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溢彩流光的寬闊街道，宛若公園的住宅小區……毋庸置疑，中國的城市正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城市美了，市民的生活品質也越來越高。然而，在繁華都市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一群人———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真實生活狀況。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分赴沿海發達省份部分城市，對此做了專門調查採訪。調查發現，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不容樂觀，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窘迫，僅有的收入只能維持溫飽，他們常常為看不起病而犯愁，高樓大廈更是“黃粱一夢”。而政府現有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也是杯水車薪。
場景一：天津市河西區秀峰裏社區
時間：2009年8月13日上午
主題：下崗失業靠打工勉強度日，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當記者來到了天津市河西區小海地居住區的秀峰裏小區，由於天氣炎熱，小區內有很多居民三五成群在蔭涼處下棋、聊天。
喬洪傑，今年49歲，是一名下崗失業人員，原是天津市棉紡二廠的職工，妻子馬淑萍49歲，是天津市棉紡四廠的職工，現在夫妻雙下崗。他平時在天津財經大學打工，在澡堂子做清潔工，一個月360元；兒子在超市打工，一個月900元。妻子1990年代失業時不到40歲，當時拿了4900元就被廠裏“一腳踢”了，現有病不能工作。
記者在喬洪傑家見到，一家三口擠在20多平方米的破房子裏，廚房當成20多歲的兒子臥室，兩平方米的涼臺成了灶臺。民政部門每月給他458元住房補貼。家裏沒有什麼值錢的傢具，惟一一台舊空調還是工友送的，年久失修，漏水不能用。
現在他主要靠夫妻雙方的哥哥、姐姐幫一點，不然生活過不下去。他説：“像我這樣還有收入的，比起吃低保的困難戶還要好一些。”
今年50歲的張順起，在天津市自行車廠安置辦工作，每天就和下崗職工打交道。據他介紹，廠子沒有效益，工人們都沒有醫保，拿著看病的條子到廠裏來也沒法報銷，所以工人下崗後什麼都沒有。
華延友原來在天津市河西區同樂食品廠幹裝卸工，1994年時因工傷損傷了頸椎，由於當時廠裏怕出工傷會影響全廠的獎金，於是廠裏沒有報工傷，而是把他送到了醫院治療，後來廠裏拿不出錢，他只能回家養病。企業改制時，廠裏給他補償了7000元就不再管了，現在他什麼保障都沒有。由於頸椎的傷勢嚴重，他已經失去了勞動能力。全家就靠著妻子開間小理髮店，一個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強度日。
張茹(秀峰裏小區居委會主任)：小區居民共有2200多戶，其中843人沒有工作，78人殘疾，80來戶享受低保。我們這裡是天津市低收入群體主要聚居區，小海地居住區大約有15萬人，他們大都是低收入家庭。
董順榮(國家統計局天津調查總隊總隊長)：目前，60%的人低於1.9萬元的天津城市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標準。現在，天津市仍有17萬戶居民的每人平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他們靠吃低保來維持生計。2009年天津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為430元。
場景二：上海市閘北區交通社區
時間：2009年8月19日
主題：生活難上難，只能住在棚戶區
一大片棚戶區大部分是兩三層的居民樓，已有40多年的歷史，十分破舊，屋檐用石棉瓦搭建，上面壓著磚頭瓦塊。住戶門前或巷道裏搭建了大量的違章建築。如果發生火災，消防車註定是進不來的。而與社區一路之隔的是“城上城”高檔社區，高聳的樓房十分鮮亮。高樓大廈下，棚戶區顯得格外低矮、難堪。
范浩然的家住在一樓，十分潮濕，有一股明顯的霉味。36攝氏度的高溫，天氣悶熱，而他的家裏只有一台電風扇在轉動。臥室裏有一張大床，是范浩然睡的。床的旁邊，兩張凳子撐起一塊小小的木板，這就是他媽媽的“床”。范浩然説，冬天媽媽和他就擠在大床上。屋子裏惟一顯得較新的就是一副拐杖和一架輪椅。在飯桌上，擺著三個盤子，這是媽媽在打工的公司裏捎回來吃的飯菜。
范浩然今年22歲，8歲時，父親去世。2006年他患上了強直性脊柱炎，需要人工置換髖關節，家裏拿不出錢給他治病，結果他在床上躺了近3年。去年，在上海市民幫扶資金會出資8萬元的幫扶下，范浩然成功做了手術，服務中心還補助了1萬元用於營養補貼，現在他已經能站起來了。
媽媽李繼梅説，現在家庭收入有三方面，一是每個月1000元的退休金，二是政府補助給范浩然的520元重殘無業補貼，三是她在上海貝爾公司做清潔工，一個月有1000元工資，合計2500多元。而家裏每月的生活開銷主要有四方面，一是500元的租房費，二是500元的藥費，三是100多元的電、水、煤氣費，四是800元左右的飯費。算下來，收入和支出差不多，攢不下什麼錢。
李繼梅説，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住房，這裡聽説快要拆遷了，他們就沒有地方可去了。“儘管房子是差的，但如果換地方，房租就沒有這麼便宜！這樣的話，吃飯都難了！”
侍道芳(居委會民政幹部)：在交通社區，2200多戶中有177戶在享受低保。像范浩然這樣因病致貧的家庭，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區大多是因為年齡大找不到工作的，有的是雙失業，還有因病致貧、失業的。
李小露(上海市閘北區民政局社會救助事務中心工作人員)：截至2009年7月，閘北區享受低保的人口有2.6萬多人，佔全區72萬戶籍人口的3.6%。低保邊緣戶的人數是低保戶總數的3倍，有各種低收入的人群，經濟條件都非常差。
場景三：溫州市職業介紹指導服務中心
時間：2009年8月22日下午
主題：外來務工人員在溫州艱難討生活
8月22日下午，記者來到了溫州市勞動保障局職業介紹指導服務中心的一樓大廳，只見大廳內熙熙攘攘，外來務工人員三五成群，或坐或站，一邊閒聊一邊等待僱主。記者隨後隨即採訪了幾位尋找工作的外來務工人員。
王偉來自湖北省荊州市，今年40歲，原來在荊州市的一家棉紡廠工作了十幾年，1994年時企業不景氣他被辭退，下崗後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為生。一個月前他一個人來到溫州。
來到溫州後才發現這裡的大公司很少，都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廠，每個企業基本上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工廠環境也很差，炎熱天氣裏車間溫度特別高。住宿條件也比較差，一個大房間裏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間也有8個人，房間裏就是光板床，褥子、涼蓆都要自帶，連電風扇都沒有。他也曾經問過企業是否能提供醫保、社保什麼的，但是面試的企業除了告知工作時間、住宿、加班等，對保障基本閉口不談。
王偉説，他本來還懷著找個好工作的想法，結果一個月內都沒有找到活，只做了兩次零工，給學校和移動基站刷油漆，總共幹了4天，給了300元工錢。現在一天的生活費也要三四十元，他從家裏帶來的一點錢花得也差不多了。
“現在我想找個哪怕差點的、但時間能長點的工作，咬牙也做了。”王偉説，“快要到秋天了，我心裏很著急，今年過年前如果賺了錢就回去，賺得少就乾脆在這裡過年。”
王偉説，在溫州這邊他感過一次冒，但是大醫院太貴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邊的小診所買藥，總共花了32元，這周圍的小診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王甌翔(溫州市勞動保障局職業介紹指導服務中心副書記)：溫州市外來務工人員有327萬人，在溫州各類用工單位中，農民工佔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業的一線員工幾乎都是外來農民工。
企業用工管理不規範，勞動時間長、工作環境差。用人單位平均用工時間長達10個小時，重活、臟活、難活、險活大都是農民工承攬，少數單位根本沒有安全保護措施，對農民工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周德文(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目前在溫州享受勞動保障的外來務工人員所佔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會保障。
專家點評
王永昌：儘早建設“生活大國”
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王永昌博士建議，加快推進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高國民消費能力，從“民生”中要生産力，儘早實現我國從“生産大國”向“生活大國”，“製造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變。
王永昌説，建設“生活大國”，就是在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水準後，國家要著眼于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國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需要，通過加強政府公共服務，擴大公共産品供給，提高國民福利水準，促進國民經濟與居民收入、生活水準協調並進。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徵，一是獨立住宅、汽車、各种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普及化，二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包括新的中産階級形成、專業人員及白領職業隊伍迅速擴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區化等。
王永昌認為，世界多數國家在向現代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了成功轉型與停滯不前的兩種案例。西方發達國家在轉型中“福利國家”理念驟然強化。美國在上世紀大蕭條時期，通過羅斯福新政提高社會救濟、調整勞資關係、擴大內需，成功擺脫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每人平均GDP相繼達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後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被稱為“拉美陷阱”。這些國家大幅度削減關稅，過度依賴出口，內需不足；國民收入結構不合理，輕視民生問題導致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矛盾增多，城郊出現大量失地農民、貧民窟。
王永昌説，這些經驗教訓值得汲取。建設“生活大國”必須首先解決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從國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幾年來，居民收入佔國民總收入比重不斷下降，政府、企業比重不斷上升；從國民收入支出來看，我國投資率近十幾年來持續攀升，從“六五”到“十五”期間，高出世界平均水準一倍；消費率卻持續下降並嚴重偏低，遠遠低於同期世界平均水準。
值得注意的是，從再分配調節來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來源主要是社會保險繳款和收入稅，支出主要是社會福利支出。從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於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説明政府並未發揮再分配功能調節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籌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與社會福利無關的用途。
王永昌建議，必須從民生出發建設“生活大國”、“消費大國”，改革國民收入分配體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打造橄欖形社會結構。在今後內需達到一定水準後，逐步降低出口退稅率，將用於支援出口、補貼外國消費者的錢用於支援消費、補貼國內消費者。
“因病致貧”成最突出民生問題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老百姓反映最多的就是“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會出現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間變成窮人、家庭困難的貧民立即淪為赤貧的情況。病痛正在一步步地蠶食老百姓的收入，擴大社會底部的貧困階層，而醫保水準低也成為東部發達地區最突出的民生問題。
看病貴讓窮人更窮
走訪中，看病貴仍然是群眾反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東部發達地區目前均有相當數量的群體因病致貧或返貧。
在上海市著名的産業工人聚居區蕃瓜弄社區，低保戶潘文龍患有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喪失了勞動能力只能靠吃低保過活，妻子2000年患肝硬化去世。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的兒子為了維持生活課餘只好在學校圖書館打工，暑假裏還在旁邊的“不夜城”公司每天接4小時的電話，而貸款交納的學費至今還沒有著落。
上海市閘北區芷江西路街道交通社區是一大片棚戶區，居住的2200多戶有177戶在吃低保，居委會民政幹部侍道芳説，現在社區內的主要問題就是看病，“困難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馬上會陷入困境。”
在民營經濟最活躍的浙江省溫州市有300多萬名外來務工人員，記者發現，這裡的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障已成為公開的潛規則。曹韶華在溫州已經呆了九年，他説，在工作中來自政府的保障和保護很少，工人在這裡打工生病了都是自費，小病去小診所看，大病就回家了，有的出了工傷也拿不到足額補償。
怕得病的不僅僅是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8月20日記者在上海市楊浦區控江路街道走訪了部分患大病的居民，發現這些居民在患病前家庭收入和經濟條件都在中等水準，本人也都享受醫保，但患上大病後，這些小康之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有的一夜返貧，有的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而現有的保障杯水車薪。
陳鳳敏是上海市楊浦煙草糖酒有限公司的普通職工，從住房面積和傢具擺設能看出這個家庭曾經的幸福。她説，2006年做的肝移植手術僅手術費就25萬元，加上住院、買藥等，共花了30萬元。由於肝移植不納入醫保，鉅額醫藥費中只有前期住院的幾千元能報銷，後期肝移植的所有費用均自費。移植成功後，每個月還要吃3000多元的藥物才能保證不出現排異反應。家裏現在每個月都入不敷出，只能靠親戚幫忙。
不少民政幹部告訴記者，當地很多去不起醫院的群眾，平時要麼在家呆著，要麼使用廉價藥物，最終熬成大病。記者在天津市中低收入群體聚居區小海地居民區採訪時，居民孫阿姨説，她的丈夫1992年下崗後養老、醫療什麼保障都沒有，看病全靠家裏，這幾年他有嚴重的腰間盤脫出，去醫院做一次鐳射治療要2000多元，由於掏不起錢，只能在家裏生扛著。
上海市楊浦區民政局副局長虞軍説，全區各級民政救助中醫療問題佔到工作總量的90%以上，絕大多數困難群體都是因病致貧，而政府現有的救助力度十分有限。
醫保面窄，標準低、門檻高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目前各地醫保措施覆蓋面窄、報銷標準低、參保門檻高、操作複雜化，成為影響群眾看病和參保的障礙。
一是住院押金高和報銷標準低。一旦得了大病重病，只能報銷在住院期間、醫保範圍內發生的醫藥費的50%-70%，而餘下30%-50%的醫藥費和需自費購買的藥物，就會成為壓垮家庭的沉重經濟負擔。尤其是得大病需要住院治療時，醫院要求首付的住院押金大多在5000元至1萬元，很多貧困家庭根本無力承擔，這個矛盾目前非常突出。
二是醫保報銷的門檻費過高。記者調查發現，津滬魯浙四省市居民參加醫保後發生費用，必須要超過一定的門檻才能報銷，就是這道平常人看起來並不高的門檻，卡住了很多低收入者的就醫路。
天津市小海地居民劉淑蘭大娘説，“醫保規定門診必須花夠800元才能報銷，住院門檻要1700元，我全家月收入才1900元，這麼高的門檻老百姓怎麼拿得起？”上海市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居民參加上海市普通居民醫療保險須個人交120元，但醫保每年都有1000元的門檻費，有不少身體稍好一些的低保戶認為他一年下來吃的藥也不過1000多元，超出後能報銷的部分又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交120元參保不划算，導致參保積極性不高。
三是醫保存在較大政策空白點。近年來，因病致困的人群呈現複雜化，許多患大病的真正困難人群無法納入政府保障，成為醫保盲區。
記者在浙江省樂清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文件中“不予支付費用的診療項目範圍”看到，名目繁多、名稱專業的疾病讓人眼花繚亂。而上海市規定對於開放性肺結核的第一次檢查費用全免，但這在實際治療時只佔總費用的很小一部分。群眾反映，開放性肺結核的前期治療需要保肝、保胃，費用要2萬多，最後真正由政府全免的只有幾百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