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執政六年來的兩岸經濟路線與政治路線一直是相配套的，其發展變化大體有三個階段，這與兩岸及島內形勢發展密切相關。

　　第一階段，為配合“新中間路線”提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剛剛當選的陳水扁以為，在兩岸問題上，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做到。因此，

2001年8月，借“經發會”共識，為配合“新中間路線”提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陳水扁聲稱欲在兩岸問題上做臺灣的“尼克松”，還對李登輝説“即使你執政也要放棄‘戒急用忍’政策”。

　　民進黨上臺後，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兩岸經貿關係與臺灣經濟發展的定位問題。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特別是臺商對大陸投資不斷增加及臺灣經濟對大陸依賴的不斷增強，不符合民進黨的“臺獨”主張與分裂路線，但限制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則制約臺灣經濟發展，不利陳水扁執政與連任，民進黨企圖在此問題上尋找平衡點。為此，臺灣當局提出一個通過臺灣經濟地位國際化、而將大陸納入臺灣産業國際分工的新策略。2001年8月，陳水扁在所謂“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經發會）”開幕大會上，將這一思想概括為“深耕臺灣，佈局全球” ，並作為臺灣新世紀的經濟發展策略。

　　“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經濟發展策略的出發點，就是要將兩岸經貿往來納入臺灣經濟的“全球佈局”策略之中，建立新型兩岸産業分工體系。“經發會”形成了多達322項共識，其中，兩岸組方面總計達成了36項共識。主要是達成了官方提出的“臺灣優先，全球佈局，互惠互利，風險管理”的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基本原則，並在“全球佈局，策略性開放”的原則下，以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戒急用忍”政策。

　　臺灣當局在其“落實大陸投資‘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政策説明”中提出，“臺灣經濟發展已進入轉型階段，面對全球化、科技化的新時代，以及兩岸加入WTO後的新形勢，我們必須建構總體經濟新策略，本著‘臺灣優先’原則，改善島內投資環境，強化科技實力，並鼓勵企業進行全球佈局，向外延伸實力，厚植臺灣作為全球化經營及資源整合者的條件。基於此一新經濟策略，大陸投資將是企業力量向全球市場延伸的中繼站，大陸市場也將成為企業生根臺灣，佈局全球的一部分”，並通過“策略性開放大陸投資，來擴大企業在兩岸及全球運籌發展的新境界”。

　　“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經濟發展策略被提出的初期，其內涵的重點是將大陸市場包容于全球市場之中，對兩岸經濟交流的排斥性並不強。相反，臺灣當局配套提出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較之李登輝時期的“戒急用忍”態度還有進步。為顯示對“經發會”結論的重視，2001年9月陳水扁參加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七屆年會時稱，“不會再召開下一次經發會”，因為這一次“經發會”就得落實共識，一次做好。10月5日，陳水扁在與美國經濟學家梭羅會面時稱，臺灣的兩岸經貿政策會嚴肅面對中國大陸市場，把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是“兩岸政策的分水嶺與新的里程碑”。11月7日陳水扁在接見韓國訪賓時強調，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政策，是“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的一部分。且此前陳水扁曾向李登輝説，“即使現在由你執政，你也不得不鬆綁`戒急用忍’政策，因為時代、環境都不同了，‘戒急用忍’政策的確有調整的必要”。

　　第二階段，為配合“一邊一國論”提出“第三次南向政策”

　　陳水扁發現，在兩岸問題上，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他也做不到。在2002年5月9日陳偽善地拋出“三通是必走之路”的“大擔講話”後，國臺辦的立即回應讓內部意見不一的民進黨當局不知所措。2002年8月，在“大溪會議”上，陳水扁為配合“一邊一國論”提出“第三次南向政策”。

　　2002年下半年，隨著陳水扁當局在兩岸關係上態度日趨強硬，尤其是8月3日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其“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經濟發展策略內涵也大幅調整。同月，臺灣當局在桃園鴻禧山莊大溪別館召開民進黨上臺以來最大規模的高層會議，史稱“大溪會議”， 陳水扁當局在接下來的幾年間一直將“經發會”和“大溪會議”的結論作為臺灣經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

　　陳水扁稱召開此次會議“主要是體認到國際及亞太情勢的變化，大陸政經發展造成的影響，以及臺灣發展已面臨關鍵的時刻，為了鞏固臺灣的安全、民主與經濟發展，有必要從策略的角度，就未來臺灣發展作更全盤的思考及具體的規劃。”會議主要討論了包括經貿、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兩岸、“外交”等政治議題，著重于“策略層次”的探討，最後達成10項結論，主要包括：為落實“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的經濟策略，經濟、“外交”等行政部門應加速推動與臺灣貿易夥伴包括美國、日本及東盟國家或地區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全面檢討“南向政策”，賦予“新的目標及精神”，研擬“突破的可行計劃”等。

　　可以看出，“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經濟發展策略的內涵在“大溪會議”之後有了很大轉變。“經發會”結論“軟”的成分較多，對兩岸經濟交流基本持積極態度，其最大成就是拋棄了“戒急用忍”政策，對臺商赴大陸投資採取“積極開放”政策；而“大溪會議”結論“硬”的成分較多，對兩岸經濟交流的排斥程度增加，凸顯“投資臺灣優先”，並繼1993年、1998年之後第三次提出“南向政策”。因此，在“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的經濟策略下臺灣當局雖未拋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但內涵已經向“非大陸化”的方向轉移。正如臺灣《自由時報》評論所言：“大溪會議路線實際上擺脫了經發會的陰影……其中的重大轉變，就是不再對中國投資持盲目開放的態度。”也正因此，當時的“行政院長”遊錫堃將“大溪會議”稱作“關鍵時刻的關鍵會議”，“象徵陳水扁的新決策模式”。

　　第三階段，為配合“廢統論”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陳水扁感覺，在兩岸問題上，國民黨能做到的事情他不能做。2005年大陸與泛藍政黨展開聲勢浩大的交流，並達成若干共識；陳一度想攬功推過，“扁宋會”後自稱是“下棋的人”，企圖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兩岸和解和交流中分一杯羹，但民進黨內的雜音使其在“國大”選舉前立場轉向。2006年初，陳借“民進黨政策大辯論”，為配合“廢統論”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大溪會議”後，陳水扁當局並未完全放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但其兩岸經貿政策由一定程度的積極到不積極，只是步伐越來越慢，直至轉為消極倒退。2003年8月，陳水扁首次提出兩岸直航“三階段論”，稱2004年底前逐步實現兩岸直航。臺“行政院”也于8月15日公佈“兩岸直航影響評估報告”，認為直航對臺灣航運與經濟有積極意義。10月，臺“立法院”正式通過《兩岸關係條例》修正案，對兩岸經貿往來政策進行調整，主要包括：臺商赴大陸投資審查方式改為“申請制為主，審核制為輔”，即在一定金額以下的投資不需事先審核，只要向臺“經濟部”登記即可；開放大陸企業與民眾在臺置不動産；開放大陸銀行在臺設立分支機構等。2004年10月，臺灣當局制訂“兩岸人貨包機便捷化方案”，但未獲實質性進展，且陳水扁“2004年底前實現兩岸直航”的承諾落空。2005年大陸主動務實出臺多項有利於臺灣民眾的經貿政策，陳水扁當局感到空前被動，逐步向緊縮兩岸經貿政策的方向轉變。不僅為水果零關稅進入大陸設置障礙，阻撓兩岸常態性客貨運包機和大陸民眾赴臺旅遊，還拖延開放半導體、小尺寸面板與石化業上游等對大陸投資計劃，暫停擴大兩岸銀行、保險等金融服務業務往來，通過司法與行政手段打壓所謂“偷跑”臺商，加快制定“敏感科學技術保護法草案”等。2005年初謝長廷就任“行政院長”時曾提出加強兩岸經貿往來的“臺灣新絲路”政策理念，但因民進黨當局內部意見不能統一而不了了之。

　　2006年初，陳水扁在元旦祝辭中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是未來兩岸經貿政策的新思維與新作為。因應國際激烈的競爭，唯有落實‘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的經濟發展策略，而非僅僅依附一個特定的市場或單一經濟體。”此後陳又在一系列公開場合反覆強調其“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經濟發展策略，還對臺商重提其在“大溪會議”上拋出的“臺灣優先、經濟優先、投資優先、投資臺灣優先”的老調。為配合此一轉變，臺“行政院”決定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從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全方位加強監控臺商大陸投資，擬委託島內外會計機構到大陸審查臺商的財務狀況，配合情治系統蒐集情報，主動偵查“違法”赴大陸投資的企業，暫停審理赴大陸投資“重大案件”，並準備對“違法”赴大陸投資的罰金從2500萬元新台幣提高到5000萬元新台幣。至此，“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經濟發展策略內涵已經徹底轉向“非大陸化”，陳水扁當局對兩岸經貿交流的態度由消極轉為倒退，完全站在了逆歷史潮流與經濟規律的一邊。

　　陳水扁當局將“深耕臺灣、佈局全球”策略的內涵調整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不但與全球化潮流相悖，也限制了臺灣經濟的發展機會。近年來島內不管是在野黨、工商企業界，乃至輿論一再主張當局應該放棄封閉政策，妥善利用兩岸同文同種優勢，開放“三通”，為臺灣産業及經濟尋求更大的腹地、市場及發展機會。在臺外商如美國商會也認為，當前臺灣當局經濟發展策略“只見臺灣擔心被大陸邊緣化的微觀想法，卻看不出如何為臺灣在全球經貿中定位的宏觀理念，令人失望”。大陸經濟高速成長，已經使得全世界的資金、技術、人才，以及産業都認定中國大陸是最適宜、最具有競爭力的世界工廠，競相奔往大陸尋求最廉價、最有效率的生産條件。臺灣當局卻在“積極管理”的引導下對赴大陸投資的臺商追趕掩殺，這不是有利於臺商發展的可行策略，更難以吸引企業“深耕臺灣”。

　　兩岸經濟密不可分。臺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兩岸經貿的合作與交流。長期以來，外部需求一直是臺灣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而大陸則在臺灣的外需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臺灣累計從大陸獲得的貿易順差達3200多億美元，超過臺灣現有外匯儲備額。以2005年為例，臺灣總體貿易順差僅58億美元，而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卻是500多億美元，10倍于其總體順差額，亦即切斷與大陸的經貿交流，臺灣將出現鉅額貿易逆差，外需對臺灣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為負值，臺灣經濟的表現將出現大幅逆轉。據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估算，臺灣對大陸出口每增加1元，可誘發臺灣各産業增加值2元。可見兩岸經貿有力地支撐了臺灣經濟。對兩岸經貿交流合作進行限制，最終受損的是臺灣經濟和臺灣民眾利益。

　　（來源：中國網；作者：朱磊）

編輯：木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