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腔”裏做出大學問——記語言學家李如龍

　　從“土腔”裏做出大學問

　　——記語言學家李如龍

　　學人小傳

　　李如龍，1936年生，福建南安人。語言學家。1958年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教于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暨南大學，2006年在廈大中文系退休。曾任福建省語言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方言與音韻論集》《方言學應用研究文集》《漢語方言學》《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漢語特徵研究》《福建方言與文化》《漢語地名學論綱》《閩方言文存》及《薪火相傳》《李光前傳》等。

　　在漢語方言研究這條道路上，廈門大學教授李如龍已經跋涉了整整70年。

　　“我是東南丘陵地的小苗，複雜多樣的方言就像濕潤肥沃的土地，只要根系發達，便能獲得豐富營養，長成大樹。方言是漢語語言學取之不竭的寶藏。在這片土地上研究方言，我從來沒有後悔過。”如今，年近九旬的李如龍還在滿腔熱忱地為他鍾愛的語言學事業奔走呼喊。

　　學術啟蒙

　　方言如此奇妙

　　1953年，17歲的李如龍考入廈門大學中文系。班上同學來自東南多省，不僅上海話、徽州話讓他感到陌生，就連本省的福州話、莆田話，他也聽不懂。李如龍是福建南安人，1951年到泉州讀書時，曾因説話帶“土腔”而被嘲笑。到了大學，方言分歧更加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李如龍讀到羅常培先生1926年來廈大教書時寫的《廈門音係》，才知道鄉間的土話竟然那麼值得研究。

　　20世紀50年代，全國都在大力推廣普通話、推行簡化字和《中文拼音方案》，《人民日報》還連載了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在廈門大學，黃典誠老師又把語言學概論、方言學、音韻學課程講得精彩紛呈。為什麼“女人”這個很基本的概念，福建各地會有諸娘、阿娘、嬸娘、查某、做母、婦娘、妹子這麼多不同的説法？為什麼全省各地毫無例外都管紅薯叫“番薯”？為什麼有些地方稱“母”為“姐”，稱“父”為“哥”，有的地方卻稱“女婿”為“姐夫”，稱“侄”為“孫”？李如龍逐漸體會到，漢語方言如此奇妙。1955年，黃典誠老師建議李如龍研究清代南安人黃謙編纂的《匯音妙悟》，以《上古漢語語音擬測》為題寫畢業論文。這成了李如龍走向漢語語言學道路的起點。

　　1956年，為了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範化，高教部和教育部組織學者在全國開展漢語方言普查。福建省教育廳要求廈大和福建師院成立“福建省漢語方言調查指導組”，師院負責調查閩東、閩北方言，廈大負責閩南、閩西，李如龍也參與其中。在普查過程中，著名語言學家、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李榮先生曾經來廈門大學指導方言調查工作，他對參加調查的年輕人説，方言調查應該從母語或身邊的方言開始，認真地聽音、記音、整理音係，考察連讀音變，弄清楚語音、詞彙、語法之間的關聯，就定能得到語言學的全面訓練。

　　1958年，李如龍畢業留校任教。1960年，福建省教育廳成立“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組”，調集了十幾個人在廈大集中工作。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陳章太和張盛裕前來支援，教育廳還抽調了福建師院的潘茂鼎、梁玉璋和建甌一中的潘渭水，此外還有幾位中小學老師協助整理資料。潘茂鼎、李如龍是編寫組負責人，黃典誠做業務指導。編寫組以普查材料為基礎，在黃典誠的具體指導下開展緊張的工作，用兩年時間編成《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編寫組”完成使命，黃典誠、李如龍負責整理書稿，此書于1962年秋由廈門大學印刷廠鉛印成“討論稿”內部發行。

　　這次調查對了解福建方言意義重大。此前，因為調查比較做得不夠，語言學界把福建方言分為閩南、閩北兩種，分別以廈門話、福州話作代表。因為有了這次普查，編寫組經過討論，吸收黃典誠先生對建甌方言、莆田方言的研究成果，把福建省內的方言分成“閩海”“閩中”“閩客”3群，下分閩東、莆仙、閩南，閩北(建甌)、閩中(永安)，閩北客(邵武，後來改為閩贛)、閩西客(長汀)7區。

　　1963年夏，“福建方言學術研討會”在廈門舉行。與會者除了《概況》編寫組成員和省內參加過方言調查的青年教師，還邀請了黃家教、詹伯慧、施文濤、許寶華、王福堂等國內其他高校講授方言課的老師，以及洪心衡、余心樂等熟悉閩、贛方言的老先生。30多人經過5天認真討論，大致認同3群7區的意見。這種分區修正了以前把閩方言分為閩北(福州)和閩南(廈門)的簡單做法，至今仍被認可。

　　1964年，李如龍和潘茂鼎專程到北京，向語言所的呂叔湘、丁聲樹、李榮先生請教《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應該如何修訂，也訪問了王力、袁家驊、胡明揚、周有光等語言學家。李榮先生用四個上午和他們詳談了自己的修改意見。

　　回顧這十年的學術經歷，李如龍自稱為“學術啟蒙期”。因為有羅常培著作的指引、黃典誠的指導和李榮的指點，讓他在語言學研究的道路上打下了良好基礎。

　　碩果纍纍

　　從詞彙語法透視方言

　　1971年，李如龍被下放到農村，因表現出色，一段時間之後，縣委想留他在當地工作，但李如龍不願放棄語言學專業。此時，福建師院改為師範大學，邀請他加盟，1973年年底，他匆忙搬家到福州，在福建師大開始研究多彩的閩東、閩北方言。

　　在福建師大的20年，只要沒有課，他就如饑似渴地到閩北、閩東，一個一個縣調查方言，像大田、尤溪、浦城、泰寧、福鼎、寧德，都去過幾次。有幾年冬天，直到聽到窗外的鞭炮聲，他才想起快過年了，該回家了。

　　改革開放後，學術界的陣陣春風給李如龍莫大的鼓舞。為擴大方言研究隊伍，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委託福建語言學會在建甌舉辦方言研究班，方言學元老吳宗濟講開場白，黃典誠講音韻學並做班主任，李如龍講調查方法，黃家教、許寶華、王福堂各講一課。研究班配有能講建甌話、福州話和廈門話的發音人，學員們每天上午上課、下午記音，幹勁很大，經常冒著酷暑幹到深夜，有的還抓緊時間記自己的方音，請求專家校訂。李如龍他們用兩個月時間為20個省市訓練了50名從事方言調查的青年教師。這就是頗有名氣的“建甌班”。課程結束時，大家一起坐著汽車到南平火車站，一路歌聲不斷，依依惜別。

　　隨著實踐經驗不斷豐富，對於學界已有的一些結論，李如龍漸漸有了自己的觀點。比如，有一種説法認為，漢語方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彙、語法差異往往不是十分顯著，因此很長時間以來方言學著重于研究語音。在大學學説各種方言時，李如龍就發現，不同方言的常用詞就常有差異。在參加方言調查、編寫《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時，他多次選取閩方言的常用詞編印詞彙調查表，反覆琢磨各方言詞彙的差異。在吳、閩方言中，“湯”既指湯，也指熱水；“山”“嶺”詞義相近，普通話多用“山”，閩西客家方言長汀話更常用“嶺”；普通話多説“站”，東南方言多説“徛”，吳方言多説“立”；“何如”“未曾”“見笑”“幾多”這些詞，在普通話中是古色古香的書面語詞，而在閩方言的福州話、莆田話、廈門話、建甌話中都是十分地道的通俗口語……1982年他在《語文研究》發表《論漢語方言的詞彙差異》，通過豐富的例證，提出漢語方言詞彙存在五類差異：源流差異、意義差異、構詞差異、價值差異(指派生能力、組合能力和使用頻度)和音變差異，還指出方言詞彙差異的五種類型：對立型、對應型、交叉型、並用型、補充型。後來，此文被翻譯成俄語，在蘇聯《國外語言學新天地》的《中國語言學專輯》(第22卷，1989)中與王力、呂叔湘、黎錦熙、李榮、朱德熙等名家的文章同時刊出。

　　受老師黃典誠的影響，李如龍在研究閩方言時很喜歡“考本字”。他體會到，語音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意義是思維的內核和交際的目的，詞彙是思維和交際的內憑藉。語音學和音韻學對方言研究固然重要，但不重視詞彙也不行。到福州十幾年，難懂的福州話還沒學到家，李如龍邀請同事一起編福州話詞典，自己借這個機會把這種很難的方言學好。1994年，他們合作編纂的《福州方言詞典》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來，李如龍聽説中國社科院語言所在編方言詞典，閩方言只有福州、廈門兩種，就壯著膽向李榮先生建議，應該增編一本建甌方言詞典。1998年，他與潘渭水合作編纂的《建甌方言詞典》出版。

　　編方言詞典不容易，但李如龍很受用。編過詞典，他對詞語的義項和連讀音變有了更透徹的理解。編過不同的方言詞典，李如龍還發現了方言的特徵詞。以往，許多學者主張以方言的語音特徵作為區分不同方言的主要標準，比如有沒有入聲，聲母分不分n、l。李如龍認為，方言的詞彙特徵應該和語音特徵一樣受到重視。1999年，他在中國語言學會年會上發表了《論漢語方言的特徵詞》一文。而後他又組織同行和學生一起考察方言特徵詞，他主編的《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2001年在廈大出版社出版。方言特徵詞的研究從此受到學界的重視和響應，後來涌現出不少同類著作，特徵詞也成為劃分方言的標準之一。

　　漢語的詞彙和語法有緊密關聯。李如龍對“漢語方言之間語法差異不大”的説法早有質疑，1986年就發表了《閩南方言的有和無》。參編了兩本方言詞典後，他對方言間的一些語法差異有了更多認識。1993年盛夏，他和潘悟雲等幾位以東南方言為母語的中年語言學家聚在復旦大學，商討組織一個小分隊，用同樣的主題和例句做比較，看看東南方言語法有多大差異。這個小分隊開了十次會，出版了《動詞的體》《動詞謂語句》等六本論文集，推動了方言語法研究的興起。李如龍還提出，應該拿古今漢語和南北方言的詞彙進行縱橫兩向比較研究，從整體上認識漢語詞彙的特徵，形成自己的理論。他先後發表幾篇論文討論“詞彙衍生的方式及其流變”，考察“詞彙系統在競爭中發展”以及“口語詞與書面語詞的差異”等問題。

　　從語音到詞彙、語法，從方言到漢語史，這是李如龍學術道路的深化發展。共同語因為有了“差異”才形成方言。研究方言一定要重視比較，包括縱橫兩向、內外兩域、理論和應用兩界，比較研究是方言學的生命線。李如龍的學生都很熟悉他的“十字”理論：深入、多視角地研究方言，其成果不但可以為漢語史所用，還可以了解歷史文化，為人文社科其他領域所用。走出閩方言，關注各種漢語方言；從方言研究出發，兼及音韻學、地名學、歷史文化和應用研究。人們從中不難看到他勇於創新的研究風格。

　　1987年李如龍在福建師大開始招收碩士生，頭兩屆是三位以客贛方言為母語的學生萬波、邵宜、練春招。這幾個學生經過基本訓練後，很快開始全面調查客贛方言。李如龍選取34個方言點、1320個單字和1120條詞語，多次分頭帶領他們到實地調查，用三年時間完成了全部記音，1992年出版了《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此書在剛興起的客贛方言研究熱潮中很受歡迎，被廣泛引用。因未重印，多年後還常有年輕學者來信求書。

　　後來，李如龍又招收了莊初升和嚴修鴻兩位碩士研究生，騎著自行車帶他們到窮鄉僻壤調查閩、客雙方言帶和方言島，把他們的畢業論文和調查報告合編成《福建雙方言研究》一書。李如龍在福建師大指導的這5名碩士生很快都成了方言研究的名將，被譽為“第一方面軍”。

　　從1992年至今，李如龍與學生合作完成的專著有14本之多，還合作撰寫了多篇論文。他從中體會到了教學相長、薪火相傳的樂趣，常對人説，當老師，我從來不後悔。

　　李如龍1993年調入暨南大學任教。結合這所華僑學府僑生相對較多的特點，在暨大的5年間，他除了組織學生調查粵西客家方言外，還和學生一起調查東南亞的閩、客方言，舉辦小型東南亞華人語言國際研討會。可以看出，凡是與漢語方言有關的現象李如龍都有興趣一探究竟。他在廣州工作的5年間有許多新的發現和探討。

　　黃典誠1993年病逝，為了支援老師創立的廈門大學語言學博士點，1998年李如龍回到廈大任教。一回到廈大，他就爭取建立了語言學專業，引進人才，請海內外知名專家來講學，還開展“臺灣語文工作”追蹤研究。此外，廈大多次承辦全國性的語言學講習班、學術研討會，2005年還舉辦了規模宏大的第38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年會。這一系列活動，不僅大大提升了廈大語言學的建設和研究水準，也推動了我國語言學的發展。

　　壯心不已

　　求索漢語特徵

　　從回廈大到退休進養老院這20多年，李如龍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總結和探索。

　　在世紀之交，許多學科都在認真總結百年經驗、熱情地展望未來。李如龍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幾篇文章，肯定了中西學術的融合使中國傳統音韻學發展成歷史語音學(以語音學為基礎的音韻學)，方言學得到大發展，成為現代中國語言學最有成績的學科。他在《百年中國語言學的兩度轉型》一文中指出，百年中國語言學最寶貴的經驗就是“我們應該堅持不懈地追尋漢語的特徵，按照漢語的特徵去研究漢語，總結漢語的理論，也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語言文字問題”。

　　什麼是漢語的特徵呢？“漢語和漢字結下數千年的不解之緣，漢字又是獨具一格的文字體系，不僅是漢語的記錄，而且對漢語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考察字的形音義和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之間的關係，我們對漢字的音義的系統和漢語的結構系統、對漢字演變規律及漢語的發展規律才能獲得深刻的認識，抓住漢語和漢字的關係，便是抓住漢語的最根本、最顯著的特徵”；漢字使漢語形成了“書口並茂、古今交融、通方共榮的特殊風格，開闢了漢語發展的廣闊道路”，這就是漢字長壽的基因；“漢字已經植根于漢語，這就是中文拼音化不能成功的內部原因”。這些認識，成了李如龍晚年不斷探索的持久動力。

　　新世紀一開始，李如龍兼任中國傳媒大學語言學系名譽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招收語言教育方向的博士生，還在廈大海外教育學院做了很多事。這個時期，隨著孔子學院的發展，對外漢語教學也面臨著新挑戰。李如龍和學生一起調查研究，寫了《略論對外漢語詞彙教學的兩個原則》《對外漢語教學應以詞彙教學為中心》，自己也寫了不少文章，提倡“基本字的集中教學法”，探討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以及如何體現漢語的特點。這些有新意的文章都收在當年出版的《漢語特徵與國際漢語教育》中，這是他晚年探索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成果。

　　廈大中文系的朋友們最了解李如龍一生視學術如生命，如今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心心唸唸的“漢語特徵”。2024年6月，他們精心準備，舉辦了“漢語特徵的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不料竟有一百多人報名參會，數位著名學者遠道而來，討論熱烈。2025年也有人接手辦會了，對於這位“望九”之年的老人來説，這是多大的鼓舞哇！

　　李如龍決定拿出積蓄，在廈大中文系設立“漢語特徵研究出版基金”，組織編委會，委託廈門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關於漢語特徵研究的文庫，包括今後的“漢語特徵”研討會的論文集和研究漢語特徵的優秀專著。他認為，此類課題自己還研究得很不夠，尚待深入，希望更多同人共同努力。最近，在和一些朋友交談時他就提到了不少題目。例如，漢字有語言功能嗎？漢語和漢字的矛盾與和諧跟漢語史的關係有多深？語音史上“字音”怎樣演變為“詞音”？語流音變有多少種類型，對於漢語的發展影響有多大？“文白異讀”的性質是什麼？漢語詞彙是怎樣走出單音“孤立語”困境的？“語法化”何時發生，有哪些途徑？語法和修辭的關係如何？漢字還要不要改革，要不要為現代漢字劃定範圍？對已經興起的“字母詞”和“夾用拼音”應如何評價？為何漢語的書面語和口頭語有那麼大差異，二者又如何轉化？漢語的通用語和方言的關係史有什麼特點？有些重要方言要不要採取些保護措施？

　　《漢語特徵研究》(2018年)、《福建方言與文化》(2022年)、《漢語地名學論綱》(2023年)、《薪火相傳》(2023年)、《閩方言文存》(2024年)、《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修訂本)》(2024年)……走過半個多世紀的艱難道路，已經到了耄耋之年的李如龍還在反思和探索，還在拼搏與呼喊，希望同行們能深耕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讓它長出體現燦爛本色的花果，挺立在世界語言學園林之中。

　　(作者：劉海燕，係中國傳媒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