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科學,我們勇敢坦然的面對SARS病毒
時間:2003-06-26 09:43 來源:
目前,SARS病毒肆虐全球,一時間人們談“薩”色變,帶給人一種無以言狀的壓力。
然而,SARS真的那麼可怕嗎?
傳染病和上帝無關
SARS就是一種傳染病。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其實應當感到幸運,而不應感到恐懼,因為我們生活在科學發達時期而不是蒙昧時代。
過去,人們面對傳染病束手無策,只能把它歸結為上帝的懲罰。比如,十三世紀,歐洲的鼠疫曾經奪去了歐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當時,歐洲人束手無策,只能向上帝祈禱,懺悔人類所犯的種種罪孽,希望逃脫死亡的魔掌。
當歐洲人首次踏上美洲大陸時,使當地土著人大批喪生的並不是外來者的槍炮,而是他們從文明社會無意中帶過去的天花、麻疹和流感等病毒。西班牙人在征服阿茲臺克(現今的墨西哥)時,入侵者只有500多人。阿茲臺克人在首領的帶領下奮起反擊,正當勝利在望之際,一個阿茲臺克人患上天花,很快,天花在毫無免疫力的印第安人中瘋狂流行起來,使300多萬印第安人成為犧牲品。他們怎麼也想不明白,天花為何只殺死印第安人,而入侵者卻安然無恙?最後,絕望的印第安人只能歸咎於白種人的上帝勝過他們所崇拜的神靈,這是憤怒的上帝對他們的懲罰!從此他們不再抗爭,馴服地成為基督教的信徒和西班牙統治下的溫順良民,墨西哥從此成為西班牙的附屬國。
不幸不只是發生在歐洲和美洲,地處東方的亞洲也沒有逃過劫難。據史書記載,1408年-1643年,中國共流行過39次大規模的疫病,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以來疫病最嚴重的時期。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數十分驚人,1408年,江西、福建兩地死亡7萬餘人;1444年,紹興等地死亡3萬餘人;1456年,桂林死亡2萬餘人;1643年,京師死亡20余萬人,無論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今天,再也不會有人把曾令人聞之色變的傳染病看成是上帝的威力了,這主要應該歸功於科學家們的不懈努力,其中,貢獻最大的當屬荷蘭的列文虎克、法國的巴斯德、德國的科赫和英國的弗萊明。
列文虎克利用顯微鏡,發現了人們以前用肉眼無法看到的微生物,為發現傳染病的致病真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年後,通過許多科學家的努力,特別是法國偉大的科學家巴斯德的一系列創造性的研究工作,人們才開始認識微生物與人類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巴斯德首先主張傳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微生物通過接觸、唾液或糞便從病人傳播給健康的人而使人致病。
第一個發現傳染病是由病原細菌感染造成的人是羅伯特?科赫,他是病原細菌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科赫出生於德國,1872年作為醫學官員,開始對炭疽的研究。隨後,他發展了細菌染色、分離、培養和傳代技術,並借助於這些技術發現了數種與傳染病相關的細菌。這些發展和發現是他1882年提出科赫原則的主要依據,即證明一種細菌是導致一種傳染病的病原菌需滿足的條件:該細菌可從其可疑傳染病的每一病例中分離到;從體內分離到的該細菌可在體外培養並傳代數次;體外培養並傳代數次的細菌可以使實驗動物發生相同的疾病;該細菌可從接種的實驗動物中分離到。
鋻於羅伯特?科赫舉世矚目的開拓性成績,1905年,他眾望所歸,摘走了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
當人類認識到細菌是傳染病的罪魁禍首後,便開始千方百計尋找殺死傳染病細菌的新藥。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在檢查培養皿時發現,在培養皿中的葡萄球菌由於被污染而長了一大團青黴,青黴周圍的葡萄球菌竟然全都被殺死了,只有遠離青黴的地方才有葡萄球菌生長。經過一系列試驗和研究,弗萊明認為,盤尼西林可能成為抗菌藥物。
1929年,弗萊明發表論文,報告了他的發現。但由於當時沒有解決青毒素的提純問題,這種藥物在大量生産上遇到了困難。
1935年,英國病理學家弗洛裏和僑居英國的德國生物化學家錢恩合作,重新研究盤尼西林的性質、分離和化學結構,終於解決了盤尼西林的濃縮問題。盤尼西林的大量生産,在二戰中拯救了千百萬傷病員,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原子彈、雷達並列的三大發明之一。這一造福人類的貢獻使弗萊明、錢恩和弗洛裏共同獲得了1945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
盤尼西林的發現是人類發展抗菌素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盤尼西林被發現之後,傳染病幾乎無法治療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人類的平均壽命得以延長,上帝也不用再為傳染病的發生承擔著本不應該承擔的責任了。
恐懼不能應對SARS
此次國內SARS的傳播,不僅震驚了國人,也震驚了世界。香港有數千人染病,北京的患者及疑似病人總數在數周內達到近千人,白衣天使首當其衝。
於是,各種謠傳開始傳播,人們漸漸覺得,SARS病毒會沾著死,挨著亡,甚至開始有人懷疑,該病毒是否是人為的生物武器。
面對災禍,有人選擇了恐懼,然而恐懼卻無助於人們擺脫SARS的侵襲,對付SARS,只有用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細菌、病毒與人類大都是共生的關係。一個人的體內有無數微生物,它們從人類誕生起就與人類形影相隨,它們離不開人類的代謝物質,離不開人體的蛋白合成機制。
除了人體外,各種動物、植物都是微生物的藏身之處。在大多數情況下,微生物與它們的宿主友好相處。但當微生物發生了遺傳變異或者從一種宿主向另一個物種的宿主進行物種間遷移時,新宿主就會發生致病現象。發生變異的微生物有生與死兩種結局。適合新宿主而又未對新宿主造成較大傷害的存活了下來,這叫適者生存;不適合新宿主的,有可能被新宿主的免疫機制殺死,或者反之殺死新宿主,或者兩敗俱傷,最終新變異的物種也不能存活,這叫不適者被淘汰。
因此,根據物競天擇的原理,當傳染病發生時,人體的免疫力會向增強的方向發展,而致病微生物則向毒性降低的方向變化,這是我們人類樹立最終戰勝致病微生物信心的科學依據。
從傳染病學的角度來看,一場傳染疾病的爆發和流行決定於四個環節:病原、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
病原是致病微生物。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此次SARS流行的真兇是冠狀病毒的變種。明確病原就等於抓住了罪犯,醫務人員及科學工作者可以據此開發快速診斷技術,研究殺死病原的各種特效藥品,罪犯被繩之以法的日期也就不會太遠了。
傳染源是攜帶致病微生物並不斷向體外排出病原體的人和動物。除冠狀病毒的原宿主外,應當説,現在只有患者才是真正的傳染源,而疑似患者只有被確診之後,才能確定為傳染源。不過,由於目前我們的診斷手段尚處於發展過程中,還不能及時確定患者,才把一些疑似患者暫判為傳染源,以免發生更大規模的人群感染。將傳染源與人群隔離相當於釜底抽薪,柴火都沒了,火自然會變小,並終將熄滅。
SARS病毒的傳播途徑初步確定為飛沫傳播和親密接觸,這就決定了該病近距離傳播的特性。只要限制傳染源的活動範圍,疫情便會得到有效控制。
易感人群是指對某種傳染病病原體的容易感染或缺乏免疫保護的人群。病後獲得免疫、人群隱性感染和人工免疫,均可使人群易感性降低。易感人群的概念告訴我們,不是所有人在致病微生物面前都一定會受到感染,但我們也不應因此在SARS病毒面前忽視了對自身的保護。由於SARS是新型病原,究竟誰不屬於易感人群,現在還是未知數,切不可不採取科學的防護手段而盲目地以身試之,那不是勇敢,而是愚蠢。
此外,傳染病學中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傳染力和致病力。
傳染力是病原體在宿主體內定居、繁殖,引起感染的能力。在自然條件下,可以用續發率(SAR)來衡量一種病原體的傳染力,即當易感者暴露于一個傳染病病人後,在一定時期內發生感染的頻率。
致病力指一種病原體侵入機體後引起疾病的能力,也就是感染者中成為臨床患者(顯性感染)的比例。以病原體引起的具有臨床症狀的病例數與暴露于感染人數之比作為測量指標。因此,受到致病微生物感染的人不一定致病,這要看致病微生物的致病力的大小。
傳染病流行必須四個環節同時存在,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新的傳染就不會發生。子曰,每日三省吾身,講的是修身。面對SARS的肆虐,國人大可以四省吾身用以防病,看一看自己是否滿足了四環節,如果不是,大可以坦然地生活、學習和工作,根本不用整日憂心忡忡,更不必杞人憂天。
在肯尼迪總統圖書館,你可以買到一個咖啡杯,上面刻有奧佈雷?門農的詩句:有三種東西是真的,那就是上帝、人類的愚蠢和大笑。前兩種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所以,我們完全能做我們能做的第三種。
面對災禍,一個民族是以科學的方法來對待,還是以愚昧的方式來處理,是以坦然的態度來處之,還是以恐懼的心理來對之,體現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一個民族的精神,也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未來。
在非典面前,我們可能已經大笑不起來了,但至少,我們可以做的坦然些,做的科學些。
來源:《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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