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視家規與家風
在晉商大族中，有些家族興盛時間較長，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則衰敗得快，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視家規家風，後者家規弛、家風差、敗家子弟也多。如祁縣喬氏，其始祖喬貴發與秦姓在包頭經商發跡後，秦某是在原籍築房置地，過起財主生活。結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賭，樣樣都全，揮霍浪費，入不敷出，逐漸從包頭商號內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喬家補進，最後喬秦二家的復盛公十四個財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再説喬家發跡後只是在舊院裏蓋了個像樣的四合院。他深知，買賣有賺就有賠，既要賺得起也要賠得起，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在買賣興隆時，他便把賺下的銀子積存起來，以備不測。並且教導子女，要勤儉持家，絕不能奢侈浪費。到喬致庸時代，喬在中堂又比較明確地制定了家規家法，約束子弟。其家規主要是：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娼；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喬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執行上述條款。在封建社會，豪門富賈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喬氏無一納妾者。喬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續弦。第五代映字輩，喬映霞先後續弦楊、劉氏，與劉氏離婚後，一直未娶。喬映霄娶妻馬氏，夫妻感情篤深，後馬氏被匪徒綁票，營救不及，慘遭毒手，終生未娶。喬映奎妻子只生有女天男，當時社會是男權至上，還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封建禮法，按喬映奎的身份，討個姨太太接續香煙是順理成章之事，但懾于家規，映奎未敢如此，只能過繼侄子為自己頂門立戶。對待僕人，喬氏也有獨到之處。喬氏對待僕人很寬容，不僅保證傭人吃得飽、穿得暖，還注意尊重傭人的人格。喬在中堂用女僕只有老媽子（已婚婦女），不用小丫環（未婚少女）。給僕人的工資較優厚，逢年過節另有賞賜，把面、肉、柴、煤等按時發送到各傭人家中。對年老在家中服務多年的傭人則養起來，願回家的每年發給一定數額的津貼，維持其生活。傭人偶有小的過失，也不惡語相侵，更不打罵虐待。傭人家如有天災人禍，均熱情相幫。因此，這些傭人多能對主人盡心盡力。有的傭人還代主人受刑蹲監。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天旱無雨，由於鄰村張莊與喬家堡共用一個渠引水灌溉，因用水先後次序發生矛盾，引發了兩村人大規模的械鬥。喬映霞時正年輕好勝，提了一支毛瑟槍出來為本村人助威，他本想擺擺威風嚇唬一下張莊人，不想槍法不精，當場竟使一人重傷斃命。縣官聞報，認為是巴結喬氏之機會，徑奔喬府謁見。縣官此舉惹惱了張莊村民，認為縣官偏袒，糾合群眾，直奔喬府，縣官自知理缺，怕激起民變，趕快乘轎而走，群眾投石塊砸縣官之轎，縣官倉皇回衙，無法向喬家討好，只好照章辦事，拘傳兇手。殺人償命乃天經地義之事，正當喬氏一家人急得團團轉時，有一仆挺身而出，説：“主人待吾等不薄，今日主人有難豈能坐視，打架時吾也在場，就説人是俺打死，官司我去打，人命我去償，也算跟主人一場”。喬映霞一聽，有人願代主受刑，急忙率晚輩下跪，説道：“平日沒看錯你，真是好樣兒的。你既有此心，就有勞你了。衙門上下我們花錢打點，保你受不了苦，儘量買個監候就好辦了。設若不行，身後事自要妥貼安排，請你放心。”就這樣，此仆果然代主服刑，喬氏對其家百般照顧，蓋了一宅院，買了幾十畝地。過了幾年，恰遇光緒帝、慈禧後駕崩，大赦天下，竟由死刑減等，最後被保釋出獄。喬家子弟對於家規基本能夠執行，但在後期也有個別例外未能執行的。例如在不準吸毒上，就有個別子弟未能做到。映字輩喬映南，生性聰穎，文學修養較深，可惜娶妻太谷曹氏是個大煙鬼，耳濡目染，致映南也染上了吸毒。曹氏去世後，續弦太谷張氏，也是個煙鬼，致映南子女也染上了吸毒惡習，六位女兒中四個吸毒，獨子僅活19歲。喬家析産後，映南因吸毒破落潦倒，變賣家産，終至不支，于1939年去世。不過，總的來説，喬氏子弟均能恪守祖訓，因而其後裔有成就者多。據了解，映字輩以下的人字輩20人中，有大學生12名，其中雙博士一人、碩士三人，有兩人留美，其餘亦是中學畢業。他們並沒有躺在祖宗基業上成為紈绔子弟，而是靠著自身的奮勉，各自開闢自己的事業與前途。且恪守祖訓，無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從居住地看，他們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數在遼寧、海口等地。
二、學而優則商
晉商家族有重學的一面，但他們具有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的特點。如榆次車輞富商常氏，他們尊師重教，為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但其目的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氏經商活動培養人才。九世常萬已、常萬達兄弟在就學時，學習成績優良，但學成立後未去參加科考，而是隨父親常威到張家口經商。由於常氏兄弟有文化，經商多謀略，後來常萬已創立“十大德’”，常萬達創立“十大玉”商號，成為晉商中一支勁旅。他倆的堂兄弟常萬育，讀書時“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遠，母獨命學陶朱術”，他經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經商為榮。十二世常麒麟，已選拔貢，需赴京入國子監，但他棄儒為商。其子常繼豐，少年就學時，詞章粹美，但他考入國子監，後又實授“遊擊”之後，仍然棄官經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堅持以學保商，對商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也承認：“余于近日（在）晉接（觸）週旋了幾個商人，勝余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退想齋日記》）。
三、為家族買官留爵提高社會地位
據山西巡撫哈芬、恒春、王慶雲等奏折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並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陜西分缺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每人平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號首任經理毛鴻（歲羽）、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禦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每人平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準為監生共賞給守禦所千總銜。
四、婚姻多不幸
清人紀昀説：“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走口外，赴蒙經商是晉商的重要活動地。清政府規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貿易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不得與蒙古婦女結婚同居。各晉商商號也規定：從業人員包括經理夥計，都不得在商號所在地攜帶妻子家眷和結婚納妾。商號還規定，探親分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個月。因此，從十一二歲入號，到六十歲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親。在山西有許多有關年輕商人外出與妻子分別的民謠：
半截甕，栽蒜苔，綠綠生生長上來。
兒出門，娘安附，隔著門縫看媳婦。
白白臉，黑頭髮，越看越愛舍不下。
經商去，遠離家，不如在家種莊稼。
又如年輕媳婦思念外出經商丈夫民謠雲：
悔不該嫁給買賣郎，
丟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還是莊稼漢，
一年四季常作伴。
由於商人重利輕別離，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兒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説法。清代後期，清政府對旅蒙商限制較鬆弛，有些旅蒙商從業人員在經營商號所在地納妾、同居與嫖娼者日漸增多。光緒年間歸化城大盛魁商號有一掌櫃，年已60多歲，卻娶了一個16歲姑娘為妾。在他結婚時，有一對聯戲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壓在牡丹上”。在張家口、歸化城、庫倫、多倫諾爾等城鎮，旅蒙晉商上至掌櫃，下至夥計，嫖娼、包妓與蒙古婦女同居者已屢見不鮮。
清人紀昀在其《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多例關於晉商常年外出引發的男女之事。如晉籍李甲，婚後外出經商，又轉徙為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蹤跡，遂傳為死。後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無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其舅又攜家外出經商，商舶南北，歲無定居，李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為妻死。靳乙謀為甲娶婦。會婦舅流寓于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于山西人，以後尚可歸裏。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己女。眾為媒合，遂成其事。結婚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霄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末得實據而遽嫁，具詬且毆。闔家驚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為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又有張一科，攜其妻就食塞外，傭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資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厭薄之，辭誶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愛我，眠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資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為？”一科益憤，竟抽刀殺妻，先以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有一人亦攜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50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雲：“我與爾婦最相眠，爾不知也。爾婦垂歿，私以爾托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爾故里。”此人怒擲于地，竟格鬥至訟庭。
在方志中還記載了許多晉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經商，苦守一生的悲慘事例。如明代永洛人韓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歿，薛聞訃慟，不欲生。弟媳勸慰説：嫂勿念無後嗣，我生男，即為伯後。薛泣謝，最後孤寡度過一生。清代襄汾縣王永珍妻劉氏，永珍貿易江南，客死宿州，劉氏時年二十有三，聞訃哀慟幾絕，繼念室中無他親故，子義順才一歲，遂日機杼為生。子稍長，教讀書，劉氏守節二十七載以病終。臨汾陳萬春妻，年十四嫁萬春，十七時萬春貿易於外，不知去向。劉氏事翁姑，備極辛苦。臨汾樊恪妻張氏，夫歿于商，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櫬來歸，朝夕啼哭。孤子三歲而歿，取侄為子，亦歿。苦節終生如一日。梁曇妻李氏，年十八，夫歿于賈，生子甫二月，婦矢志守節。曇嘗植愧於庭，夫歿，婦紡織不離其處。或問其故：此樹吾夫所植，見樹如見吾夫矣。後撫孤成立，壽八十五歲，其夫所植槐大數圍，鄉人呼為節孝槐。介休縣侯懋功妻賈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載，客死在雲中。櫬既歸，氏即飲酒未絕，姑力救之。臨汾縣孫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貿易，病故，時氏年二十三歲，子儀二歲，家貧無依，氏堅志守節，針指度日，撫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終。稷山縣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貿易西隆，音訊沓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詩之，雖凍餒交侵而終生不易其守，歿時年七十六歲。翼城崔氏，張寶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聞訃一痛幾絕，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覓地自縊。翼城張氏，史左信妻，婚後40日左信即入秦行賈，未幾歿于涼州，氏誓不改適，苦節40年。翼城馬氏，牛應龍妻，應龍商歿于秦，氏誓不再適。聞喜薛氏，張學優妻，夫貿易河南，遂歿于外，子佩秀甫四歲，氏擾之。翼城王氏，王鳴歧妻，夫服賈山東，因染時症亡，時氏年十九，比夫柩歸裏，氏哀痛不已，出殯前，自縊于靈前。夏縣樊雲煥妻王氏，夫貿易五年不返，客死於外，氏年二十二歲，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節二十九年卒。
晉商在選擇妻子的標準上，以賢德為首，目的是使他們能夠集中精力外出經商。如祁縣富商喬氏始祖喬貴發，當年在包頭經商發跡後，年已30多歲。他如果在包頭結婚很容易，包頭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選。但是他想：如果在包頭結婚後祖宗墳頭無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為好。其次，他考慮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個本分、賢慧的妻子幫他料理家務。喬貴發發跡後，恰巧有一個帶一小男孩的年輕程寡婦借住在他的舊居，原來此女年輕時曾與喬貴發有些戀情，借住喬氏舊居後便常去喬氏祖墳代為祭祀，算是對借住房的還報之意。喬貴發見到此女，心想若娶個千金小姐，不僅需雇人侍候，還擔心賺回錢來被她揮霍掉。如果娶了這個小寡婦，這些問題都不存在了。於是便決定與程氏結婚，結果富商娶了個小寡婦。可見喬貴發在婚姻問題上的講實際與精明之處。
當然，一般來説晉商中的富商大族，其婚姻也是考慮要門當戶對。如祁縣喬氏在成為富商大族後，其子弟多與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輩喬景僖妻曹氏為富商女，景儼委趙氏為太谷同知趙某女。映字輩喬映霄妻馬氏為富商女，喬映奎妻為大德恒票號掌櫃之妹，喬映輝續弦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璜妻馬氏為富商馬某女，喬映寰妻常氏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庚妻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經理閻維藩女，喬映南妻曹氏為太谷富商曹氏女。喬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喬是儀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儼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書法家趙鐵山等。
但是，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並不因為有了錢就美滿。如祁縣喬映霞原配程氏，難産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不久楊氏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主。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後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髁骨斷裂，終成跛腳。民國10年2月28日《民國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氏的婚姻內情：喬劉二人是1917年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曆）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之間的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並未嫁林，而是嫁給了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財産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産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産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産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産受著痛苦了！財産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産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財産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産，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産傳之子女”。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後，婚姻由於財富的關係，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五、民宅建築獨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我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儘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