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的經濟學家馮蘭瑞的住處，是北京東單和東二環之間的一個小衚同。不斷蔓延的高樓中，這個獨門小院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深長：當全球化和現代化沖刷一切時，仍然有人堅守著歷史的河床。在資本和商業擴張的年代，安心向學又需要多大的堅韌和清醒。 

　　重陽節前夕，馮蘭瑞教授從事學術活動65週年座談會在京舉行。當問及馮蘭瑞，她屬於哪一代知識分子時，她回答説：“1934年初二被迫輟學後參加星光讀書會，1937年春天參加自強讀書會、救國會，勉強可以算‘一二九’一代吧。我1938年1月入黨，算‘三八’式也可以。無所謂。”1940年，為了逃脫國民黨的多次追捕，馮蘭瑞終於前往延安。中央組織部分配她到中共中央青委參加編寫青年運動史，然後便是當編輯：從張家口的《晉察冀日報》、華北軍區《戰友雜誌》，到上海《青年報》（擔任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中國青年報》、《哈爾濱日報》。 

　　如果説青年時期的馮蘭瑞隨革命的洪流前進，那麼到1954年時，她終於有了一點自己的職業選擇。時任《哈爾濱日報》總編輯的她，毅然放棄了報社的領導崗位，考入中央高級黨校政治經濟學專業，開始走上學術之路。 

　　1975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建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馮蘭瑞親身經歷了這個只存在四載的機構的風風雨雨，她清晰地記得政研室先是同“四人幫”繼而和“凡是派”展開的驚心動魄的鬥爭。那時期馮蘭瑞與同事合作，在《人民日報》發表多篇文章，如《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産生資産階級的謬論》（此文獲1984年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以後她又參加了政研室集體寫作《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此文經過鄧小平審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署名，于1978年5月5日于《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全國各大報同日轉載，中央臺即日廣播。後來，他們又合作《論無産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産主義高級階段是一個漫長的時期，必然要經過發展程度不同的若干階段。該文發表後被某些“理論權威”組織批判，直到中央文件闡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後，對這篇文章的指責才告結束。 

　　與馮蘭瑞1940年在延安就相識的老同志李銳對這些往事評價道：“我常感到，當年從大後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夠像馮蘭瑞這樣，如此英勇奮鬥，在學術上獲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 

　　馮蘭瑞是國內最早研究勞動就業理論並卓有成就的經濟學家。80年代初，她曾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進行經濟調查。她記得有一次在蕪湖，看到那些“集體家庭宿舍”，每個不到20平米的房間住著兩三家人。各家一張床，床前挂著布幔“隔開”。床頭地上放著煤球和爐子、鍋瓢碗盞、腳盆、臉盆和便盆。幾家夫妻子女男女老幼同住一室，諸多不便，經常吵架和發生矛盾，就像恩格斯描繪的貧民窟。這些情景，“促使我不能不去關心、去研究他們的勞動工資問題、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沒想到一眨眼就是20年。” 

　　那期間，她還是擔任“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第一屆和第二屆秘書長。她認為，經團聯的十年是她業餘學術活動中最有意義、最富激情的10年。 

　　1993年，已73歲高齡的她，進入新的研究領域——中國的社會保障。針對當時“多家分管、條塊分割、政事不分、缺乏監督”的狀況，她提出應“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1996年她發表了《中國第三個失業高峰的情況和對策》，該文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國內外報刊轉載摘登和引用的達30多家，並於1997年獲《新華文摘》第一屆“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獎。 

　　在新世紀，馮蘭瑞的研究從城市化、允許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深入到公民的遷徙，由此2002年寫了一篇題為《恢復“公民居住和遷徙自由”的權利——對修改憲法的一點建議》，在《同舟共進》發表，並送交全國人大常委會。2003年又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論遷徙自由和憲政建設》，並被多家報刊轉載。 

　　和我們説了3個小時的馮蘭瑞依舊神采飛揚。85歲的她，發表、出版的著述已有400余萬字，但她的大腦仍在孜孜不倦地思索。“每因杞憂添銳氣，時有新綠照黃昏。”這是五年前一首祝賀馮蘭瑞八十華誕的兩句詩，詩句的確是她晚年境界的寫照。

　　(來源：中國婦女報　作者：黃锫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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