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個稱呼，一般認為，“大人”即是指位高權重之人，然而在中國古代，“大人”一詞的語義遠不局限於此。

　　最早對“大人”一詞做出考證的是宋代莊綽(參見《雞肋編》)。在考據學大興的清代，亦有諸多學者對“大人”的多種語義發生興趣，其中考證最為詳盡者當屬趙翼。其在《陔余叢考》一書中，依據詳實的正史資料，指出“大人”一詞的外延存在著不斷擴散的趨勢，或指貴為“人中之龍”的天子(如漢朝司馬相如《大人賦》所言)，或指官場之顯貴(主要是唐以前，但並非當面相呼)，或指父母、伯叔等長輩(在漢唐以降的正史中多所見及)。而“大人”一詞作為對有權位之人的當面尊稱，則肇始於元明，而氾濫于有清。

　　清人趙翼曾注意到，在中國古代經義之中，“大人”一詞源遠流長，且一般皆以“德位兼言”。換言之，對於“大人”而言，“位”與“德”二者不可或缺。在《周易》一書中，“大人”一詞頻頻出現，一般與“小人”“君子”對稱。與小人相對，言其“有德”；與君子相對，則言其“有位”。《莊子》曰“大人者，聖人不足以當之”，這是説聖人僅有“德”但無“勢”，不能稱其為大人，這與慎到所説“堯舜若無勢不能治”是同一個道理。孔子亦有“君子三畏”之説，即“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顯然，在孔子看來，“德位兼備”的大人是介於天命與聖人之間的。

　　那麼，何謂大人所應具備的“德”呢？儘管歷代士賢的解釋見仁見智，但一個共通的觀點認為：不能摒棄一己之私而胸圖天下、心慮萬世者，不能成其為大人。

　　孟子曰：“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雖説此處“大人”一詞主要是針對“權位”而言，但孟子在此明確表達了恥于做這種只在乎個人聲色之娛的“大人”，其所高揚的是“利人濟物”的為官之志。孟子“內聖而外王”的“大人”志向，為後世仁人志士所繼承和高揚。

　　自明以來，世俗之人漸漸忽略對大人“德行”方面的要求，而關於其“權位”的一面則愈來愈被彰顯。面對這一狀況，明末以來的一些文人曾試圖回歸“大人”的原旨，強調“大人”本應具備的“德性”。明末一心以天下為己任的顧炎武，批評當時“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時，便竭力主張應像“古之大人”，積極入世而胸懷天下，不應獨善其身，有負世人所望。在顧炎武看來，“古之大人”之德即在於“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日知錄》卷十七)。晚清魏源認為，“但明己性，無救於世”的人，“不可為大人，可為一職官，不可為天下官”。晚清儲大文認為，大人應具備“容物愛物”之德，他以宋代寇準、范仲淹、歐陽修三位賢相為例，論證“培護人才、薦延士類”即為大人“容物愛物”之本。在儲大文看來，“大人之德”的表現之一，即能做到不以一己之好惡，真誠提攜和愛護人才，其背後所隱含的還是“以天下為旨歸”的理想。

　　清末朱琦指出，一旦“身為大人”，就不應貪慕“謹厚、廉靜、退讓”等虛名。他目睹“近世所號為公卿之賢者”，要麼擔心因“作天下久遠之計”而招致眾人之怨，要麼擔心因進諫使君主畏忌而最終導致不能“久于其位”，於是作“謹厚、廉靜、退讓”等狀，如此既可“安坐無患”，又能確保美名。對此，朱氏認為，這些只圖虛名而並無事功的高官們，實際上不配被稱為大人。朱氏對“大人”所抱有的理想是：“經國家、安社稷”，應有剛毅不屈的氣節，能使君主有所畏忌；應有深遠的謀略和見識，能為天下百姓作久遠之計；至於個人身家，則無暇顧及。唯有達到上述要求，方堪稱“大人”(《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三，吏政)。清末馬福安專作《大人論》上下兩篇，論述大人之要義和旨歸。馬氏認為：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不是憑藉爵位而是依據德行，不以名而以實。在馬氏看來，大人之志“非一身一家之私計，而懷天下之圖；其事非茍且目前之為，而有百年萬世之慮。夫如是，乃為並三才、立人極之‘大人’，而非一鄉一國之士，並非服黼黻被袞冕徒竊高位以震燿世俗者”。

　　顯然，在古代士賢看來，“大人”是對為官者的高標準要求：他不獨具權位，且應具美德，首先應有胸懷天下、心慮百世的情懷，須有培護人才、薦延士類的雅量，還須有利人濟物、有救於世的事功。 陳兆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