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新華視點 機構改革）“大部門體制”：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新變革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１１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受國務院委託，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向大會作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説明。
根據有關方案，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涉及調整變動的機構１５個，正部級機構減少４個。其中，新組建的工業和資訊化部、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五個大部，尤為引人注目。
以“大部門體制”為突破口的新一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由此拉開帷幕。
“大部門體制”劍指“九龍治水”
以往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落腳點基本上是“精簡、統一、增效”。“大部門體制”改革更多強調部門整合和職能整合的有機統一。
“九龍治水”，是長期以來社會上對部門多頭管理的形象説法。
“大部門體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務範圍趨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管理，首先指向的就是解決政出多門的問題。南開大學“大部門體制改革課題組”負責人朱光磊教授解釋説。
有的地方對人力資源培訓市場多方管理，勞動部門組織職業考試，編寫考試教材，主辦培訓機構，認證職業資格；人事部門也不甘人後，組建人才認證中心，編寫人才開發目錄，開展人才認證。
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委員還舉例説，近期的南方雨雪冰凍災害，如果相關部門能夠更好地整合職能，效果會更好。
根據方案，將發展改革委、國防科工委、資訊産業部分別負責的有關工業管理職能整合，組建工業和資訊化部；將交通部、民航總局的職責，建設部的指導城市客運職責，整合劃入交通運輸部；將人事部、勞動保障部的職責整合組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大部門體制’改革，有利於減少政府部門間的摩擦協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變部門之間‘扯皮’為部門內部協調，更好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楊子強代表説。
“大部門體制”從最急需改革處入手
“問題就是改革的重點，就是舊體制的突破口和新體制的生長點。“大部門體制”從最急需改革處入手。
“經過改革開放３０年的發展，中國由生存型社會轉向發展型社會，這是‘大部門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背景。”遲福林委員説。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向環境保護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目前環保部門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決策地位並未真正確立起來，更多的是一個監管部門。”遲福林委員説，組建環境保護部，正是當下之需，有助於加大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力度。
推進資訊化和工業化融合，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迫切要求。此次將組建工業和資訊化部。中國移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徐龍代表説，這有利於向現代工業資訊化延伸，有助於推進高新技術和傳統製造業的融合，實現工業“由大變強”。
發展的另一個緊迫問題，就是改善民生，加強公共服務。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食品藥品監管體系的進一步理順，將直面這些問題。
這些年來，勞動保障和人事管理也經歷了先合後拆的過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組建，將直接推動許多與人力資源有關的改革。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更加突出了住房保障體系建設，加強城鄉統籌。
推進“大部門體制”也選擇了一些條件相對成熟的領域，比如説交通運輸方面。民航、公路等領域的政企分開，已經有相當的進展，奠定了合併建立大交通部的基礎。
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以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公眾需要作為“大部門體制”的優先選擇標準。山東臨沂市市長張少軍代表説，“大部門體制”方向選對了，從需要的地方入手，急的事情先辦，然後再逐步推開，這是一個穩妥的辦法。
“大部門體制”堅持權責一致
與按政府專業管理職能設置政府機構的“小部門體制”不同，“大部門體制”的特點是把多種內容有聯繫的事務交由一個部管轄，部門許可權隨之擴充。
沒有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相對分離與制約，就沒有真正的大部門體制。一些代表提出，這是防止“大部門體制”改革産生權力膨脹的關鍵。
“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在部門的許可權調整與擴充的同時，部門的責任也要相應提高。中國工商銀行安徽分行行長趙鵬代表説，探索實行“大部門體制”，還必須與建立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和推行問責制度相結合。
“大部門體制”路有多遠
“大部門體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既應當把握趨勢，積極探索，不斷推進；又應當把握節奏，審慎穩妥，循序漸進。
做到長遠目標與階段性目標相結合，整體設計與分步實施相結合。這是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要把握的重點。
包括“大部門體制”在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中國歷史上和在世界歷史上都沒有先例可循。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袁曙宏説，積極穩妥、有序推進，是必須的。
部門職能分工、權責邊界劃分，這些觸及利益的棘手問題，也將增加改革的複雜性。
綜觀世界各國，發達國家的政府內閣部門雖然現在一般不超過20個，但都是經歷了較長時間逐步改革的結果，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部門多在20個以上，有的甚至達到四、五十個。“防止急於求成，走大的彎路，對於改革的成功十分重要。”袁曙宏説。
我國正處於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一些行政部門承擔著重要的改革任務。在這些改革與轉型任務沒有完成前，考慮到政府職能階段性需求，這些領域不宜急於推進“大部門體制”。遲福林委員説，另外，推行“大部門體制”仍然是在中央層面進行的改革探索。從現實情況看，進一步明晰中央和各級政府的事權，尚需時日。
國務院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現在起，我們要經過約１２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歸根到底是建設一個人民滿意的政府。（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趙承、張旭東、宋振遠）
