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新著《江州義門》近期由《花城》雜誌推出

　　記者 何晶

　　“當我從不惑走向天命，我時常被一種類似記憶的東西吸引到某個方向。我甚至感到自己又悄悄潛回了某個地方。”湖南作家陳啟文説，這個地方就是“江州義門”。近日，《花城》雜誌推出了他的長篇小説《江州義門》。這是一部“義門陳氏”的家族史，從義門遠祖唐代陳伯宣起，到唐昭宗昭賜立義門，至元末陳友諒建立“大漢王朝”失敗止，陳啟文給讀者展示了江州義門陳氏五百多年的家族建立、興盛、最終幾近滅亡的歷史。

　　談及家族史的寫作，必不可少的一點是對於家族史資料的掌握。而對於“歷經無數變亂又遭遇多次迫害”的江州義門，想要找到一部比較完整的歷史根本不可能，對此陳啟文説自己“一方面只能在官修的史書中去尋找江州義門及其子孫的蛛絲馬跡，一方面要遍覽諸多不同版本的家乘譜牒，另外還有多次深入義門故地的踏勘考察”。這個過程持續了十年。這樣的前期準備無疑是艱辛的，但對於他來説，最困難的是“對各種國史、家史、野史、方志和稗志的甄別”，因為江州義門的歷史根本就難以説清楚。陳啟文告訴記者，自己在寫作中“一直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因為這篇小説“畢竟這關涉到許多人祖先的歷史，而且是很具體的祖先，數以千萬計的義門子孫，對各自的歷史都有不同的認知，或者説他們已經接受來某種既定的方式，而我的敘述可能改寫甚至顛覆了他們既定的認知”。

　　家族史寫作並不鮮見，“寫什麼”似乎已不再成其為一個問題，而“怎麼寫”成為了關鍵所在。當家族史的記憶遭遇到文學的表達時，如何敘述成為作家需要努力解決的問題。陳啟文説，“這是難度最大的一次寫作，也是最漫長的一次寫作。”其實，之前大量的家族史小説敘述無疑提供了一些範本，但在《江州義門》的寫作上，它們都不適用，“我一直找不到一種適合它的敘述方式，凡在別的題材上可以運用的敘述方式，你在江州義門根本做不到”。

　　最後，他選擇了這樣一種敘述方式的敘述，“在大歷史和小細節之間進行介於某種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插敘”。這種介於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插敘方式呈現的文本效果則是，這似乎不是一種典型意義上的小説，它似乎非虛構化了。小説發表後，不乏質疑的聲音：“這是小説嗎？小説可以這樣寫嗎？”但對於陳啟文來説，這恰恰是他得心應手的，“這種敘事方式比較適合我，努力成為一個寬闊的寫作者是我一直以來的追求，對各種文學體裁和題材我都有廣泛的涉獵，對於我，唯一的取捨是這個東西值不值得你去寫，而不是先給自己套上一個框框，我是寫小説的，寫散文的，寫什麼的，這只會讓一個寫作者越寫越狹窄。”

　　小説的寫作介於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或許也源自於陳啟文對田野調查和報告文學寫作的熱衷，“近年來我的田野調查和報告文學寫作，也讓我寫作的視野和駕馭各種體裁和題材的能力變得更加寬闊了，我是一個不願意待在書齋裏寫作的人，更願意走向大地，走向曠野”。陳啟文説，“《江州義門》的整個結構是敞開的，這讓我在保持必要的謹慎時也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敘事的曠達與自由，而對歷史文化的探尋最終變成了一種生命體驗，這讓我有了一種回到歷史現場、與那些古人進行溝通的可能。”

　　評論家雷達在盤點2011年中國長篇小説時，對《江州義門》有這樣一個評價：“從文化視角重新思考家族史。”家族史的寫作不僅是家族史的一種記憶，也是對歷史真實的探尋，更是對歷史文化之魂的重塑，作家的追求也正在此。

　　陳啟文對江州義門的探尋，一方面他尋求的是讓義門能夠長時間綿延的一種力量，“一種與信仰有關的力量———義”，更重要的，他探尋的是在這種信仰之上所建構的一系列制度，他稱其為“中國的或東方的古代烏托邦社會制度”。他有這樣一個觀點：“江州義門堪稱是中國中世紀家族史和社會史上的一大奇觀，它締造了一個‘飲食同味，食無別肴，衣襦同襲，家無私産’的家族社會，並把‘共有’和‘平權’作為一種制度予以立法性質的確立。這是中國第一個公有制社會形態。”但陳啟文認為，“對於我們民族內部産生的這樣一種真實地存在過的社會形態，國人似乎一直沒有正視。”《江州義門》的寫作，正是為了填補這樣一份空白。“對江州義門的正視，有助於我們重新發現一個民族的歷史，甚至可以讓世界重新發現我們這個古老民族，除了專制，除了獨裁，除了封建，除了王朝帝國，在這個民族內部還産生了另一種執著而堅韌的力量，還作出了對另外一種社會形態的艱辛探索與嘗試。這一個偉大的歷史事實已經被我們遺忘得太久了，它的歷史和社會意義決不亞於西方那些幻想家的偉大幻想，更不亞於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盛世，它應該成為我們對這個民族認知和闡釋的另一種遺産，也應該成為一個民族共同的記憶和財産。”這是陳啟文的用心，更是他的寫作初衷所在。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啟文説：“如果把《江州義門》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説史絕對是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