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寶德在文章中首先指出，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創新。幾十年前他到美國留學，教書及考察，曾訪問很多建築系，發現中國的留學生在以創造為主軸的課程中都名列前茅，遠遠超過日本同學。他思索其原因，覺得並非國人都有天生的才能，而是中華文化背景所形成。

　　漢寶德的結論是，中國人習慣於橫向思考，不為常規所繩。與外國人比較，他們多半循規蹈矩，依禮行事，倒像孔聖人的信徒。我們反而遇事東張西望，尋找突破規矩的機會。所以紅綠燈對我們都只供參考，道路上一團混亂，卻亂中有序。

　　漢寶德在文章中説，我們是一個變通的文化，“窮則變，變則通”是我們認可的做事方法。實際上這是與我們的造字之法相關的。在《六書》中可以看到，大多都是變通而得。指事、會意、形聲都屬於橫向思考的結果，轉注與假借就是純粹的變通。文字使我們習慣了創造的方法，並習以為常，變革才是常態。

　　漢寶德接著還提到了“中華文化對創新的約制”。他在文章中認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原是以維新為主體的。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學説互別苗頭，供大家思考、選擇。最後為了維護社會的秩序才定為一尊。這種以儒家為正統的觀念是與政治上的專權制度並存的。儒家學説這個主軸，歷兩千餘年不變，是中華文化的主心骨。我們的頭腦再靈活，也只能圍著這個主軸求變化，繞著主軸轉，最終還是回歸正統。

　　漢寶德也在文章中指出，自由與人文價值是創新的基礎。他説，在專制時代，王權是無處不在的。但是中華文化中，帝王總為民間保留一些自由的空間。這就是歡逸文化産生的原因。中國繪畫與文學基本上是遠離政治的，所以成為傳統文化的精髓。但是無可諱言的，詩文與書畫仍然會流傳于當朝，無可避免地受到些政治的干預。所以傳統的創新力量最明顯的是表現在王權不會觸及的民間工藝之中。

　　漢寶德以宣德爐為例，説明一種官方倡導的生活工藝品，一旦推廣到民間，會産生怎樣美好的結果。宣德爐開始時是承襲宋代瓷器的做法，把上古鼎彝之類的重器，改為小型器物，供燃香之用。這種器物經生活化以後，進入民間，到了清代，宣德爐成為專有名詞，而非指宣德朝所制之爐，因此使工藝家發揮創造力，型制變化之多，幾乎難以統計。與宜興壺相類，每一式樣均兼具功能與形式之美，令人嘆為觀止。若以生活之需要看，實無如此多式樣之必要，可知在清代，宜興壺與香爐皆以製作吸引使用者的興趣，美感與創意乃主要的價值所在。直到庶民生活之休閒方式改變，才被放棄。

　　漢寶德最後在文章指出，在自由沒有約束的情形下，中華文化創新的活力就會自然地發揮出來，是任何其他文明所無法相比的。同時，民族的自尊心要發揮在以創意服務人群的精神上。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實際上是創新文化的重要基礎。西方文明的飛躍發展始自文藝復興時代，因為以人為中心的文明蘊含了博愛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説的仁心。而仁心是中國傳統中逐漸流失的價值，有待我們在普及教育中力求恢復。 （雲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