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戰鬥在長城上。沙飛攝
毛澤東與斯諾。資料圖片
1936年7月13日,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長途跋涉後終於看到了“蒼翠山谷中的一片古老城墻”:“紅都”保安(今延安市誌丹縣)就在眼前。今天,保安城墻已毀於炮火,中共中央駐過的窯洞尚存。城北炮樓山下“保安革命舊址”,右起第四孔窯洞便是毛澤東故居。正是在這裡,他與斯諾多次長談。
“兩人最重要的一次談話發生在7月16日晚間,主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安革命舊址紀念館前館長白保榮在窯洞中還原當晚場景——
熄燈號吹過,斯諾如約而至。毛澤東擱下正在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筆,交叉雙腿,背倚窯壁在土炕上坐定。斯諾坐在他對面的方凳上。談話從晚9時許延續至次日淩晨兩點。
中國如何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條件有三:中國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世界結成反日統一戰線;目前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下受苦的被壓迫各國人民採取革命行動。
戰爭將打多久?最首要的決定因素,便是“中國人民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
最終,一言以蔽之:“全中國人民的動員和團結,統一戰線的建立,這就是中國共産黨從1932年以來所一直主張的。”
1932年至1936年,4年時間化作一個個坐標,繪成一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藍圖——
1933年1月,中國共産黨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紅軍準備在攜手抗日前提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協定。
1935年8月1日,中共代表團在共産國際大會上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籲“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4個多月後,在子長縣瓦窯堡,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確立中國共産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1936年6月9日,魯迅如是讚揚毛澤東“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
“《八一宣言》反映了中國社會矛盾正在轉化,由階級矛盾佔主導地位轉為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織;到了瓦窯堡會議,民族矛盾已經激化為主要矛盾。我黨適時調整了戰略重點,國內革命戰爭讓位於抗日戰爭。”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郝鳳年分析。
歷史總在選擇自己的轉捩點。於是,當在長征中淬火重生的紅軍立足保安,當抗日救亡的狂瀾再難遏制,中國共産黨于陜北窯洞中開啟了一段更加艱難而堅定的征程——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建立。
為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毛澤東向國民黨將領、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等親筆寫了數十封信。“不分黨派,團結禦辱”,言辭真摯,飽含期盼。
令瓦窯堡會議紀念館原館長王志厚印象深刻的是,為民族大義,共産黨甘願退讓犧牲:“1936年春,蔣介石逼迫東北軍‘剿共’。此時中共中央已與東北軍達成了聯合抗日協定。為了讓張學良對蔣介石有所交代,黨中央決定讓出條件相對較好的瓦窯堡,于6月遷往貧瘠偏遠的保安。”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第一時間電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計,與國民黨談判。
“殺蔣報仇”還是“聯蔣抗日”?如何化解一觸即發的內戰危機?15日,以周恩來為首的9人代表團從保安出發,奔赴西安。在代表團和東北軍方面的齊心努力下,談判終獲成功。25日,答應重啟國共合作的蔣介石被釋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釋放出砥柱中流的巨大能量,贏得了全國民眾和各派愛國政治力量的熱切凝望。
今年8月14日,“國際友人在延安”展覽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開幕。史沫特萊、尼姆 威爾斯……指著毛澤東在陜北接見過的諸多記者,紀念館館黨委書記、館長張建儒有感而發:“毛澤東曾對史沫特萊説過,‘共産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正因為此,看似弱小的中國共産黨才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心骨與中堅力量。”
(本報記者 王斯敏 張哲浩 楊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