要感冒”，現在卻 變成“北京打個噴嚏，臺北就重感冒”了。所以，當祖國大陸對某些過熱的行業實行“宏觀調控” 時，臺北股價立即下跌；當祖國大陸點名不歡迎“綠色臺商”時，也造成臺灣股市震蕩不已。可見 ，今後祖國大陸的任何動向，將不可避免地影響臺灣經濟情勢。

　　　　　　　　　　　　　　　　“分散市場”乃冷飯熱炒

　　為了應對祖國大陸宏觀調控對臺灣經濟的挑戰，胡、何二位負責人，提出了積極“放眼國際， 佈局全球”的施政方針，在三條具體措施中，重要一條就是分散市場，即“主動爭取商機，進入南 亞、東歐等目標市場”；“這些新興市場可視為日後臺商投資的重要據點……”。分散市場的措施 沒有錯，但筆者需要強調兩點：

　　第一，它一點也不新鮮。因為它是1993年李登輝當政時期為臺商投資祖國大陸熱降溫推選的“ 南向”政策的重版，實踐證明，“南向”失敗了，早已束之高閣，成了冷飯一碗；現在只不過是對 這碗冷飯進行回鍋熱炒而已。一是它和“南向”政策的目的相同，都是為了減輕對“西進”大陸的 依賴和擴大臺灣經濟的國際空間；二是它與“南向”政策的手段也是一樣的，都是由官方政府出面 規劃、評估投資地點，幫助民營企業進入南亞、歐洲等市場。如果説這次分散市場與上回“南向” 有所不同的話，只不過規劃的範圍由南亞擴大到了歐洲而已。

　　第二，可以斷言，它將與10多年前李登輝的“南向”政策遭到同樣下場。誠然，分散市場符合 市場經濟規律，無可厚非。但靠政治的力量去分散市場以達到疏遠與抵制兩岸經貿關係的目的，卻 又是與市場經濟法則相違背的。早在1994年，臺灣著名的聲寶集團董事長陳盛泗就曾形象地説過： “政府鼓吹臺商南向，就像幫臺商找婆家，但時代不同了，不是父母説嫁就嫁，女兒願不願意嫁才 是關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陳水扁在“大選”之後推行的分散市場政策與李登輝時期推行的“ 南向”政策，前者的效果將更不彰。這是因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一方面臺灣 島內的政治、經濟空間日益縮小；另一方面祖國大陸的投資環境比過去更好，除勞動力便宜外，勞 工素質也在逐步提高，有使投資者形成工業生産鏈的環境，不僅總成本低，而且規模可以擴大。下 列兩個現象就是最有力的説明：

　　一是陳水扁“ 520就職”後不久，兩岸關係緊張之際，臺灣的一些重量級企業負責人，從傳 統産業到金融業，包括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中信金控董事長辜松廉等明 確表示他們的企業要繼續投資大陸市場，而且紛紛于5月底和6月初親赴大陸訪問。比如長榮總裁張 榮發率未來接班人——其三公子張國政等乘私人飛機來大陸，考察訪問大連造船廠、大連碼頭和大 連海事大學，擬進一步部署在大陸的海運業務。因為祖國大陸現已成為亞洲最大的國際運輸市場， 佔亞洲地區海運貨量比重的60%，祖國大陸市場成了長榮集團在亞洲地區佈局的重點。

　　二是當祖國大陸點名奇美董事長許文龍為“綠色臺商”並表示不歡迎支援“臺獨”的“綠色臺 商”後，有些“綠色臺商”為了留在祖國大陸市場，不得不將自身的綠色轉淡，以示與陳水扁劃清 界線。比如一位曾赴越南投資失利在上海投資的“綠色臺商”坦言：“他曾在越南投資過，覺得還 是大陸的投資環境較佳，越南這幾年確有長足進步，但只適合發展輕型加工業，跟大陸化工、水泥 、電子等大型製造業的發展趨勢不可同日而語……兩岸同文同種，這是臺商很大的優勢，加上大陸 有廣大的內需市場支援，非越南可以相比，越南有8000萬人口，但大陸僅一個江蘇省就有8000萬人。

　　　　　　　　　　　　　　　　回避要害，勢必孤立

　　既然“分散市場”辦法的效果肯定不彰，那麼，有什麼對策才能緩解大陸經濟的挑戰，並使臺 灣經濟有效地擺脫困境和繼續繁榮呢？臺灣當局非常清楚，其要害就是“三通”，特別是兩岸實現 空中和海上的直接通航，因為祖國大陸已經是亞洲的最大市場和外商瞄準的主要目標。多年的實踐 反覆證明，兩岸不實現直航，首先臺商將愈失去迅速交貨等的競爭優勢。比如，近年臺灣一直是全 球筆記型電腦的最大出口地區，在出口的電腦中，有 98%的貨品是在收到外商定單後兩天內交貨， 為了保持這個速度，廠商就必須保持很有彈性的零件組件與半成品的供應鏈。然而，現在許多上游 供應商移到祖國大陸了，使得部分零組件要由在祖國大陸的臺商提供，為了準時交貨，其中“速度 ”是關鍵。在兩岸不直航的情況下，一個貨櫃從上海到臺北要花10幾個小時，而若兩岸直航，航程 只需一個半小時，可見，直航對於提高臺商迅速交貨的競爭力是非常關鍵的。其次，將加快外商轉 移資本到祖國大陸去的速度，據統計，自2000年陳水扁上任以來，外資在臺投資金額就呈現快速下 降趨勢：由2000年的76.1億美元到2001年的51.3億美元，到2002年的32.7億美元，幾乎每年以 1/3 的速度在減少；外商在臺投資大幅減少的同時，“美僑商會與歐僑商會在臺灣的會員人數也呈現快 速萎縮的情況”。因為僅時間上的成本就難以承受，比如“一個外商搭飛機往來臺灣歐洲約7000公 裏，需12個小時，但往來臺灣到上海不過500公里，卻要花8個小時，有時碰上轉機延遲，光香港可 能就要耗上好幾個小時……”除此之外，臺灣“亞太運營中心”的計劃也勢必成為泡影。

　　目前，臺灣當局對兩岸直航問題一直故意拖延，對此，美國商會也看不過去，早在其1996年就 曾警告過臺灣可能“自我邊緣化”；今年 6月美國商會更疾呼兩岸儘速實現直航，商會會長吳小珍 表示：“沒有直航，臺灣已漸失去當區域中心的競爭力，不但高階主管都被迫遷離臺灣，臺灣也被 規劃為本地市場，而非區域中心。而且1996年關於臺灣可能被邊緣化的警告，如今很快就會成為事 實。”對上述美國商會的警告，陳水扁不僅不反躬自省，反而倒打一耙，説什麼不能直航是“由於 北京在政治上常表現出不具善意又傲慢的態度……”在陳水扁的第一任內，“三通”直航空喊了 4 年；在陳水扁的第二任內，“三通”直航的希望將仍然渺茫。

　　首先，臺灣當局在政治上對“一個中國”認同的差距愈來愈大。眾所週知，“一個中國”是兩 岸“三通”的前提，比如兩岸直航必須是也只能是一個國家內部的航線。國民黨當政時尚有一個“ 九二共識”；而民進黨執政後，一群數量不多、“臺獨”意識挂帥的“基本教義派”信徒，不僅不 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數典忘祖，連自己是來自福建等地的中國人也不認帳了，甚至肆無 忌憚地加快“去中國化”的步伐。試問在如此嚴重對立、仇視的情緒下，還談什麼兩岸“三通”呢？

　　其次，在經濟上，兩岸“三通”雖然可以大大節省成本、節省時間。可是，在民進黨看來，它 更會掏空臺灣，加快産業空洞化，打擊本土産業，提高失業率，帶動更多的企業、個人、資金外流 和更多的大陸廉價商品入島，不利於島內安全。

　　再次，近年來臺灣當局並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通過民間渠道從事兩岸經貿交流，既獲 得了大量經濟利益，又撈取了不少政治資本。這種模式，一舉幾得，陳水扁一定會繼續堅持下去的。

　　第四，陳水扁個人百變善變、出爾反爾、玩弄權術的性格品質也決定在其第二任內不可能實現 “三通”。比如今年初競選時他對“三通”的表態依然是“準備、協商、實現”三階段的老調重彈 。可以預見陳水扁在執政的第二個 4年內，“三通”極可能仍會處於“準備”階段，即使進入“協 商”階段，他也將以各種“變、騙、辯”的手段來對付拖延。

　　既然陳水扁否認一個“中國原則”，抗拒“三通”，這個防止臺灣經濟“邊緣化”的要害問題 ，作為陳水扁手下的“經建會”官員胡、何等，在其施政方針中只字不提實現兩岸“三通”也就在 情理之中；加之面對陳水扁在兩岸關係方面經濟上得利、政治上卻搞對抗的形勢，筆者認為，祖國 大陸方面對兩岸經貿應適當降溫，並加強與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經貿交流也就勢在必行了。 屆時，臺灣經濟勢必自食被“邊緣化的苦果”。

來源：統促會　作者：劉建興

編輯：木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