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恐怕是北京市最簡陋的一所“大學”了。
這所被稱為“工人大學”的學校,隱藏在繁華鬧市數十公里外的平谷區張辛莊小學裏。雜草和學生種的蔥點綴著這十幾畝的廢棄校園,操場的水泥地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籃球架。村裏廣播中的流行歌曲,常常不合時宜地飄進正在上課的教室。
低矮屋子裏坐著的19名同學,是學校的全部學生。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打工者。除了1名大專畢業生和4名高中生外,其餘人只有初中和小學的學歷。
在為期6個月的時間裏,這些“工人大學生”,不僅要學習電腦維修和軟體使用等知識,還要學習包括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説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文化課程。截至目前,工人大學已培養200余名學員。
“學校通過每天的課程、勞動、分享,讓工友們看到更多可能性,看到更廣闊的世界,有尊嚴地活著。”工人大學的創辦者孫恒告訴中國青年報社記者,“同時希望學員能把公益精神發揚光大。”
他們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只有選擇逃避
村裏的廣播在6:50分準時響起。校園生活從此開始。半個小時的晨跑結束後,就是一天的課程。
4月10日的第一堂課,由孫恒講“社會資源”。黑板上寫滿礦、樹林、水等各種物質資源。臨近尾聲,他轉身寫下兩個大字:思想。
“什麼是思想?什麼是精神?人和人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區別就在於思想。”孫恒緩緩地説,“現在是一個精神信仰缺失的時代,所以你要問問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人麼?”
不過,學員對此並無太多反應,有幾個學員只是點點頭。
孫恒給學員提出的,是一個頗讓人尷尬的問題。
學者呂途對此深有感觸。她訪談過上百名打工者,也在兩家工廠體驗過。她發現,孫恒提出的問題,不少打工者甚至都沒有概念。打工者往往把大量的休息時間,用在遊戲、煲電話粥上。
“現代社會看起來好像給了新生代打工者更多的自由,但他們只有從這個工廠到那個工廠的自由,他們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可是人總得要過啊,於是就只有選擇逃避痛苦。”呂途説,“不是大家不去想,而是社會不給他們機會。”她把自己訪談的內容,整理成了一本書,名字就叫《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
呂途是孫恒的妻子,也是工人大學一名研究者。她把講述打工者歷史的課程帶進教室,並鼓勵大家寫下打工過程中的感受。
大小各異的紙片呈上來,幾乎全是苦悶。
“上學的時候教科書總是説,中國工人農民最光榮,步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現實總是説農民工、外來務工人員是弱勢群體。光榮的工人怎麼會淪落到弱勢群體?”一位同學寫道。
孫恒也有如此苦悶。1998年,23歲的孫恒辭去河南一所中學的音樂老師教職,帶著吉他,卷上鋪蓋,坐著農民工專列到北京闖蕩。
他做過推銷員,當過搬運工、送水工。當他鼓起勇氣,到唱片公司推銷自己的歌曲時,遭到嘲笑。後來,他就四處流浪,以唱歌為生。在行走中,這名“打工歌手”漸漸明白了現實的殘酷。
這正是孫恒創辦工人大學的起點。他將中國龐大的打工者群體,稱為“新工人”。他“希望搭建一個文化教育平臺”,讓新工人在平臺上能清醒認識到自身的價值。
“大家對這個稱呼特別喜歡,過去成為工人是一種夢想,加了一個新之後,帶了過去美好的東西,又代表在新時代,要創造新的東西。”呂途説,“‘農民工’給人一種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覺。”
2010年,富士康發生14連跳事件,對孫恒觸動很大。他演講時,總是喜歡在幻燈片裏放上一張跳樓事件發生後,工廠在職工宿舍樓外加防跳網的照片。
“問題發生後,人們總是從外部尋求補救措施,甚至求神拜佛,卻沒有人關心工人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孫恒語氣中帶著憤怒。
為了讓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設置課程時,孫恒有意增加了關於共和國歷史和打工者歷史的內容,還包括介紹團結經濟工人合作社的課程。
除此之外,工人大學的招生簡章裏,“師資力量”一欄已經列出了一串長長的名單,除了孫恒和呂途教授的課程外,中國鄉村建設規劃院院長李昌平,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劉忱,以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鴻在內的專家學者,也會偶爾來到這所看起來荒涼的校園。
改變不利現實,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識到
4月的一個早上,教室裏有些昏暗,陽光還沒有照進來。學員們已早早坐在教室,等候講師的到來。
這堂課的講師,是北京大學一名志願者。他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帶進課堂,試圖讓這些工人明白什麼是商品、貨幣、價值、可變資本。
一系列複雜的概念讓學生們不知所措。但當志願者提問“老闆會用什麼方式讓你們多幹活”時,課堂一下子活躍起來。
“把工作時間定得很長”,“生産線上不讓説話”,“把基本工資壓得很低,讓你不得不加班”……學生們開始分享自己的打工經歷。
志願者很快在凸凹不平的黑板上畫了一個圖。“加班看似多給你工資,但是你還創造出更多的價值,所以工資等於沒變。”他解釋道。
像這樣的“啟蒙課”還有很多。
在工人大學畢業一年以後,黃林峰仍然能記得呂途在上課時講過的親身經歷。
那時她在一家臺資工廠體驗工作,勞務派遣公司的人從來沒有做過自我介紹,“隨便是誰都可以吆喝我們”。到了車間以後,“車間主任挑人的時候,感覺自己像是集市上的商品,讓別人看看新鮮不新鮮,形狀合適不合適”,“工具只要能用就可以,只需要知道品種,沒有具體的名字”。
“這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世界。”呂途總結。
黃林峰深受啟發。“以前在工廠裏邊管理者總是不喊我的名字,我都習以為常了,現在呂途老師説了,這是對我故意的貶低。”他説。
畢業回到深圳後,黃林峰再次成為流水線上的工人。
這是一個他曾經無比厭惡的地方。“感覺自己不像個人,沒有自己的思想,想和旁邊的人説説話,都不允許”。除了機械的手部動作,他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在心裏唱歌給自己聽。
但現在,他不一樣了。
2014年年底,黃林峰希望辭去工廠工作回家休息一段時間。按照慣例,他首先需要車間主管開出辭工單,才可以辦理後續手續。當時正值年底用人緊張之時,辭工單被主管扣著不發。
“在工人大學那裏我才知道,辭工單可以自己寫。工廠説沒有收到辭工單,我就用快遞寄給他。”他回憶道。
於是,他就越過車間主管,自己寫好辭職單並用快遞發給公司有關部門,順利辭職。
車間主管很生氣,“都像你這樣工廠還怎麼開”?但黃林峰想著要把這個點子告訴更多工友。
“現在的打工者普遍面臨的問題是,家鄉已經很難回去,待在城市裏又必須不斷地打工,很痛苦。”站在工人大學破敗的教室外面,孫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是一個不利的現實,但改變它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識到,如果自身都不覺得有問題,就只能一直忍受下去。”
行動才是最有力的武器
上午將近3個小時的講授後,孫恒決定做一場測試,“看看大家會不會發現問題,並利用手頭的資源解決問題”。
19個人的班級被分為兩個小組,要求找出校園記憶體在的一個問題,並解決它。
其中一組把目光鎖定在廚房門前的泔水桶和滿地的垃圾上,他們找來鐵锨和掃帚,開始清掃。另一組的同學則著手整理雜亂不堪的圖書室。
“你們做的這些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兒,但是要記住,行動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一個小時的測試結束,孫恒總結道,“我們現在只是改變一個小的世界,但大的世界不就是無數個小的環境組成的嗎?”
在工人大學,小的改變一直在發生。
盤成芬是第一期畢業生。出生於1986年的他剛滿18歲就到深圳打工,夢想著工作15年,交齊社保後留在這座城市。
這個來自湖南永州的小夥子“總是覺得工廠不好”,換了許多工作,仍看不到出路。2009年,他被工廠辭退,再沒找到其他工作。夢想破滅了。他想回到家鄉,但家鄉的房子倒了,只好在城市裏待著,“看有什麼機會”。就在這時,他看到了工人大學的宣傳,決定北上學習。
在這裡,他聽到了孫恒創作的歌曲《打工打工最光榮》。歌中唱到:“我們是新時代的勞動者,我們是新天地的開拓者,手挽起手來肩並著肩,頂天立地做人……”
“以前我一直很自卑,拼命想反抗卻不知道怎麼辦。”盤成芬説,“後來我明白,高樓是我修的,這條路也是我修的。即使老闆不給我工資,我也知道城市裏有我創造的價值。”
除此之外,他還在工人大學接觸到全國各地服務工友的機構、志願者,“有時候很開心,有時候想哭”。
在呂途講授的“社區調查方法”課上,盤成芬第一次知道工人的生活可以用一些方法記錄下來,傳遞下去。“整個人好像展開了一樣,以前是個只會幹活的人,現在會思考,不只思考自己,還思考整個工人群體是怎麼樣的。”盤成芬説。
23歲的黃林峰,在聽了社區調查的課程後,奔赴佛山,調查當地留守兒童現狀。“以前覺得父母出去打工,孩子留在家很正常啊,現在才知道原來留守兒童也有很多心理問題需要解決。”出生在江西贛州的黃林峰告訴記者。
“現在的工人群體面臨很多問題,我們往往首先想到希望國家和社會作出改變,但每一個個體都是有選擇的,你應該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人。”呂途説,“沒有個體的覺醒就沒有群體的覺醒。如果更多人去實踐和創造的話,可能從底層有一種反作用。”
[ 責任編輯:郭碧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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