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作品不應是文藝家個人感情的自然主義的宣泄，也不應是文藝家的顧影自憐。不管是否公開宣稱，文藝作品拿出來就是要給人看的，用它來影響人、感染人。那麼，文藝家的創作就不能不首先問一個為什麼人的問題。也許，這個問題在和平時期還不那麼突出，但在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它就尖銳地擺在了每個文藝家的面前。大型文獻紀錄片《大魯藝》，以宏大的視角和精心的製作，向我們展示了一段影響新中國文藝走向的歷史。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時刻，延安不僅成為位於西北的一個抗戰指揮中心，也成了未來新中國的民主試驗區。大批進步青年和文化人涌向延安。他們投身挽救民族危亡，追求民主進步，憧憬新中國，同時也要在這片火熱的土地上實現他們的文藝夢想。他們當中，不僅有初出茅廬的文藝青年，更有享有盛名的留洋歸來的藝術家、著作等身的文學家。一時間，在西北貧瘠的土地上，並不缺乏展示世界上那些偉大作品的舞臺。甚至在國民黨統治的文化中心地區都難得見到的大型經典作品都能在這裡上演。然而，高則高矣，卻脫離了實際，甚至違背了他們承擔民族救亡責任的初衷。安娜 卡列尼娜靈魂的顫慄，畢竟與抗戰的硝煙相去太遠。
民眾在懷疑，共産黨人在思考。深入敵後、深入民眾的文藝家也做出了他們的最初嘗試。
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的朱德總司令，以最直白的語言告訴文藝家們抗戰的軍民大眾需要什麼。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敏銳地捕捉到了時機，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討論延安文藝界面臨的尖銳問題。是討論而不是命令，是座談而不是批評指責。文藝家們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和主張，但因為他們自覺承擔了民族的責任和使命，所以，參與座談的人的心是相通的。戰地文藝的經驗和深入的理論探討，終於使大家達成了一個共識：我們的文藝是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的；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藝作品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然而，毛澤東所作的表述這些理念的文藝座談會的結論，遲遲到會議閉幕一年以後才正式發表。這足以説明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的嚴謹和審慎，而召開座談會和結論的産生過程，也顯示了開明和包容的胸襟。
難得的是，紀錄片不僅記錄了那個偉大的時代，而且使我們再一次領略了這段歷史親歷者同時也是歷史創造者的風采。當然，紀錄片首先要從紛繁的細節中理清歷史線索，高屋建瓴地復原歷史的邏輯，把握歷史的真實；但不使用恰當的形式，就沒有感染力，就不能達成編導者的意圖。為此，紀錄片調用了一切專業手段，把片子本身打造成了一部具有史詩品格的藝術精品。大量的實地拍攝，大量的當事人的訪談，不僅增強了片子的真實感，也具有搶救意義。在座談會已經過去70年時完成的這部歷史紀錄，達到了難以複製的里程碑式的高度。
誠如當年郭沫若、茅盾所評論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經有權”，所謂“經”，是説其中包含了不少帶有普遍意義的美學原理；所謂“權”，是指它也帶有時代環境要求提出的有針對性的意見。然而，今天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在發展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時候，其中的許多原則對我們仍然有著啟示乃至指導意義。要而言之，我以為，其一，是文藝家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其二，是文藝作品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文藝作品是要影響塑造人的靈魂的，而要擔當社會責任，文藝家首先需要有靈魂。沒有靈魂，沒有人文關懷的文藝家，無異於垃圾製造者，終將成為歷史的棄兒。而沒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的文藝家，也將會在世界民族文化的光譜中暗淡、消失。
從延安走來的文藝家隊伍，是民族革命、民主革命隊伍之一翼。他們的吶喊催生了新的中國。如今，弘揚“大魯藝”精神，執其經，用其權，建設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民族的文化，人民對文藝家深有期待。（毛佩琦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