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一個地方，通常最先感受的就是此地的交通。人們可以從道路的設計、交通工具的配合，了解當地有關部門的管理水準，也可以從乘客的言行舉止，管窺當地居民的文明程度。記者在臺灣駐點採訪，少不了東走西看，對臺灣的交通稍有體驗，其中不乏值得大陸借鑒之處。
“接駁”的理念
臺北是臺灣最繁華的城市，交通設施也是全島最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臺北捷運。雖然去年元旦，捷運人潮擁擠，使一位乘客被滾梯扯掉頭髮，引起軒然大波，臺北捷運廣受島內詬病，甚至連帶臺北市長馬英九聲譽受損，但坦白説臺北捷運還是有不少可道之處。
臺北捷運是地鐵與城鐵的統稱。在臺北，捷運已經超越了交通工具的概念，成為臺北生活的一部分。
臺北捷運由淡水線、木柵線等5條主線和新北投、小南門兩條支線組成，全長有60多公里，貫穿全市。每天從早上6點到夜裏12點，每3到5分種就有一班列車到站。搭乘捷運，半個小時就可以從市中心到市郊，便捷快速。
捷運的快速與完善的設施密不可分。每個捷運車站入口都有自動售票機，可以買單程票，也可以買充值卡，基本不需等候。進站也是自動檢票，雖然只有幾個進站口，但不到一秒鐘就能刷卡進入，即使是高峰期也很少會排起長隊。
臺北市政府一直強調“接駁”的理念，也就是交通工具之間的順利轉接，不但便於人們出行，更可以充分利用資源，提高整個公交系統的效率。為了達到“接駁”的可能，公共汽車站與捷運站通常幾步之遙，而且出了捷運站，在特定的刷卡機上，刷一下充值卡，兩個小時內坐公共汽車就可享受免費。
“接駁”的理念，看上去簡單，實質上它是從整個交通系統的角度思考，變不同交通工具間的競爭為協作，大大提升社會資源的利用率。這種系統概念也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節假日或遇大型活動，捷運公司會適當延長作業時間，一則增加了捷運客運量，二則便於協助疏散大量人群，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
捷運也是宣傳城市的窗口。每個車站入口前，都會擺有各種宣傳品免費提供乘客，有演出資訊，還有中英文的臺北市地圖，站內還設有觸屏式的電腦，可以查詢一些市政、生活等各方面資訊。較大型的捷運，還在空餘地設有低廉場租的展覽廳，經常舉辦一些免費展覽或展示，大多是公益性活動，比如有的車站常年展示故宮文物複製品，供來往乘客欣賞，我們還參加過一次著名歌星鄧麗君遺物展。總之，臺北捷運在便利生活方面已經超越了簡單的交通工具的範疇，捷運公司充分發揮了自己客流量大的特色，兼顧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臺北的公共汽車也很方便，在信義路、仁愛路、松江路、新生南路等路專門辟有公車專用道。車上沒有售票員，司機既開車又驗票。車前有電子資訊屏，提醒人們何時拐彎，何時到站。公車也不存在甩站問題。要下車的乘客，先要按車上的提醒鈕，如果無人下車和上車，司機就會不停車。我坐了幾次公車都是跟著人流下車，直到有一次發現到站不停，才知道車箱中隔一段距離就有的紅色按鈕是下車提醒鈕。
臺北的私家車比率要高於北京，但很多有車族仍然喜歡搭乘捷運上下班。當然，一部分原因是市區內停車位價高難尋，另一部分原因就是捷運等公共交通方便快捷，尤其是捷運還可以免受堵車之苦，臺北捷運日載客量近100萬人次。這也是私家車保有量相當高的臺北，堵車卻沒那麼嚴重的重要原因。
倡導單車行動
臺灣的機車就是我們常説的摩托車，2300萬人的臺灣，機車保有量達到1400輛，成年人幾乎人手一部。
機車停車方便，在停車位緊俏的臺北市很有優勢。在其他城市，因為價格便宜，駕駛方便，更是人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比如在一些人口不多的離島，根本沒有公交車，有的連計程車也沒有，出行都靠騎機車。外地遊客可以在當地租用機車，價格不高，每天300元新台幣（相當於75元人民幣）。如果不會騎機車，在這些地方可就舉步維艱。
就像外人看到北京高峰期幹道上的自行車一樣，高峰期時，臺北的機車隊伍也蔚為壯觀。紅燈時，十字路口黑壓壓一片，綠燈一亮，一群機車風馳電掣，震耳欲聾。這樣的街景是臺灣的常見風景。但是機車畢竟存在很多弊端。尤其在城市中，速度快時，冬天比較寒冷，也容易呼吸到空氣中的灰塵，所以機車騎手通常會帶上口罩。臺灣機車多，連帶口罩生意也好，常見市場上擺著各種花色、圖案的口罩出售，不但價廉而且物美，有些設計匠心獨具得可以挂在墻上做裝飾。一位大陸駐點記者曾經動意，要批發點口罩帶回北京賣，足可以賺上一筆，當然只是説説而已，最終只是買了幾個作禮品送朋友。
臺北市政府近年大力推銷單車，單車也就是我們所説的“自行車”。臺灣稱得上是世界重要的自行車生産地，但是絕大部分用於出口。島內很少看到單車，有也通常是作為休閒娛樂的工具，比如，在一些旅遊景點，會有出租的單車供遊客觀光健身。
臺北市政府倡導單車主要是基於環保的理念，他們專門在一些地段設立了單車道，捷運公司還改造了部分車廂，使乘客可以直接推車進入。這樣，人們可以從市中心攜車搭捷運，到郊區騎車慢步。不過，這些措施顯然也只是鼓勵大家騎車健身之用，因為單車道都設在步行道上，也沒有貫穿全市，達不到騎車行路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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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兩岸關係》雜誌2006年第2期 作者：孫立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