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熊，是漢代特有的文化現象。熊，在漢代經常以一種祥瑞形象出現，玉器、陶器、漆器、銅器、畫像石、金銀牌飾、博山爐和銅鏡上，都留下了許許多多生動可愛的熊的造型，足以編一本“漢熊寫真集”了。“熊足”已經成為文物考古的專有名詞。出現在陶倉、陶樽、銅樽、銅奩、漆奩、石硯上的各式各樣的熊足，林林總總，不下百種。

　　先祖圖騰

　　我所見到最早的、成熟的熊的藝術造型，應該是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三隻玉熊。2010年7月底，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考古中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所60年”成果展上，就展出了一隻婦好墓出土的玉熊。其造型簡潔，很好地把握了熊的重要特徵，嘴未張開，卻很突出，雙耳高聳，一副憨態可掬的卡通形象，十分可愛。婦好墓的三隻玉熊均呈蹲踞狀，這為後來漢代器物的熊足提供了一個典範。殷商琢玉工藝還處於早期階段，人們還不能將玉料隨意雕琢，只能以片、塊為輪廓來造型，而不追求細節的肖似，這本來是工藝的局限，然而也恰恰給這三隻玉熊以一個只求神似的大氣形象。

　　以熊為圖騰，源遠流長。玄鳥生商，商是以鳥為圖騰的。蜀王先名蠶叢，以首化蠶，蠶絲作蜀錦，氏民無定居，隨蠶叢遷徙。金蠶即成為蜀民的圖騰。至於龍成為上古文明時期許多東夷民族、神農民族的主圖騰，則經過一個民族融合和圖騰附麗的漫長複合過程。炎、黃二帝是中華民族的先祖，黃帝代表中原地區，傳説他都于新鄭，號稱有熊氏之墟，也就是黃帝的居所，黃帝則稱為有熊氏。

　　魯迅十分喜愛和推崇的《山海經》，據説為戰國時楚人所作，其中“中次九經”曾説：“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而冬啟夏閉，乃必有兵。”翻譯成白話是説，有一座高山，叫熊山。山上有很多洞穴，這是熊居住的地方，同時，也是神仙出沒之所，夏季的時候，這些洞穴大門敞開，冬季的時候，則洞門緊閉。如果冬季洞門大開，那就會出現兵亂兵禍，天下大亂。可見熊能通神，能決定人間禍福。雖然這只是個古代神話，但楚國的國君卻實實在在是黃帝的後裔。《史記楚世家》明確記載：“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楚的先祖為顓頊帝高陽氏，有熊氏黃帝之後。因此熊圖騰在楚族先祖中有著很高地位，族群的圖騰，往往成為族群首領的姓氏。楚王的名號，大多冠以熊字，荊楚自穴熊至考烈王熊元止，共46代君王，以熊為名的有29位，前後綿延千年。《左傳》載有楚成王戰敗吃熊掌赴死的故事，與楚人同宗的夏人，也有祖先化熊的傳説。可見楚人以熊為圖騰，由來已久。戰國立熊飛鳥屏風插坐是比較早的青銅熊形象(圖1)，熊的造型還不夠寫實和準確，當然，也可能是有意變形的藝術造型。立熊站立飛鳥之上，可以想見作者想像力之豐富和構思的奇詭，不禁使人想起後來的“馬踏飛燕”。我也收藏一隻與此造型相近的立熊燈(圖2)。漢人崇熊，有其歷史淵源和依據，體現的是中華文明的延續。

　　漢承楚風

　　“秦王掃六合”。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實行郡縣制，顯示了新興力量的自信和生機。但秦文化的強勢，卻未能打破楚文化的柔韌。秦二世而亡，固然是秦風雖烈卻難恒久的原因之一，但從根本上説，秦國在軍事上的驍勇善戰，摧城掠地，不等於在文化上也能一統天下。楚文化源遠流長，“四面楚聲”，正如魯迅先生所講的“漢興好楚聲”和“詩歌已息，民間多樂楚聲”。其實漢高祖劉邦本來就起于楚，他與丞相蕭何、曹參，絳侯周勃等均為沛人，自然習楚俗。而且劉邦本人就善作楚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本來就是楚聲。《漢書禮樂志》稱：“高祖樂楚歌，故房中樂楚聲也。”

　　既然漢承楚風，漢人崇熊也就理所當然了。從曾侯乙、馬王堆這些楚漢墓中，我們可以領略到楚風的浪漫情懷與寫實主義的高度結合，既幽怨婉轉、含蓄神秘，又熱情奔放、酣暢淋漓。我收藏有十多只銅熊鎮，每一隻都應該細細體味和評説。其中的兩隻毛熊，其寫實與細緻實在令人驚嘆。其造型、比例、動作都較為準確，雙耳聳立，挺胸而踞，體態肥碩，犟拙可愛，張口露齒，似乎在歡呼春天的到來。一隻熊前肢撓頭，搔首弄姿，一隻胸前抱一小熊，憐子情深，更顯俏皮。尤為使人驚嘆的是鬃毛刻劃細緻入微，毫毛畢現，足見塑者對生活觀察之細。

　　我還有一隻鎏金的坐熊，比這兩隻稍大。剛買來時，通身為銹所覆蓋，但我知道，鎏金器物除銹相對容易，如果鎏金層厚，銹就更好除了。將其放在我自製的除銹液中，三天后取出，稍加清理，果然金光燦燦(圖3)。但我又頗有些後悔，因為它少了許多斑駁陸離的滄桑感。漢鎮一般四隻一套，以鎮壓席腳，鎮腹中灌鉛，以期收到壓席的效果。為了不羈絆衣物，鎮體一般都呈半球狀，採取盤踞的姿勢，所以，熊鎮一般為坐熊，降低重心，以求其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